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州城三十里外的一段古河道上，有村民在挖地基时，挖出了一把古剑。这把古剑可不是一把平常的古剑，它有十几米长，六十多公分宽，重达三千余公斤，是剑中的巨无霸。古剑一出土，市里的考古人员就从铭文中得出结论，原来是杜甫的父亲杜闲在这里任职时铸造的。当时，这里有一条河叫泗水河，河水经常泛滥，为害当地的百姓。那杜闲知府为了造福一方百姓，筹资修筑了一道大堤。大堤筑成之后，特地铸了这把剑，用来镇守河堤。又考证，此剑不但铸于历史久远的唐代，还是目前世界上最长、最大、最重的古剑。因此，消息传出，一时轰动，各种媒体蜂拥而至，连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都进行了报道。
只是古剑出土，如何进行保存与保护成了问题。总不能就这么丢在河堤上，任凭风吹雨打吧？惟一的办法，便是放在博物馆内。充州城是有博物馆的，就在那古塔旁边，里面也收藏了不少文物。只是此馆建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只不过是几间宽大些的平房，根本容纳不下。于是，建一个更大的博物馆，成了充州文物管理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恰在此时，古剑面世的消息让一位台湾富豪知道了。此富豪姓杜，自称是杜甫的后人，他亲自跑到充州来观看古剑，并当即拍板要出资兴建博物馆。充州城里的官员一听，安有拒绝之理？事情过了不到半个月，新博物馆就破土动工了。因为那古塔的缘故，新博物馆没有挪换地址，还是建在那古塔之下。
破土动工的那一天，还搞了个隆重的奠基仪式，放了一串热烈的鞭炮。
那天，我正在睡觉，正是博物馆动工的鞭炮将我惊醒的。我起了床，问崔之峰道，崔兄，什么人在放鞭炮？
崔之峰在埋头看一本书，有些茫然说，不知道。
我便从出租屋里跑出来，举了眼朝鞭炮炸响的方位看。这一看不打紧，登时就傻了眼，站在那里呆若木鸡。
崔之峰手里拿着书跟出来，见我这般模样，吃惊说，怎么了，赵兄？
我脱口叫道，完了！全完了！
崔之峰奇怪地瞪大了眼，道，赵兄，什么完了？
我叹息一声说，这里一建博物馆，咱们的洞就挖不成了！
为啥？他还是不解。
我说，要建博物馆，就要挖地基，咱们的盗洞就从这地基下面过，而且是进入地宫的唯一通路。如此一来，咱们的盗洞还怎么挖下去？
他显然明白了我的话，立时惊住，怔怔地看着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盗宝行动就这么功亏一篑地划上了句号。
想起四五个月的努力付诸东流，想起那埋在地宫之内的宝藏从此与我们无缘，两人的沮丧情绪差不多到了极致。特别是崔之峰，他不仅仅是沮丧，简直就是绝望与痛不欲生。我清楚，他不顾触犯刑律而盗宝，并不是为了发财，完全是要和官方的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们叫板的，他要让自己的发现，证明那些专家学者们的昏庸。因此，获得这样的结果，他无法接受，更心有不甘。一连几天，他一个人站在出租房前，呆呆地望着好几辆挖掘机在那里开挖地基，眉头皱起个大疙瘩。
那时，李乐桥还没有回北京，他看到崔之峰痛苦的样子，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说，崔兄，没指望了，还是撤吧。
崔之峰却一动不动。
李乐桥又说，崔兄，别遗憾了，认了吧！我也不要你那几间破房子了，算我倒霉吧！
崔之峰仍然一动不动。过了半天，他才回过头，将目光望向我道，赵兄，难道真得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
我望着那挖掘机挖出的大坑，摇了摇头。
就不能再选个地方重新开始？他用乞求的目光望着我说。
我还是摇了摇头。
事实上，就要到手的珍宝以如此的结局收场，我也心有不甘，这几天，我悄悄地在那古塔的周围转了转，察看了一下地形，妄图选个新址卷土重来，可是，除了古塔的南面要建博物馆，已被地基封死之外，塔的西面不远处有一条穿城而过的小河，盗洞是无法从河下经过的。而塔的北面虽然没有河流，但是，除了一条宽宽的大马路之外，就是市政府的办公大楼，根本找不到隐蔽的地方落脚。塔的东部则是广场与火车站，同样没有落脚点。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放弃。
见我摇头，崔之峰脸难看得如同死了亲娘老子。
博物馆的地基越挖越大，越挖越深，等透出水来时，我们终于死了心。这时候，我们不但放弃了盗宝计划，还必须从城处运土进城，将那盗洞进行填埋。因为我们放弃之后，出租房就得转让，新的房主如果发现了盗洞，我们的事情就会东窗事发。弄个盗墓未遂罪，也够我们喝一壶的。填埋盗洞，自然也得悄悄进行，一般是凌晨去运土，天一放亮就得停工。这么着，用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才将那盗洞的竖井部分填埋好。
这时候，那场非典也终于到了尾声，李乐桥又回到了北京。
随着李乐桥去北京的，除了他那个写诗的小老婆外，还有我赵发庆。
