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树
冉云飞有本关于乡情和风物的书，叫《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书名很具冲击力，感觉像《列子》中描述不周山倾折后的景象——天倾西北，星辰皆西去；地陷东南，江河尽东流。这个句子饱蘸情怀、令人动容，不少人以此为题写离别与乡愁，也写工业化时代的浮躁与焦虑。冉云飞擅读书，以博闻强记和潜心研究著称，文辞犀利、观点独特，向来于我影响颇深。按说这本书也不例外，他写巴蜀的风物、故物和人物，多处我都熟悉，理应大声喝彩、助势壮威，但这次阅读，却令我郁结辗转，陷入难以名状的孤独感——不知何处是故乡。
1、出生地
“你老家在哪？”
“生在四川阿坝藏区，一个叫若尔盖的高原小县。”每当被人问及家乡，我就这样闪转腾挪，然后补一句，“但那不是我的故乡。”
其实，我心底是愿意把若尔盖当故乡的。我在这里度过了几乎全部的童年和少年时光，13岁离开后，还时时魂牵梦萦着这个高原小城。
我的记忆从三岁开始，那时住在唐克，一个距离县城60公里，汽车却要开两个小时的区镇。1976年的唐克没几排平房，俗称牛粪棚棚的简易木房也不多，除了一条土路，周围都是草原，干部配发的交通工具是马。父亲的白马高大威武，据说是全唐克最好的，我喜欢让父亲带着骑马，尤喜白马驮着我们渡河，水流冲击白马发出潺潺振动，顺着马匹传遍我全身，幼年的我便用力龟缩在父亲怀中，一面紧紧抓住马鬃，充满安全感地体验冒险。
那年事多，先是闹地震，大家经常要在牛粪棚棚中过夜，在地上倒立一个酒瓶，瓶底再横放一只电池做成预警器，瓶子一倒大家就要立刻冲到屋外空旷处。对于一个三岁的孩子来说，这样捏着手电筒在木棚中和衣而卧不知道比在家里睡觉要有趣多少倍，恨不得每天都躲地震。
后来毛主席逝世，跟其他小朋友一道被大人们勒令哭泣，孩子们都是由衷的——经常有小孩因偷笑被父母狠揍而放声大哭。那是段二元的记忆碎片，除了黑，就是白。小孩们搞不清楚“逝世”，大人们语焉不详，只强调不能说“死”字。
狠批“四人帮”时，我家已搬到县城，最好的玩伴叫程老五。有天下午，程老五神秘兮兮地告诉我江青是毛主席的老婆。在程老五反复以“向毛主席保证”发誓证明真实性后，我感到巨大震惊，以至于一脚踩进路边阴沟，淤泥及膝。
很快，草原上举行了第一次赛马会，闻讯而来的阿啰像潮水一样。那天，我目睹程老五摔跤赢了一个高大的阿啰小孩，这令他一战成名。我家百米开外的达扎寺也重启香火，盛况空前。不久，单位修筑砖墙隔开了相邻的藏区，汉藏小孩从隔着墙扔石头升级到打群架，频次越来越高。大人禁止我们称呼藏人为阿啰，说那是蔑称，他们说好些地方在撵汉人，不准我们再去一墙之隔的藏族寨子。
藏寨狗多，每家都有看门狗，还有散养的狗在房屋之间的巷道乱窜，我本来就避之不及。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与住藏寨的阿尕成为好朋友。阿尕是我同学，班上我最矮他最高，很多年之后才知道他大我5岁。我们的友谊源自两家距离不到100米，修围墙前他每天找我一起上学，放学则把我送到家。修围墙后仍然经常一起放学回家，只是少同了好一段路。我偶尔也去他家辅导他功课，每次他都拉住狗让我进屋。小升初时，阿尕以为名落孙山而去达扎寺做了和尚，大半年后才知道是误听消息。
我和阿尕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今天，每次去若尔盖，他都全程作陪，听我回忆冬天滑冰、夏天钓鱼，听我回忆5岁时被老鸹从半空扔骨头砸，6岁时天上出现7个太阳，9岁时占据了半个夜空的UFO……2013年夏，我们在成都相聚，这时的阿尕已经是做过两任铁棒喇嘛的老和尚，体重近两百斤，视力很差。那天，他着一层僧衣一层袈裟，谨守戒律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任由汗水浸透衣物。次年我们在若尔盖回忆起成都的气温之高时，他说还是习惯自己家乡。是的，若尔盖是他的家乡，雪山草地牧歌高亢，草场已经分户，连河岸都被拉网隔开，童年唐克的家后面那片遛白马的草坝子，已被开发为著名的九曲黄河第一湾景区，进去要收40元的门票。
几个月前，我与程老五重逢，儿时玩伴已经是拿了数块摔跤金牌后退役出仕的州政府官员，在他看来，若尔盖和松潘、阿坝、马尔康一样，只是他呆过的高原小县而已。至于故乡，他说是仁寿，那是他父母的老家，也就是他的老家。
2、老家
父亲的老家在遂宁，这是四川中部略偏北的新兴城市。在父亲过世前，我只随他回过一次老家——六岁那年的春节。那是遂宁城外的农村，典型的丘陵地貌，爷爷奶奶早已过世，一众年岁相仿的孩子全是我的侄儿侄孙。
