我正俯身向前走着，父亲低沉的、气喘吁吁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到都到了，你慌什么慌？”我站在原地，弓下腰，扭头看着父亲。父亲微恼的、胡须拉杂的脸上挂满了汗水，滴滴答答，不住地往下掉。尽管我穿了新买的“回力鞋”，尽管不过上午八九点钟光景，但太阳已早早地翻过县城东面的落溪山顶，直直地照耀着城厢粮站门口的斜坡，斜坡是干巴巴的水泥铺就的，经过连续几天烈日的暴晒，散发出熊熊的热力，感觉像赤足踩到火盆上。我背过双手，扶住腰间的麻布口袋，直了一下腰，双肩顷刻间如释重负，可手一松，沉重的酸悠悠的感觉便再次裹满了双肩。我其实一点也不慌，只是看着近在眼前的城厢粮站，心里无法抑制地有一点小小的激动；父亲说我慌，想来是嫌我走得太快，父亲好多次说过，路是一步步走的，慢是一程，快也是一程，不必要急的。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走了那么远的路，双肩那么沉，加上即将大功告成的喜悦，我想不加快脚步都不行啊。但是，我没有反驳父亲。父亲的背上也背着帆布口袋，而且装的比我多了一倍还不止，鼓鼓囊囊地压在父亲背上，走平路时还没什么，遇到上坡，父亲微驼的腰身便不得不更深地弯下去。见我停下了脚步，父亲笑了起来，我的小心思，他似乎早已洞穿。一年前，我初中毕业，因为父亲管理的茶园经营遇上了麻烦，我几乎放弃了中考，后来勉强参加了考试，结果却可想而知。新学期一开学，父亲便偷偷跑去学校找老师替我报了名，要我去复读。父亲把一切都安排好了要我去复读的时候，我没答应也没反对，父亲笑着对我说：“去吧，我知道你不甘心，我更不甘心啊……”几天前，我从学校拿回录取通知书，交到父亲手里，像顺利完成了一件父亲交给的作业。父亲把通知书捧在手心，像捧一件珍贵的易碎品，父亲笑了，他的言语更深刻地说明了他内心的兴奋：“我就知道么，我儿，不该像我，一辈子窝在溪头沟里的！”父亲还说了很多的话，其他的，差不多都是喃喃自语，近乎语无伦次了……转眼就到了八月末，录取通知书上的开学时间越来越近，再不把“粮食关系”转到学校，开了学我就将无饭可吃。这就是我和父亲兴奋且急切的原因，父亲没有表现出来，不过是因为父亲习惯了把自己的情绪藏在在内心里。城厢粮站的院坝是平平展展的水泥地，当空的烈日下，水泥地变成了一张巨大的镜面，隐约地反射出热辣辣的光芒。我和父亲汗涔涔地走过院坝，活像多年后我在汗蒸馆滚烫的木地板上踱步。收粮大厅里空空旷旷的，没有了太阳的暴晒，热力自然减小了不少，放下帆布口袋，浑身刹那间就清清爽爽的了。收粮大厅里摆了一架磅秤和一张竹制座椅，却没有人。我和父亲背着玉米，一大早从溪头沟出发，走了那么远的山路来交粮，却找不到收粮的人。父亲将鼓鼓囊囊的帆布口袋挪到磅秤边，撩起衣服擦了擦眼角的汗水，开始以磅秤为圆心转着不规则的圈儿。一边转圈儿，一边四下里张望。收粮员在院坝角落出现的时候，父亲正转到面朝大门的方向，等父亲发现时，收粮员的身影已经站到了帆布口袋前。“打开。”收粮员说。收粮员指向帆布口袋的手里握着手绢，却一点也不影响他伸出食指，倒是另一只手里端着的白色陶瓷茶杯，因为他身体的晃动，接连发出了几声清脆的响动，有几滴茶水沿着杯沿滴落了下来，收银员赶紧收起握手绢的手，飞快地摁住杯盖。我和父亲七手八脚地解玉米口袋上的绳结。不知道是紧张，还是绳结打得太死，我解开了老半天，父亲还没能解开。在收粮员的注视下，父亲的手微微发起抖来，后来父亲索性低下头，大开的嘴巴不由分说地含住了绳结，双手死死地抓住帆布口袋，下颌接连甩动了几下，很快扬起脸来。父亲满脸通红地牵着帆布口袋的边，露出口袋里黄橙橙的玉米。收粮员拿眼瞅了瞅父亲，端起茶杯，押了一口，然后探着头，朝父亲身前的玉米口袋瞄了一眼：“晒一下。”收粮员说着，又一次伸出握着手绢的手指了指亮光光的水泥地面。父亲的身子一下就挺住了，父亲交过多次粮，但父亲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昨晚刚刚从火炕上取下来，又连夜手工瓣下的玉米粒竟然还需要晾晒。父亲想说什么，可收粮员丢下那句话就转身走开了，父亲张开嘴，面对的不过是一张摇摇晃晃的背影。父亲噎在那里。我看着父亲，又看看越走越远的收粮员，也噎在那里。收粮员的身影是接近十二点时出现在磅秤边的。父亲站起身，迎着收粮员，抖抖擞擞地走上前去。父亲笑了笑，想说些什么，就在父亲张开嘴的一刹那，传来了收粮员的话：“搞什么名堂？都快十二点了！”父亲浑身一怔，双腿不觉间开始闪动，险些跪倒在地。收粮员说完，又要转身离开。父亲的脚步那一刻突然变得出乎意料的迅捷。父亲冲到收粮员跟前，挡住收粮员的去路，哆嗦着，变戏法似地从衣兜里掏出一盒烟。