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她住的酒店餐厅去用午餐，她一见面就对我说她吃得很少，并且只吃健康食物。我们谈了我对时装的兴趣，还有我如何觉得三宅一生的服装使人感到自由，因为它给人们沿着衣上的虚线为自己裁衣的机会。比如他设计的T恤使着装者可以自己选择领子的高低。我对石冈瑛子说起三宅曾送给我的袜子和T恤，我不小心剪得离虚线太近，在袜子上剪出一个洞。我对她说，他的服装允许人们按照自己的时尚品位去犯错误。她说，与其说那是“犯错误”，不如说是关乎参与和允诺，就像把裁缝带回了家。她穿着一身三宅的行头，向我讲起她眼中的时装圈是多么的麻烦和无趣，然而，她对我的理想还是表示支持。我说我同意她对时装圈的看法，因为我在迈克·科尔斯那里实习过，也意识到自己以一种不一样的态度热爱着时装，所以我希望能做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东西。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当时说的话可能非常幼稚，但这并没有妨碍她同意我做助手，并在那个夏天余下的日子里对我讲了那么多她自己的故事。
开幕式前几个月，演员们每晚都要彩排大部分内容，整个创作团队会坐在鸟巢VIP观众区的创作席上从晚上10点观看到凌晨3到4点。她的助手和我往往在中午或下午1点同她的专职司机一起到酒店接她，去重审那些设计，与服装制作方沟通，进行调整。夜里，我们要参加彩排，看那些服装穿在全场演员身上运动起来的效果。多数时间里演员彩排都不穿演出服装，所以我们只能坐着看，石冈瑛子决定如何设计服装能最好地助益于全场的视觉效果。夜复一夜，我们坐着，观看这场举世瞩目的表演反反复复地排演。我们从开头看起，许多演员藏在中国印章下面，起起落落，表现中国文字的历史变迁。然后是一段传统中国舞蹈，在地面的LED屏上舞动，由一位中国著名当代编舞师编排。之后，一个巨大的地球出现在体育场的正中，演员们沿着地球的经纬悬空而行，象征世界大团结。每个环节相互衔接，呼应着北京奥运会的主题配乐和歌曲。五六个场景排过一遍后，便又再从头开始排演。有些晚上会集中排演一个环节，创作团队发现不流畅之处就马上排除。保安们来往不休，防止未经授权的摄影师偷拍照片。但当韩国的电视台在开幕式前几周“剧透”了一些彩排画面时，我完全没有世界上其他人会感到的那种“先睹”的快意。
开幕式前几个星期开始带妆彩排，政府官员也插手其中，拿小本子做着记录，确保整场节目能最完满地向全球观众展现中国的风采。彩排过后，那些官员把记下的东西给我们看，要我们调整，创作团队认为最好的一些元素，他们却要求砍掉。有些环节被完全取消，有些太过“阳春白雪”的细节被建议调整。开幕式前的几个星期，整个创作团队的工作量又回到了几个月前的状态，需要日以继夜地工作，进行改动，提出新的创意来取代那些被砍掉的。然后所有内容又要重新彩排，以待2008年8月8日晚8点的“全球首发”。石冈瑛子不得不为新的环节设计新的服装，开幕前几周，她放弃了漂亮的、灵感来自牡丹的礼服，用更加中国的红色旗袍作举牌女子的装束，这些旗袍略经改良，有金线刺绣和宽阔的裙边。石冈瑛子觉得这种新装让女孩子们显得太廉价，会有损于她作为设计师的声名，但她也无法说什么或做什么来坚持自己的品位，因为她是在服务于一个国家盛事，一切须经过高层官员审批，才能被呈现给世界。
石冈瑛子虽是业内老将，名满全球，这却是她第一次在中国工作。她的第一次中国之行也不过是距此一年以前，她首次应邀加入创作团队之时。作为一位日本女性长者，她很难适应中国的工作环境。一方面是语言的障碍，一方面是中日之间长久以来的文化张力，加之她这代人因社会性别比例失衡而愈发被强化的女性主义立场，都使她随时准备奋起抗争，即使对于那些与整个“宏图伟业”相比显得微不足道的事情亦复如此，惹得好多人不快。她要求参加所有的创作会议，即便其中有些看来并无必要。她还希望获得特别许可，作为高级创意总监和一位身体欠佳的老人，能允许专职司机开车将她直接送到运动场内，免得顶着炎炎夏日“长途跋涉”。我不得不向她解释说即便是开幕式的总导演张艺谋也没这个特权，因为“9·11”后的安全保卫工作极为严格。