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加建
李加建，1936年生，四川富顺人，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著名诗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作品有诗歌、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歌舞剧、杂文《人和大地》《春归何处》《古道斜阳》《人话》《月落乌啼》等作品集，作品多次获奖并入选《中国新文艺大系》等多种选集及大学教材。自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记梦──怀K.W
偶然打开海外一个网页，听见有人在朗诵我写的诗《记梦──怀K.W》。听着听着，一颗冰凉的泪不禁在眼角旋转，久久掉不出，也拭不干。
K.W，是一个名叫“可慰”的姑娘名字的缩写。可慰，多美的名字，尤其在一个人处于极度屈辱、痛苦与孤独的困境中遇到她的时候！
1961年冬天，正是“大跃进”导致全国大饥荒时期，我好不容易从劳教队在灌县的工地请假回乡探亲。1957年那场民主运动中了“阳谋”之后，我是本市几个“大右派”中最年轻的“极右派”，省内外报刊有长文批判我，本市由市委宣传部牵头，市文联、文化局、报社联合批斗我，时间长达数月，最终以“开除公职，送农场劳动改造”收场，一年后又将我密捕，在看守所关押近一年后，以“右派反改造罪”判处管制三年，强制送劳动教养不定期。这次回乡，就是以“管制劳教极右派”身份，衣衫褴褛、形容枯槁、面目憔悴的形象，出现在阔別几年的家乡的。
在家乡，我已经成了不可接触的祸害。熟人和朋友远远就躲开了，认识我的机关干部、工人、店员，投我以轻蔑的目光。我已经无家可归，母亲和弟弟，寄住在拖了四个孩子的姐姐家里。弟弟已经缀学，靠打临时工养活自己。姐夫是共产党员、中学校长，那时候提倡阶级斗争六亲不认，为了“划清界限”，他已经和姐姐分居。
回到梦绕魂牵的家乡，我成了异乡人。那时候食物奇缺，人们靠极少的供应苟延残喘，看到年老多病的母亲，面黄肌瘦的姐姐和孩子们饥饿的目光，每到吃饭时间，就感觉到我是在抢夺他们口中赖以活命的食物；好不容易请准一次假，感受到亲人的依恋，我又不愿匆匆离开，心情极为矛盾、郁闷。
有一天，弟弟要我和他上街走走，在博物馆前面遇见一群姑娘，其中一位走到我们跟前，弟弟向她介绍了我；说她是中学时的同学，名叫艾可慰。
我并没有把这放在心上。过了一两天，艾可慰到姐姐家里來，我才看清了，这是一个身材娇小、皮肤微黑充满活力的姑娘。她一边闲聊，一边帮母亲和姐姐做些家务，临走时对我说，在我回劳教队的前一天晚上，和她到公园去走走。
大饥荒年代的公园里也一派萧条冷清。昏黄的路灯在光秃的枝枒间投下冷冷的光，把沿湖的路面切割得支离破碎。我已经记不得当时我们谈过些什么，总之我知道了：可慰和寡居的妈妈住在一起，高中毕业之后，在一个中学代课教英语（这点，有些令我刮目相看了）。她喜欢文学，爱读我的作品。她要我留下通信地址，说以后要给我写信。
我是一个不可接触的祸害；我们的来往信件要通过检查，你给我写信是完全不必要的。
可慰说她自有办法，硬要我写下地址。
时间已经很晚了，我向她告别；她要我送她一程，她家在珍珠山的半山腰。那时候，街区的路灯稀少，山道上更是一片漆黑。
可慰说，我领你去看看我住的地方，以后你……
以后我……做什么？她没再说。
临上山的时候，她牵住我的手，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山上走去。到了半山腰，她停下来，指着不远处一丛树影中一座房屋的模糊轮廓对我说，这就是她的家，她住在前面靠边这间小屋里。“记住”她说，“我窗前是一架垂丝海棠。”
垂丝海棠。你曾经寄托过少女多少美丽的幻梦呵！我回到劳教队之后，可慰时有信来，以“表妹”的名义。我知道了她常去姐姐家照顾多病的母亲，帮她做饭洗衣服，俨然像一个还没过门的儿媳。
不知怎么的，我已经冷下来的心中又燃起了创作的热情，我想重新开始中断了几年的写作，哪怕仅仅为了一个爱读我作品的人。
这样做是极为困难的。劳教队经常检查搜身，特别忌讳写成的文字；更何况，身边不断增加着绝望中只好投靠国家暴力的告密者。