收粮员离开以后，父亲便带着我，将玉米倒了出来，又一点点在院坝里摊开，中途，父亲叫我一个人守着，他要出去上个厕所，如果没猜错，那香烟应该就是在那时候买的。父亲一手捂着香烟，另一只手抓住收粮员洁白的衬衣口袋，准确无误地塞了进去。父亲的动作之果断之迅捷，让收粮员一时没回过神来。“你——”收粮员的眼睛鼓得浑圆，盯着父亲，只吐出一个字便紧闭了双唇。面无表情地回到磅秤边，收粮员指了指父亲，又指了指玉米口袋，心领神会的父亲一下明白了收粮员的意思，飞快地将重新装好的玉米口袋搬上磅秤，又飞快地跟着收粮员走进院坝边的粮食仓库。父亲从仓库出来的时候，双手拿着空帆布口袋，昂首挺胸，活像战场上凯旋而归的士兵。跟着父亲往回走，走到城厢粮站大门的时候，父亲停下了脚步，仰望着天空，正午的阳光映照下来，父亲的脸上立时呈现出一种雕塑般的光彩。那是1990年8月。那一年，我16岁。2013年夏天去正西街，看过文化馆残破的院落之后，我就径直去了街口。昔日的城厢粮站不知什么时候改建成了住宅小区，名字是响当当的四个字：龙府花园。门口的斜坡倒还是多年前的水泥地面，表面的坑洼似乎更多了。我站在街口望着斜坡，满脑子都是那个八月，父亲留在城厢粮站门口的身影。这时候，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拄着拐杖从我身边经过，缓缓地、目不斜视地朝斜坡走去。老人颤颤巍巍的，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风一吹就可能随时倒掉的样子。擦身而过的瞬间，我注视着老人长满皱纹的脸，几乎惊叫而出——老人的面容，像极了记忆中的那个收粮员，只是，他的样子比我父亲的现在还要苍老。我不敢肯定，如果我真的惊叫而出，会不会把他吓着？
交通旅馆
以前，正西街两边都是木头房子，一家紧贴着一家，屋檐连着屋檐。沿街的屋檐槛就是街边的人行道，街窄小，木头房子更显不出丝毫的空阔和大气，文化馆、井阁商场、新华书店等处的楼房相继在正西街落成之后，就更加地衬托出木头房子的低矮和老旧来。隔几户人家的门前就栽了电线杆，线路按着户头，连着一家家的房子。
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井阁商场门前最靠近街心的电线杆，上面挂了一块黑板，写着电影院正在上映的电影和放映时间，相邻的电线杆上挂着一块白色小灯箱，灯箱上积满了厚厚的灰尘，即便有灯光的映照，“交通旅馆”四个红色的字体也模模糊糊的，很难辨认得清。
电线杆就立在井阁商场与紧挨着的木头房屋的交界处，灯箱上描画的箭头直直地指向木头房子屋檐下的门框，门框上挂着铁门扣，镶了木制门板，木板门向里开着，从没见锁上过。站在门口的屋檐槛上，轻轻一跳就能摸到木头房子的屋檐，再稍稍用点力，就能触及电线杆上的白色小灯箱。
门即是交通旅社的入口。门内的过道穿木头房子而过，曲里拐弯地通到交通旅馆的大门，因为窄逼和视觉里光线的强弱差异，站在街面上看过去，过道是黑漆漆的，怎么也望不到头。
进入新世纪之后，以县城的发展和城市建设的需要为名，交通旅馆临街的木头房子被拆除，进出交通旅馆的大门于是豁然开朗，交通旅馆的真实面目这才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过往正西街的人们，一扭头就能瞅见交通旅馆的大门和高高的外墙。
外墙从头到脚由一色的砖块砌成，经过长时间的日晒雨淋，砖块和砖缝间的水泥灰浆显露出被风化的痕迹，颜色浅淡不一，少部分是浅淡的灰白，大部分已变成淡黑色，烟熏过似的，如若不是门楣上方一抹石灰底的墙面上写着“交通旅馆”四个红色大字，定会有人误以为那是一块旧年遗留下来的碉堡。
进得门去，你会惊奇地发现，远近闻名的交通旅馆竟然也是一座四合院。院子四壁皆为三层小楼，房门皆朝里开着，门前是四面环绕的走廊。院坝右侧靠外的角上有一处悬梯（在墙缝间装上钢筋，用水泥灌注成梯步，安上扶手就成了），拾梯而上，可去到任何一层的房间；左侧靠里的角上还设有一处楼梯，楼梯以院角的立柱为中心，盘曲而上，同样可直达楼顶。一座纯粹中式的四合院，却糅杂着些许西式建筑的特色，真正是中西合璧了。
熟悉正西街的老辈人说，交通旅馆现在的楼房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最早时期的交通旅馆也是木头房子，完全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天全地处西进甘孜藏区的要冲，西进东去的人到了天全，总是要歇上一脚，充分休整之后再继续前行，那些公干出差的，大多去了纯国营性质的政府招待所和后来兴建的二旅社，交通旅馆则是那些自掏腰包的旅客和卖劳力为生者不二的留宿之地。