没有墓可盗挖，我也就没有了生活来源，李乐桥倒是记住了我们当年起诗社时的交情，邀我到他在北京的公司干事，走投无路的我自然欣然答应了。临离开充州城的时候，我们三人来到一家小餐馆，就着烧鸡与酱兔头，把酒喝得烂醉如泥。崔之峰平时是不太喝酒的，这次喝得最多，喝着喝着就叹息，叹着叹着竟有泪哗哗地流了出来。我知道他心情不好，劝说道，崔兄，你横竖一个人在家，不如也去北京，咱们三个人一起做事，多好？
崔之峰却摇起了头。
我还要再劝说，李乐桥道，赵兄，你就别劝了，之前我动员过他多次了。
我说，崔兄，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走呢？
崔之峰没有回答我，只是将目光望向餐馆门外。
餐馆门外是一条街，街的对面是鳞次栉比的建筑物，越过那些建筑物，就看到了那座古塔。此时，那座古建筑正在苍穹里竖立着，塔尖上似乎还有白云缠绕着。他定定地望了许久，仍然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接下来的酒吃得越发沉闷，直到大家分手。
分手之后，我跟着李东桥连夜去了北京。
10
李乐桥的文化公司说是在北京，其实距北京市中心相当遥远，已经到了通州地面，而且是在一个偏僻的村庄里。村里的农户家家都起着小楼，那些歪三斜四、五花八门，不怎么规范的小楼内，无一例外地住着来京的京漂。他们通常是天一亮动身，然后乘地铁去市里上班，晚上再乘地铁返回。李乐桥的公司同样在一幢农家小楼里，与别的京漂有所不同，员工们不用起早往市里赶，原地不动地在小楼里上班就可以了。因为来了非典，公司原来的员工都树倒猢狲散，只有他租的那套房子还在，里面的电脑、打字机、写字桌都还齐全。
回到北京，李乐桥自然还是照旧干原来的老本行。而我，则成了他的助手。
初来北京时，我还十分怀念与崔之峰一起挖盗洞的那段生活，也一直为盗宝计划半途而废遗憾着，因此，我也就经常想起崔之峰来，想他在我刚刚出狱回来时，冒着冷寒去我家找我的情景；想他对家乡历史的孜孜探究，以及他没有完成的盗宝夙愿。我就想，不知道现在他一个人孤独地留在家中干什么？每当望见那座古塔的时候，他会怎么想？有一次，我这么想着他的时候，不由就掏出手机来，给他拨去了电话，我想再一次动员他来北京，同我们一起打拼。但是，号码拨过去了，反馈过来的信息却告诉我，他已经停机。
我就知道，如果不回充州，就难以同他联系了。
渐渐地，时间就到了年底。到了年底，公司却忙了起来，一下子征集到三本书的书稿，李乐桥要求我在年前一定要编好下厂。如此一来，我就没有时间回家过年了，再加之那儿已经没有了父母，老婆离婚之后带着孩子远嫁他乡，不知去向，既然回家没有什么亲人可投奔，我也就安心地留在了北京。
李乐桥这个孝子倒是一如既往地又回家过年去了，直到过了元霄节才回来。回来之后，我才从他那里知道了崔之峰的消息。李乐桥告诉我，崔之峰还是从前的老样子，自从盗宝计划放弃后，他就把家里的租房户全部辞掉了，自己在临街的房子里开办了一个小书亭，专门对外售书与租书。
我听罢之后就叫了起来，说，现在谁还看书啊？他靠这个，不饿干了牙啊？
李乐桥说，我也劝过他，可他就是不听。
我叹口气说，这个崔之峰，真是让人不理解！
李乐桥则说，这个老夫子，就由他去吧！
之后的日子过得还是飞也似的快，一晃眼，我来北京竟有三年的时间了。三年中，我还是在李乐桥手下干老行当，最大的变化是，我和一位女人同居了。那是位来自东北的女人，三十多岁，离了婚，人十分漂亮，一对奶子特别翘，常常惹得我想入非非。她是个画家，与我们住在同一个出租楼上。编完书稿，没事的时候，我就喜欢到她的画室里走一走，对她的画作进行一番评判。她对我的态度挺好，总是冲我笑笑的。三来两往，竟有了感情，我们就睡在一起了。
有了女人，我差不多把老家充州，甚至崔之峰都给忘了。我在繁闹的北京，在温柔乡里乐不思蜀。
就在这时候，我却有了一次回充州的机会。
此次回充州，是因为我在一次出差广东时，将身分证给弄丢了，必须马上办理，否则将寸步难行。而我这个京漂，只有回户籍所在地办理才成。我就跟李乐桥打了声招呼，回充州来了。
那时候，从北京到充州还没有通高铁，但动车已经开通多年，大约有两个半小时就能到达。这样的速度，比从通州到北京市中心也慢不了多少。
一走出火车站，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座古塔。近千年过去了，它还是那么高高地矗立着，显得很是忠于职守、孜孜不倦。望着古塔，我当然就想起了崔之峰，还有我们当年的盗宝行动。我就想，如果那博物馆不重建，那盗洞早就挖通了，地宫里的财宝也早让我们发现。那么，我的结局应该就不是今天的样子了。也许我们见证了一个惊天的大秘密，但也因此而触犯了法律，说不定现在，我还在牢中蹲着呢！尽管我一度活得泼烦，想来个二进宫，但是，那也只是一种情绪的发泄罢了。真让我再进监狱，也是极不情愿的。特别是现在，我在北京已经拥有了女人和事业，就更是另一回事了，不能不暗暗庆幸盗宝行动的半途而废了。
望着古塔想起了崔之峰，但我并没有急于去见他。我决定先到派出所办手续，之后再见他不迟。因此，我叫了一辆出租车，直接去了派出所。还好，身份证办理得很顺利，等我从派出所出来，天已近黄昏。我这才招手打了辆出租车，去见崔之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