对困境的挑战，也许是一个男人对自己生命能量最好的验证。劳教队出工三班倒，我常在上夜班午夜下班之后，趁极度疲乏的人们昏昏入睡，下夜班的人们走空，便爬到工棚上层空出来的铺位上，就着棚顶昏暗的灯光，写下我的作品。
前途渺茫，现实严酷，是可慰的关切与温情，引我退回到那个曾经给我以生存意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相亲相爱，没有剥削压迫，没有眼泪和血腥。为了它得以实现，我和我的同志们战友们，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
就这样，几年里，我写了三部长诗、两部大型歌剧以及一些散文，分别利用出工差到城里的机会，偷偷去邮局寄给可慰，由她保存。
逐渐地，她在信里的柔情越来越浓了，她说，她会一直站在垂丝海棠的窗前，等待我回来；而我也似乎越来越喜欢她。这样发展下去，对我来说是个罪过，对她来说是个灾难。我的命运已经注定：凡爱我者必受伤害。我开始疏远她，拖着不回她的信，或是收到她三四封信才淡淡回她一次。
1965年冬天，全国政治形势再度严峻，报纸上的文章杀气腾腾，预示对文化的屠戮又将开始。我终于咬牙中断了和可慰的通信。
时间又过了几年。“文化大革命”的腥风血雨中，我将自己生命视同草芥。无爱一身轻！
1973年深秋，我请假回了一趟家乡，听可慰一位朋友说，她已经不在人世了！这位朋友说，她和另外一个姑娘与可慰，是最好的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她们常常晚上一起躺在山坡上，对着天上的星星谈自己的心事。“文化大革命”一来，全国疯狂，告密成风，可慰耽心她的知心朋友里有人出卖她，惶惶不可终日。此时，她的家人正在给她介绍一个对象：共产党员，某单位的科长。这当然是一个求生存的稳当的疵护。
对于我这边，可慰已经彻底绝望，在巨大的恐惧压力下，终于有一天，她走进了学校党委办公室，向“组织上”交待了她和我的交往，但隐瞒了最重要的一点：她把我寄给她保存的那些作品，密封进一个瓷罐，埋在了她住家的珍珠山上。
不久之后，她嫁给了那个科长，而她两年之间全白了头发。一次突发的疾病，她在医院很快离开了人世，她的朋友们还来不及赶到临终的病床前送她。
她留下了一个一岁不到的小女儿，还留下了那个埋下瓷罐的地点之谜，至今无人能够破解。
我听到这里，泪水倒灌进胸膛，成了翻腾的烈火。可慰，我回来迟了；可慰，我有话要对你说，可我怎么说？
我全身颤抖，拿不起笔，便对讲述此事的那位朋友说：“拿纸和笔来！我讲，你记下。”
泪光中我看到了可慰哀怨的笑脸。
可慰，你听着──
让这焚化的诗笺
纸钱儿一样翻飞
那窗下的垂丝海棠
也该在这青烟中枯萎？
你悄悄地走了
人世依旧在繁忙
我能向何处追寻
那一闪即逝的星光？
高旷的心，柔弱的翅膀
注定你深沉的哀伤
平庸的生活，灿烂的才华
酿成你莫名的惆怅
你把年轻白发的秘密
带进了阴暗的墓里
秋夜的荒草根下
化作寒虫的低语
你去得太早，我来得太迟
临终的床前没有我诀别的位置
大海的波涛击碎了多少幻梦
留给我几丝凄苦，几片回忆，几页残诗……
我真想叫你：起来，起来，起来
让我把你心上的浓云一把拂开
含笑咀嚼个人的痛苦
昂头面对这严峻的年代
我多想呵，有那么一个地方
不管是地狱还是天堂
我们将再度相见，看人类
心上照满明亮的阳光
不多久，我在梦里看见可慰，她推开压在身上的泥土……
醒来之后，我写下了另一首诗：
记梦——怀KW
昨夜，我梦见你含笑走来，
把身上的泥土轻轻推开。
你说，那一天去得过于匆忙，
把心遗落在人的世界。
你说，那边是无际的虚静空茫，
无始无终，没有欢乐与忧伤；
你说，这下才体味到“死”的含义，
那儿，长不出一芽幼嫩的希望。
于是，在孤寂中你回首人间，
连斗争的痛苦也使你留恋；
你说，这下才懂得了“生”的真谛，
为了良心，勇于去迎接苦难。
我不知道，这用一生的代价换来的是否真理，
只可惜，你懂得它已经为时太晚；
既然你没有把自己燃成一支烛火，
只是沿路散下彩虹的碎片。
哎，窗前的星光，枕畔的朝霞，
你为自己生命绘过多少图画？
那一颗心，你生前交给了谁？
走遍梦境，你向何处寻它？
回去吧，回去吧，
趁曙光的帷幕尚未拉开，
别尽在这凄冷的眉月下徘徊，
别滴下泪珠让河水凝冻，
让飘忽的夜雾把你的行踪掩盖。
呵，安息吧，安息吧，
让我扯一片白云盖上你的眼睛，
拈一朵雪花的微笑缀上你的双唇，
