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连四川当地人都觉得，这个古老的定居点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在码头之上的长廊里，当地的历史学家杜先生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家乡历史的重要性传播出去。但是，清晰明了的含义并不总是能表达他的热情。当他拿过笔记本和圆珠笔，笔迹大而干净地记录下从他嘴里说出的每一个名字的时候，我的同伴依次浮现出了惊讶之情——首先是一位来自陕西的教授，接着是来自成都的秘书和司机，最后是宜宾市的记者。我很快就明白了他们无法理解的原因。他不仅有很明显的口音，而且在他的音调中也夹杂着咕哝声和假声。这也暗示着，他的祖先给他留下了混杂多样的文化遗产。随着杜先生的热情不断高涨，我们甚至连他疯狂的手势语也理解不了了。
这里有一些让人轻松的基本信息。龙华古镇大约在汉朝时出现，而后在五代十国时才开始有记载，但直到明清时期，人们才意识到它重要的战略意义。曾有一名叫江玉龙（公元1789——1863年）的将领，奉朝廷之命来到屏山县镇压反抗者以加强边防，并在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的许多士兵都是从福建和安徽调来的，他们使这个古老的小镇重新出现在了这里。同时，他们还吸引了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们，从而也形成了稀奇古怪的语言特征。因为他的贡献，朝廷册封他为四川省五品军政要员。其死后的谥号为“果”（义同“水果”），十分地接地气。他的坟墓遗址在现在的广元市昭化区。
在杜先生和他的前辈带领下，人们可以凭借现代化的手段去分析龙华的古老特征，从而也可以为以后的保护制定合理的规划。眼下的这块国家保护区，占地面积为3.67万平方公里，周围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地方四分之一已经得到修建。2013年，年代探测学家对一棵有4个人围起来那么粗的菩提树进行了研究。这棵树倾斜着延伸过河，和村边的树梢交织在一起。据估计，此树已有230年的历史。也就是说在美国独立时，这儿还只有树的种子；到法国革命的时候，它破土成了幼小的树苗。当地人受我们这群人的吸引围了过来，他们似乎很喜欢轻拍从树根下长出的一个东西。在我看来，这个突出来的木头块儿像个肿物，没有任何的特色。他们给这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龙头”。清朝的皇帝们贪婪地把这神兽视为皇室的标志，并严禁平民百姓使用这个图案。而在民间的文化中，这早已成为吉祥的象征。在四川沿长江一带，每逢新年，人们都会用麦秆缝制怪兽像，在游行跳舞的时候，将它们挑在竹竿上。这就是在电视和西方华人区庆祝上见到的舞狮习俗的淳朴版本。而这似乎真的能带来好运。“龙华”这个名字可以被译为“中华龙”，而这个村庄的名字也来源于一个同名寺庙，怪不得当地人会这么珍惜龙和这个与龙头十分相像的树桩。
去龙华的路上一定要小心翼翼，遮盖起来的石桥正处于维护之中，所以人们在通过的时候必须借助临时用木板搭成的踏板。在主干道右侧的几十米处着陆，迎接人们的是成片的水泥滩和建筑工人用的三色防水油布，以及更多表明正在施工翻新的标志。真正的入口是西侧的大门。之前的围墙早已不在了，而仅能使两人并肩通过的拱门早已失去了军事意义。事实上，由于龙华人的地位谦卑，当地人习惯把这儿称为“扇子门”。如今，新月形拱门的石头上已长满了青苔——镇上几乎所有不是木头的东西表面也都一样。
从上面下来走到主街上，就再也看不到这个地方的全景了。无处不在的绿色光辉为古镇营造了一种阴郁的氛围。因而，每当从台阶或石板上下时，人们不得不小心翼翼。破旧的木房子有的门“开”着，有的“关”着，这完全取决于人们是想为了御寒在家里喝茶，或是蹲在外面和邻居打扑克。第二种场景则是，房子的扇形折门都半开着，一是为了跑烟，二是为了来人进出方便。除了不顾危险、在台阶上活泼地蹦上跳下的小学生，几乎没人能抵住寒冷。在用切肉刀给鱼去鳞的时候，小餐馆里胖胖的老板娘身裹着一件聚酯围裙，围裙上鱼鳞斑斑，即使是这样，她的眼神也一直盯着街上来的这个“外国人”。她也许有可能也在准备和杜夫人招待我们午饭一样的乡间美味——甜美的萝卜汤和高蛋白的油炸竹蜂蛹。
跟随杜先生在龙华漫步，每块石头似乎都在讲述着一个故事。先前住在这里的彭氏家族曾经营着一家染坊，房屋建筑的特色是一楼一底。人们在底层做生意，楼上则是温馨的家庭生活。屋子外面，靠墙竖着一块被凿成“凹”字的石头。这是染坊遗留下来的东西，尽管并不清楚它当时具体有什么用途。另外一家据说在中国独一无二、没有任何其它地方这样举行祭祀了，其祖先的墓穴就在和街道齐平的底层，而后人则在上面一层居住。令人失望的是，可能是主人不在家，也可能是主人家受够了游人那可怕的热情，拒绝应答我们的敲门声。虽然我们透过门缝往里看，但从黑漆漆的前院看不出个什么究竟。突出地面的模糊东西可能是墓堆，也可能是几袋倒出了一半儿的石灰。