爸爸有着很好的政治悟性，也能理解她的文化心态，作为她的忠实伙伴，他常常尽最大努力去帮助她，在奥运会组委会的各色人等面前非常隆重地介绍和强调她的贡献。作为一个会讲日语、汉语和英语的十八岁青年，我也在努力地以更直接的方式为她在这“创意遇到政治”的深水环境里保驾护航。作为石冈瑛子的私人助理，我为她担任翻译，调和她与中国合作者之间的关系，希望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在这段经历之后都可以“全身而返”。她还有两个中国助理，都是北京奥运会的全职雇员，日语流利，他们负责专业沟通，我则负责日常琐事，比如帮她去取干洗衣物，或是解决一些人际问题，比如，在她和那位在开幕式两周前与她闹翻的助手之间传话。
她虽是一位职业女性，到这般年纪却也常常需要一点特别的关爱。我讲着结结巴巴的汉语，带着她在北京的超市里满处寻找豉油；或是备好一把折叠椅，好让她在走过九万多个座位进入鸟巢时能稍事休息；每次她去卫生间，我都要在外面等她“平安归来”；她与服装制作方发生冲突时，我要从中调解；还要隔天陪她去次医院，因为北京严重的污染常常使她发哮喘。
当时，我很讨厌为石冈瑛子工作，她太难搞定，常常提些显得不可理喻的要求，但在内心深处，她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四年之后，她去世时，我因创意圈中失去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女性而无比悲痛。她拥有一种不凡的风度。在奥运会彩排中，我们一起等待时，她会将自己年轻时的故事讲给我听，她的家，她在创作生涯里与著名人物的相遇与合作，还有她的希腊男友尼可，他肯定比她小个三十来岁。她非常日本化，有许多日式的怪癖我都能够理解，因为我小时候也养成过这样的怪癖，她的眼界却是纽约式的，因为她已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太多年。日本文化中有许多东西是不予表达的，有许多迂回的方式引起他人对某些问题的注意，并期待他人去认识和解决。我也一样，因为不愿面对冲突，平时会努力避免，有时，这具有一种消极的攻击性。当石冈瑛子感到不满时，她会判断自己不悦的程度是否足够严重，使她有必要去展现美国化的一面，针锋相对地面对问题，她表现出的愤慨往往胜过了作为日本人的消极性。我害怕自己变得像她那样难搞，却也希望能像她一样激情满溢，事业有成。
我在两周之内要陪她去医院六次，其余的时间里，她会平等待我，将从酒店自助午餐中打包来的饭食分给我一半，她只选最健康的食物。在一起用餐或在彩排之间漫长的等待过程中，我喜欢听她讲在荣获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奖时“走光”的趣闻，她还讲过有回在纽约切尔西当时还未开发的区域下车，走上几级阴暗的工业扶梯，进入一个明亮、绝美的空间，去见世界上最美好、最神奇、最谦和的人——比约克（Bjerk）。我们聊过彼此热爱的电影，从戈达尔到科波拉，以及是怎样的经历造就了我们对电影的热爱。我对她说，我喜欢看电影，因为我可以在两个小时中逃进别人的现实，当我再回到自己的现实，就会感到焕然一新。她说她的原因正好相反，因为她喜欢进入另一个世界，离开那个世界时，她会无比悲伤，有时会流泪，意识到她自己的世界不像她的“逃离体验”那般精彩。
我想，就在与她一起工作的那个夏天，我渐渐感受到“离开那个世界”的悲伤。以她的智慧，或许早已知道我该走怎样的路，也知道我并不适合时装圈，正如她自己也不适合。但她从未要我尝试别的路。她只是以身作则，做她最擅长的事，用绝美的服装令世人惊叹。整个夏天，我紧紧跟在她身后，生怕她被无处不在的电源线绊倒。
那个夏天之后，我很少再见到她，我去上大学了，但我越是回想与她相处的时光，越是感激她做过的一切。直到她默默地与癌症抗争继而故去之后，她留给这个世界的一切依旧非常鲜活。她甚至在去世一年后还获得了奥斯卡奖的提名。