我会让年年三月扫墓的花环，
给你带来人间的音讯。
──1973年初冬
1979年春天我平反回来之后，知道可慰的丈夫已经携她的骨灰回了他的家乡安徽，可慰的妈妈还在本市。我去看望了老人，彼此唏嘘不已。80年代初，可慰的女儿从安徽来看望外婆，还特地到我住的地方来看望了我。我不知道，是谁给她讲的她妈妈和我的关系。我努力从这个十六七岁的少女身上寻找可慰的影子，却大大失望了。
又过了这么些年。可慰曾经住过的珍珠山上，那些葱郁的树林早已荡然无存，形状丑陋的水泥建筑物压满山坡。垂丝海棠和瓷罐早已被推土机的铁铲击得粉身碎骨。可慰和她的一片痴情，是永远不复存在了！
今夜，听到互联网上朗诵这首诗的声音，我一下明白了：可慰原来活在我的诗里，她已经超越国界，穿越时空，在世世代代善良人们的心里，引起共振……
──2008年8月2日深夜。
在富顺寻找家乡
1936年春天我出生在富顺城里，童年也在这块土地上度过。富顺是与我生命紧密相连的家乡。而今，走在这些色彩和喧嚣流淌不息的面目全非的街道上，我望着它，它望着我，彼此都感到十分陌生了。
我们家，住在如今经过改造叫作“老街”、当年叫作“后街”的一家店铺后面一个院子里。从一条长长的甬道进去，是一个由两边厢房和高一层的正屋围成的长方形的院埧。院埧正中过道两侧，各有一个花台，其中栽了两株紫荆花树。正屋后面是个小天井，连着后面两层的楼房。依稀的儿时往事，便浮沉在这样的空间里。
1940年日本飞机对县城的两次轰炸，只留下一些片断的血腥的记忆：河街上一片瓦砾，冒烟的断柱，染血的残垣，以及披麻戴孝锥心泣血的未亡人。这以后，我们家搬到了东门河对岸，如今叫作“东湖乡”当年叫作“津浦乡”小街背后不远的农家院子里。
抗日战争后期，尽管日本军队步步向四川逼近，日本飞机倒是再也没来轰炸过了，小城又似乎恢复了往昔的宁静。宋代古城墙护卫着城里步态从容的人们，以及他们默默享受的悠闲岁月。
这时候，我们家在城里文庙左边开了一家茶馆，檐下悬一个木雕的茶叶，上面写着“德记·建国茶号”。茶馆长方形的前厅里，摆放着两行木制方桌和条凳，靠里墙边砌了个烧开水的灶台。从灶台另一边踏上几级石级，便进入这茶馆的后堂了。后堂里是一间过厅，连着小天井，以及天井后两间小屋，那是账房先生工作、住宿和堆放杂物的地方。
那时候，国民党县政府在编的人员远远不及我们现在一个乡政府多，县城里的很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实际就在茶馆里。人一进茶馆，无分贵贱，一律受到“幺师”热情招呼、接待。除了特别受人爱戴的尊者、长者（他们不一定有权有钱）往往会被推上座之外，你可以随意挑一张桌子坐下来，泡一碗茶甚至只要一碗白开水，或解渴、或消闲，贩夫走卒与学者官员同坐一条板凳的事，是并不稀罕的。
一杯热茶喝下去，醒脑清心，人与人之间便沉浸在平和、温馨的氛围里。心暖起来，话也就渐多：天南海北、前朝后汉、乡风民俗、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神鬼怪异、修心养性、天文地理……繁浩多釆的中华文化，就这样传承与普及下来。
那时候，全城只有一个由寺庙改建的剧场，偶尔演出川剧、放映黑白电影，茶馆就成了日常的娱乐中心。持续时间长的，是“说评书”。茶桌上另放一个小条桌和一张椅子，便是出演的舞台。所谓“说书”，就是讲故事；所谓“说评书”，则是既“讲”故事，同时也对所“讲”的故事加以“评”论。一块小黑板上写着所讲的内容，大多是有关各朝代历史的“演义”，以及《封神榜》《西游记》《水浒传》《薛仁贵征西》《荒江女侠》《蜀山剑侠传》等神鬼怪异惩恶扬善故事，且往往是“连台数十本”，分几十次讲完。说书人身着长衫，踏上方桌，往小条桌后面的椅子上一坐。只见他轻挽双袖，端起条桌上的盖碗茶喝了一口，清清喉咙，拈起那块小小的惊堂木往条桌上一拍──“叭！”满茶馆的嗡嗡嘤嘤之声，就立即沉入了地底。随着说书人面部表情变化的喜怒哀乐与声音的抑扬顿挫，渐渐把听众引入一个早已消失的时空之中，与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剑仙侠客、痴男怨女同命运共呼吸，不知不觉让他们的灵魂浸润进听者的潜意识之中，如毒瘾一般连听几十场不忍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