交通旅馆后来所以改建成楼房，起因是一场突起的大火，那场大火，让交通旅馆和周围相连成片的房屋顷刻间化成了灰烬。派出所的档案袋里，现在还存留着关于那场大火的调查记录，没有确切证据表明是谁在故意纵火，也没有确切证据表明猛烈的火势最初起自哪里、怎么引起的，总之，那场代价沉重的大火就是一桩悬案，也可以说它是一场意料之外的天灾。派出所的档案袋里同时还留存着其他一些有关交通旅馆的记录，被询问人不外乎是外地流窜来天全的扒手、嫖娼被捉的乡下民工、平常以餐馆服务员为身份掩护的娼妓、身背腊肉或鸡鸭牛羊的小偷……这些人，也基本就是那个时期交通旅馆的主要客源。每被捉一次，被捉的本性难移的那些人从此转移了阵地，从正西街上销声匿迹，更多的人因为残存的羞耻心和周围随时可能降临的道德攻击，让他们望而却步，少则三五月，或者一年半载，甚或一辈子都不会再出现在交通旅馆的院坝里；派出所每到交通旅馆出一次警，逮住的也基本都是新面孔，从未在档案记录里出现过的，当年办案的警察至今都说不清这到底是为什么。
后来就市场经济了，首先受此冲击的是政府招待所和二旅社，政府招待所是干干脆脆地被取消，二旅社则被改了个名字，摇身一变，成了私体性质的天全宾馆，倒是交通旅馆似乎还是原来的样子，但其实质也随之由“集体”转成了“个体”。
变化最大的是入住的旅客。这时候，稍稍有些经济实力的人到了天全，就都去了天全宾馆或其他一些后来兴建起来的大大小小的酒店。和交通旅馆相比，那些地方无疑更亮堂更显品位，也更符合旅客们有钱人的身份，但价格却也是水涨船高的，去那些地方入住的人倒不在意这个，他们都是些过路客，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即便是豪掷千金，也是他们乐于为之的。而那些准备较长时间在天全立足又无经济后盾的人，好些就选择了交通旅馆，这里是不够气派但价格便宜，每人每天十块，天底下打着灯笼都难找着的，房间里的一切用具尽管老旧但都是刚刚用肥皂洗过的，而且不管你住一天、一月还是一年，或者更久，都是每天一换的。了解情况的、听了解情况的人介绍的、以前不了解情况住过一次后就记住了的，但凡进了天全县城，就都径直来到正西街，跨进交通旅馆的大门。如此一来，交通旅馆里常住的，绝大部分都是回头客。共同在一个大门里进出，彼此见了面，都觉得相熟。后来就真的熟悉了，没事的时候，就不免三三两两地搬来小凳，坐在交通旅馆的院子里或者走廊间，喝着茶、抽着烟、天南海北地聊天，不知道详情的人看到这一幕，还以为是哪家的兄弟或者父子在开家庭会议呢。
交通旅馆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以后，人们便编了一句顺口溜：吃东风，住交通。顺口溜流传很广，上了些年纪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交通即是交通旅馆的简称，而东风则是位于东大街上一家的餐馆，所卖尽皆本地口味的家常吃食，全名东风食堂。两个地方相距不远，从交通旅馆出来，过旧县城十字街口，不几步就到了。
我从未作为旅客进到交通旅馆里去过，东风食堂倒是光顾过几次的，食堂上桌的食物无不满盘满碗的，口味也很地道，价格却和外面相差无几。最早时期的东风食堂也是临街的木头房子，后来也改建成了楼房，但食堂的生意并没有因此变得红火，后来干脆就关门歇业，从食客们的视线里消失了。
与之齐名的交通旅馆却是一直坚持到了下来，时间对于交通旅馆似乎是慢的，或者也可以说，是交通旅馆让时间放慢了前进的脚步。它仿佛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正西街乃至整个县城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而交通旅馆，除了外墙上渐渐加深的斑驳痕迹和院坝里不断变换的人影，院坝里的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入住的价格依然是多年前定下的，每天十块，不管你住多久，也不管你的本地人还是外来客，床上用品老旧是老旧了，却依旧是洗得干干净净的。
交通旅馆现在的管理者（不知道是否就是老板本人或者老板家属）是一位年轻妇人，着粉红的连衣裙，身材高挑，长发披肩。我问她：“你就没想过变化一下吗？”她很肯定地摇摇头，有些答非所问：“不会！”我接着好奇地问：“你就不担心有一天开不下去？”年轻妇人盯着我的脸看了好一会儿，似是而非地回答：“谁知道呢。”她的话，像自言自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