跟着杜先生一起旅行，映入眼帘的独特东西不尽相同。虽然对这些东西有点儿厌倦了，但我还是注意到一所马厩似的房门上画着的一个芒果状的心形（或者说是一个心形的芒果）。在心型的中央倒写着一个“忠”字（意为“满是忠诚”或“无限忠诚”）。我第一次看见这个标识是在陕西蒲城的一扇纱门上。那是一座清代的庭院，紧挨着国民党将领杨虎城母亲的住处。在许多窗格下的菱形小窗上，都曾装饰有倒“忠”字。人们推测，这些标识是近些年来被擦干净的。管理员告诉我们，这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动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曾被积极号召去破除陋习，毁坏象征堕落腐朽的古迹文物。这时就有人用刻印的图案来坚定地支持家人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拥护，以拯救那些古色古香的陈设。当时，对伟大领袖的话语或是中国共产党的标志的毁坏是一种性质严重的冒犯（而且也会被惩罚）。于是，通过一个小小的有心机的重新装饰，殷实之家才得以保住其珍贵的财富。
在半个世纪前，龙华是否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我们不清楚。但从木门和墙上毛主席语录的数量来看，这些标语很有可能是为了促使山区人民接受正统的意识形态。如今，出现了有趣的掺假事件。这些昔日的标语现在显得世俗，以至于在匆忙喧闹的生活中早已被人们忽略掉了。虽然在我们来这里参观的那天，写有大字的地方已被各种女式短衬裤和袜子挡住，我们仍能在一处关着的大门上看到“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字。在一所破烂的门后面书有“四个念念不忘”（即“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而在门里面，人们在肆无忌惮地玩着麻将。看到他们玩这，我悄悄地讽刺说：“离经叛道呀！”因为麻将是与赌博联在一起的，故是资产阶级的东西。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消遣娱乐方式是最早被打击的不法行为，直到二十世纪80年代，这道禁令才得以解除。
现在这些墙和门上有了另一个字，那就是“拆”。很可惜，这些过去的阴影能够存在的时间已经不长了。确实，不用铅垂线，人们也能觉察出影响龙华古镇的重大建筑问题。好多支撑在木板房屋外围承重墙的椽子，已从垂直变成了与地面成25或30度的角度，让房屋无法再住人了。
杜先生最引以为荣的杰作，比街上那些几十间摇摇欲坠的房屋更为古老而珍贵。在龙华的八仙山，正面有一座32米高的大佛像。这尊佛像是在大约400年前的明晚期雕琢成的，拜见大佛本身就是朝圣。即便是驾驶四轮驱动车，它的坡度还是会使玩得有些厌倦的游客因害怕而吓得大喘气。看大佛要走过长满青草的采石场、茶园小路和废弃的农庄。比起规模和设计，大佛的神圣更使人印象深刻。和乐山那尊71米高的坐佛相比，这尊立佛是有点矮了。给人的感觉是有些平淡或不完整，衣服上少有的褶皱和生动的双手也无亮点。尽管如此，这尊佛像的质地还是很值得一提的。它浑身散发着深红的光：这种红就像是太阳照耀下的西藏喇嘛身上穿的僧衣，比古代英国的红砖略胜一筹。
大佛令人心生敬畏，却又没有得到很好的宣传。我依旧无法想象这尊大佛就在龙华，但也不完全如此。另一处在山坡上的宗教景点，则不是那么仁慈地注视着脚下的小镇。它隐藏在村子一处二十世纪70年代建筑的后面，在一片很古老的建筑中颇有现代社会的色彩。
道教的大禹庙是上了锁的，不出所料，钥匙就在杜先生手里。庙正面发红的石材显然是取之于八仙山，多亏雨水的冲刷，旁边的缝隙里有几片绿叶、遍布青苔和各种各样的其他类似蔬菜的东西。院子的周围长满野草急需清理，有一些参差不齐的建筑物亟待修缮。以前的回廊在过去那个革命年代，很可能被做过车间和仓库。而戏院舞台上的花式设计则依旧崭新，表明不久前这里还经常有演出。
踏入阁楼上的神殿，比真人大3倍的大禹和道教众神的塑像似乎刚被粉饰过。色泽黯淡，有醒目的金箔。我不禁想，这是不是说明这次的修缮不是很到位（这些雕塑在其它工程结束前还需要再润色），或是对大禹本身的迷信一直就是这样？作为一位贤明的仁君，黄帝的第九代子孙——继承父亲鲧的未竟事业——接下了这个工程难题。为了避免黄河洪水泛滥所引发的灾难性后果，当时的尧帝（据说公元前2333——公元前2234年）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鲧，而鲧因为无法胜任被残忍地绞杀。禹的贡献在于将这泛滥的水变作灌溉之用，重新分流，将其引向农田，而且他也意识到了修筑水利设施的重要性。为纪念这位智慧的君主，人们在长江沿岸修筑了许多寺庙和神龛，而其中的原因不说自明。在像李庄这样的村镇里，墙上都有洪水袭来的水位记录。所有的楼梯井都被吞没了，汹涌的水流冲倒了并不牢固的凉亭，受国家保护的清代房屋的门槛也被冲破。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除了这位治水神人还有哪个古人可以去祈求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在宜宾，对大禹的尊重是真正的“宗教”呢？这里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竞争者，那就是鹏程广场塔上的那个大型五粮液酒瓶，它有大佛的两倍大，而且也能瞬间压倒大禹像。如果我们说中国现处于一个唯物主义时代，精神的东西居于下位乃代表经济发展的源泉，那宜宾就是真正的酒都。酒为上，其他一切次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