对于高原县城长大的我来说，内地农村一切都很新奇。房前屋后都是竹子，随便砍一截剖成竹片再绷上尼龙线就是弓，箭则是成堆的棉花杆，要多少有多少。大解不敢上粪坑，在竹林盘解决时被狗追着舔吃，只好拎着裤子喊救命。最妙的是田间地头到处是蔬菜，在高原一年有十个月吃洋芋盐菜的我哪见过这阵仗，于是豪言长大要当农民。
在老家逍遥总共就这几天，此后关于老家的了解都来自旁听父亲与同僚的闲谈，以及更后来的互联网。父亲去世后又回过一次老家，那是陪母亲探望一位罹患消化道重症的堂兄。家族传说囿于祖坟风水，族中男丁难过六十，且皆殁于此类病症，2014年我突发消化道出血，竟连月不止，自以为难逃宿命，那也是我唯一对老家有故乡认同的时刻。
不独父亲老家，母亲老家也情况类似。母亲是广汉人，她到若尔盖工作后没几年，她的兄嫂带着母亲随厂搬迁到了成都，也就是我的舅父、舅母和外婆一家。广汉距成都不到四十公里，童年随母亲探亲去过两三次，不过这里已经没有近亲，母亲花在同学上的时间反倒更多。应当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更愿意把广汉当做是故乡，这是历史名城，物产丰富，缠丝兔、熏牛肉和板鸭怎么也好过遂宁的红苕，在发掘出三星堆遗址和列为国家级改革试验城市后更是声名大噪。然而，这一切只能用于在高原小城跟同学们比拼炫耀，我哪能理自气壮地说自己真是广汉人呢？
2015年两去台湾旅行，经常碰到当地人认老乡。这些四川人的后裔，大多是空军眷村的二代和三代，彼时空军撤台前最后的驻地就在遂宁，有不少当地人入伍，此外在广汉也有机场，就地招了些地勤人员。他们是典型的台湾人，温文尔雅，几乎不会讲四川话，对遂宁（广汉）的了解不过一鳞半爪，在他们眼中，我是标准的家乡人，他们热切地看着我，听我讲述遂宁（广汉）这个全然陌生的故乡。每当这时，我便想起赖声川导演的话剧《宝岛一村》，那些空军眷村的浮萍们一面念叨着故土，一面在台湾扎下根来，发芽开花。
3、居住地
我生根发芽、又开花结果之地是成都，从13岁起即长居于此，至今已30年。我不知自己是否能算成都人，我在2004年的长篇小说中定义我这样撞进成都并彻底融入的外来者为“新成都人”。即便这样，我也深知勉强。每每回望，那个穿着土气的13岁男孩便浮现在眼前，顶着脸颊上的一对高原红，被其他孩子指点讪笑，难堪地躲进墙角树后。
我来成都是投靠亲友，也就是寄住在舅父家，和外婆一起生活。舅父家在东郊区域的信箱单位，这一区域都是国营大厂，以信箱作代称。职工子女都在子弟校就读，毕业后进厂上班，变动大些无非是考入相邻另一家工厂的技校，毕业后进到那家厂上班。我没资格进子弟校，只能去附近的市属中学就读，这在信箱单位中是个异类，不被那些同龄人接纳。我只好努力读书，也努力学说成都话，一年后高原红逐渐褪去时，我也基本掌握嗲软的成都腔，自觉是个可以滥竽充数的成都人了。
后来升入老城区的高中，才知道地道的成都人对东郊区域的孩子是低看一等并不视为本地人的，何况我连东郊区域的孩子都算不上。那些在街巷院坝里长大的追风少年江湖气十足，与东郊厂矿的那些乖巧子弟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满嘴俏皮话与俚语，充满着市井味，处处透着城市优越感，我听不懂那些晦涩的切口与指代，感觉立刻被打回“小县城”原型，初到成都的自卑感再次悄然袭来。
成都很大，足够消耗精力，从庆云南街的火花，到暑袜街的邮票，从华兴街的煎蛋面，到长顺街的豆花饭，从华协电影院的台球，到星桥电影院的电玩，从猛追湾的游泳池，到川大的足球场，还有那些无处不在的茶铺，一杯杯盖碗泡着三花，也泡着无数白天黑夜。当茶铺衍化成茶楼，三花升级为飘雪，我也由当年的人子摇身一变为人父，关于这个城市的掌故能随口说出，还能指正旁人的谬误——我已被看作是当然的成都人。
成都虽好，不是故乡。每每面对故乡之问，我总是游移不定，脑海中屡屡浮现出那座沐浴在金色夕阳下的高原小城。
前段时间看了部叫《湾生回家》的纪录片，讲述的是一群1945年随父母由台湾遣返日本的老人对台湾的思念，他们是出生在台湾的日本人，因此叫湾生。尽管在日本成家立业，又养子弄孙，但他们从未认同日本，心心念念的都是台湾，那是他们的金色童年，那是他们一生中最好的时光，那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影片后段，当湾生们踏上故土，终于解开母子情结，我几度泪飞，环顾左右，影院中也一片潸然，泣声四起。
我更加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