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类遭禁的读物，大体有三种形式：一是从“解放区”辗转传递过来的小册子，纸质低劣、印刷粗糙，且数量极少；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秘密蜡纸翻刻、油印订成的小册子；三是单张蜡纸油印的传单。它们都是通过单线联系的秘密渠道传递。
“地下阅读”当然不能公开，最适宜的地点当然是僻静无人之处；但这样的地方在学校这种环境里很难找到，而且拿着一本书老躲着别人，也容易招来特务的怀疑，后来，干脆就往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最不引人起疑心的地方跑。小册子的封面，写的是当时公开出版物的书名，大摇大摆地躺在宿舍床上看。校长办公室的楼顶转角平台，竟然有几次成了我们小组讨论的场所。
当然，一旦被发现，那后果肯定是严重的；但那些纸上的正义之声人权之声使我们热血沸腾，那消除一切剥削与压迫的共产主义理想，使我们愿意为它的实现而献出生命。
真理，绝不依靠刺刀推行；
它有时只能逆向刺刀前进。
那时候，我认为这些纸上的声音宣示的就是真理。它们决定了我的生命价值取向，使我选择了以步枪射击方式面对人间邪恶发言，十三岁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可悲、可笑的是：我没能有幸滿怀虔诚满腔激情地为这纸上的真理之声在战斗中献出生命，而是由于当年对这真理之声天真幼稚的误读，1957年整风中反倒成了“反党反人民”的年轻大右派，葬送了22年整个青春。
2.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在四川省公安厅劳教筑路支队劳动改造修筑宜珙铁路，工地在巡场地区。一天，荣任过军阀阎锡山改造共产党员的“感化院”看守，而今又来改造我们的岳指导员宣布：破四旧，收书。除了毛主席著作，其他的书一律收缴！当问及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怎么办时？答曰：一律收缴。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有了这个，还要走他们的弯路干什么？
有段时间，武斗加剧，原材料供应不上，修路处于半停工状态，除了派很少一部分人出工，作些维护工作之外，没轮到出工的大部分人，整天从早到晚，便是反复诵读、学习讨论“两报一刊”社论，背诵“老三篇”，言必先引用一段《毛主席语录》。它们都是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话就是真理。谁若不表示虔诚拥护、流露出扺触情绪，轻则挨批挨斗，扣上“反改造”帽子，如果再有言论行动，“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难逃，铁定坐牢，弄不好就掉了脑袋。
我不由得想到当年“地下阅读”时的情景——
真理，绝不依靠刺刀推行；
同理：依靠刺刀推行的绝非真理。
持续性的精神折磨使人难以忍受，于是，我决定去偷收缴了的书。
这些书，存放在食堂旁边一间用竹篾芭作墙的小屋子里。
夜深人静，星月无光，我悄悄潜行到小屋一侧，用改刀慢慢拨开篾芭条，伸出两个指头从夹缝里钳住一本书，小心翼翼拖了出来。
第二天，趁工棚我们工班大铺上一时无人之际，我把昨晚偷的书从垫褥下取了出来，一看，是德囯音乐理论家该丘斯所著的《和声学》。这当然不能公开阅读，只能在学习时间背靠墙壁，双腿蜷曲坐在铺位上，膝头放一本《红旗》杂志或报纸，用毛泽东思想遮住德国人该丘斯。
没有任何乐器而要作和声练习，我可能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当今世上第一人。这本《和声学》，伴我度过了大半年枯燥的的时光，使我终身不能忘记。
当然，我这第二次“地下阅读”，风险比第一次小了许多，纵使被发现了，也不过批斗几番，戴上个“反改造”的帽子，不至于判刑的；因为我读的这本该丘斯写的《和声学》书中，他强调了“主弦律”的重要性（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当然一点也没有预料到这点正合乎我们中宣部的主张），所以可认为“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足之处是他还讲了“和弦外音”存在之必要，这就和我们要求“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相悖了。考虑到他是外国人，没学好毛泽东思想，基本上是个认识问题，以后改了就好。
3.
如今欣逢盛世，“地下阅读”可能就真正绝迹了。
作出如此臆断，理由如下：
1），禁读范围和种类，已有明细帐目，且时时添加、更新，以利快速操作。
2）.地面，我出入境海关是铁壁铜墙，空中，强大的天网封锁严密，还有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女士在2009年10月德国法兰克福书展前，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的：“啥叫‘书报检查制度’？”
能够通过这些关卡过滤的东西，当然就无需去“地下阅读”了。
于是，风调雨顺，囯泰民安。
——2010年8月5日夜半。
雷林逝世两周年祭
1，
这几天我一直在等待一个邮件，我在等待雷林的朋友们给我发邮件来提醒我：11月1号，是雷林逝世两周年的忌日。
现在，已经是10月31号深夜了，明天，也就是两年前雷林突然永别我们的日子，但说及这件事的邮件，一封也没收到。
诚然，雷林的朋友们之中，有的人因为有急迫的事务要处理，一时顾不上这个，但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人都把这忘了。
一个活生生的人，曾经对这世界寄托过一个个美好的希望，又一个个破灭，失望。为亲人、为朋友挣扎到了五十岁，却突然死去。一撮灰尘，风一吹，消失得无影无踪，从我们的生活中，从人们的记忆里。
想起来，真感到人生的无奈与无趣，白茫茫雪原，空无一物只笼罩着凄淸。
2，
我和雷林相识，是在上个世纪1979年的春天。那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给人民大众带来的死亡和灾难已经算在了“四人帮”头上。总算认錯了！总算有人承担罪行了！人们都以为这个民族的命运有了新的转机。当年诗歌运动的蓬勃兴起，正是当时社会心态的表达。
这年春天我平反归来，分配到市群众艺术馆文学组。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彻底摧残，中国文学一片荒芜。在组长杨曲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办了一个现今戏称为“黄埔第一期”的“文学创作讲习班”，一是从根本上批判主宰中国文论界几十年的工具论，二是系统地介绍那些被压制的、被遮蔽的优秀作家及其作品，三是提倡“背靠传统，面向世界”的开放立场。报名要参加这个“讲习班”的人有五百多人，最后录取了一百名，其中有十几岁的少年，六十多岁的老人，有家在一百多里外的学员，每次乘长途汽车赶来上课的。
雷林，就是当年这“黄埔第一期”的学员之一。矮敦敦的个子，二十来岁，上唇有淡淡的胡髭。他在外贸局工作，爱读诗，也写诗。
那时候，我平反归来不久，二十多年前整我的人是我现在的顶头上司，当然不会有我的好日子过。我得用二十多年前的工资级别养活进城的四个农村户口一家共五口人。生活所迫，我得靠稿费周转最快的写诗生活。于是，我的身边经常聚集着一批写诗的青年人，雷林也是其中之一。他们都叫我“老师”。
我曾经以为，诗歌能使人纯洁；也确实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日子，节假日，这群爱诗的人经常聚集在我的住处，谈诗论文说古道今，有时到了吃饭时间，饿了，便煮一碗只放有醤油的面吃，一个个还吃得挺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