我最终进入罗德岛设计学院（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而没有如我过去所想的那样接受全面的人文教育。第二年选专业时，我意识到自己其实不适合做时装设计。因此，我也很惊讶自己开始以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的方式思考，去决定在今后的生涯中做什么事、成为什么人。当石冈瑛子来参加我的二十岁生日派对时，我对她说了我的决定，她说她知道我不适合做时装，但她觉得学习雕塑很有趣。她离开派对时，我们约好有机会一起去参观美术馆，然后一起吃午餐，聊聊我们更感兴趣的话题——雕塑。我俩的美术馆之行从未实现，我对学习雕塑的兴趣却越来越浓。
古巴双年展
在我们这场格列柯朝圣之旅的半途，爸爸收到一封邮件，要他赶到阿布扎比去执导一级方程式赛车的开幕仪式。他只好将我们的旅程中断四日，与千欣一道奔赴中东。这是一场突然又紧急的公差，我既无事由，又无签证，没法与他们同行，就被丢在了欧洲。
他们在前一天确定了出行，签证与行程则在航班当日一早齐备。在他们“抛弃”我前的十二个小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将被孤零零地丢在欧洲。因此，在这十二个小时里，我眼睁睁地看着“我要被丢在威尼斯”的可能性一点一点成为现实。我那时才十九岁，从未独自旅行。我常常幻想着与三五好友一道游历欧洲，就像许多同龄人在高中毕业后所做的那样。我希望也能去做些年轻气盛的疯狂事，但我没法自己一个人做。我甚至不知道怎样开始寻觅一个我这年纪的人玩乐的去处。在旅途中，我只懂得去酒店和美术馆，还有爸妈带我去过的其他地方。
爸爸和千欣将要赶赴阿布扎比一事已成定局，爸爸觉得我该去西班牙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看看他的展览，我曾因为必须上学而无缘那场展览的开幕。千欣也很紧张，因为这是她第一次出公差，为一个项目做翻译和协调人，此外，还因为去的是中东，她却没有随身多带几套矜持的行头。
迅速安排过后，我们来到机场，爸爸和千欣去往一个方向，搭乘前往巴黎的航班，然后转机到阿布扎比，我则去往另一个方向，飞往布鲁塞尔，再转机到毕尔巴鄂。
我将在毕尔巴鄂停留两日，之后到马德里游玩两日，在那里与爸爸和千欣“会师”，继续我们的朝圣之旅。他们为我安排好了行程和机票，其他的一切就都交给机遇和我自己的决定。我知道很多人会羡慕我有这样的旅行机会，我的心中却因纠结、孤僻的天性而波澜起伏。
几个月前，在春天，我随爸爸前往古巴，为他在哈瓦那双年展的项目担任摄像师。抵达机场时，我们遇见另一位参展艺术家，也带了他的女儿来。她的名字叫艾莉，我们在哈瓦那的一周，她都穿得光鲜亮丽，炫耀着高大上的纽约血统。请她去为汤米·希尔费格的“全美式”全家福担任模特再合适不过了。在哈瓦那的第一晚，我们小聊了一会儿，我发现我们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作为艺术家爸妈的独女在纽约长大，我们有些共同的熟人。她与我最好的朋友是高中同学，我与他的男友是高中同学，她的男友也和她一起来到古巴。她认识我这一届的所有酷小孩，全是她的男友介绍的，这男友本人也是个酷家伙。其实，我在一年前就见过她，在我们的毕业舞会上，但她不记得见过我。她的隔壁邻居和最好的朋友是我在罗德岛设计学院（RISD）的女同学，上学期还与我同班。她对我讲她怎样度过我们高中毕业后的那个夏天，她与男友环游欧洲，就他们两个人，简直像在度蜜月，然后各自去上不同的大学。那一晚之后，我们不再有机会在一起玩儿，因为爸爸走到哪儿我就要举着摄像机跟到哪儿，她却可以在哈瓦那大大小小的池塘边享受日光浴。
她的爸爸托马斯自称是个退出艺术圈十年之久以试图“忘记”怎样做艺术的艺术家，为此他到一所艺术学院做了教授。他的参展作品由许多事先做好的陶片组成，陶片上有人耳状的凸起，他运来所有的部件，一天左右就将它们堆成四个高塔。在之后的一周里，他就与他那交际花般的妻子（与他们的女儿及她的男友一样光鲜亮丽）玩遍哈瓦那的各种宴会雅集，遇到谁就和谁成为朋友。我爸爸对他的作品无感，也讨厌他们滔滔不绝地扯谈，因为他要忙着实现在我们抵达哈瓦那时才想好的新作品——在一周之内，吊起一艘布满火药引线的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