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些男孩们都很快乐，但是他们的工作也非常辛苦。每隔一晚，他们要等电报局关门才能下班。在这些晚上，我很少在11点前回到家。即使在其他晚上，我们也要到六点钟才能到家。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很少有自我提高的时间，而且所挣到的钱全部贴补家用，剩不下什么钱买书。然而，好像是上苍眷顾我似的，文学的宝库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向我敞开了。
詹姆斯·安德森上校——在我写到他的名字时，我颂赞了他的美名——宣布他将向男孩子们开放他有400册藏书的图书馆。任何年轻人都可以在周六下午从图书馆里带走一本书，到下个周六时再换另外一本。我的朋友托马斯·N.米勒先生最近提醒我，当时安德森上校的书籍是首次向“劳动的男孩们”开放。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那些送电报的男孩、公司职员还有其他不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是否有权利借阅这些书。于是，我就向媒体写了一封短信，寄到《匹兹堡快报》，请求把我们这些人也纳入其中。我在信中说，虽然我们现在不从事体力劳动，但是我们中的一些人过去这样工作过，我们真的是劳动的男孩子。于是，亲爱的安德森上校立即扩大了读者范围。我第一次作为小作者的公开亮相大获成功。
我的好友汤姆·米勒，我们小圈子的一位成员，住在安德森上校家附近。他把我介绍给了安德森上校。就这样，我那封闭、地牢般的生活中忽然有扇窗户打开，知识的光辉从外面透了进来。每天的辛苦工作，甚至是漫长的夜班都因为我能抽时间读书而变得不那么痛苦。因为想到每周六都可以得到一本新书，未来也变得光明许多。就这样，我阅读了麦考利[14]的散文以及他的历史著作，还有班克罗夫特[15]的《美国史》，这本书我读得尤为认真。我还特别喜欢兰姆的随笔。不过，除了在学校课本上的几篇文章外，当时我对文学大师莎士比亚还知之甚少。不久后，在匹兹堡的老剧院观看的一场演出让我开始喜欢上莎翁。
我们小圈子的成员约翰·菲普斯、詹姆斯·R.威尔逊、托马斯·N.米勒、威廉·考利和我一样拥有使用安德森上校图书馆的宝贵特权。我平时不可能从其他地方获得的书籍，上校总是想办法帮我拿到。由于他的缘故，我喜欢上了文学。即使别人给我数百万美元，我也不会放弃这种爱好。没有文学的日子，生活会很艰难。没有任何东西像安德森上校的书籍一样，让我和伙伴们能够远离恶友和恶习。此后，当我有了一定的财力时，我首先着手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为我的这位恩人树立一座纪念碑。这座碑矗立在我捐建给阿勒格尼的钻石广场内，在展览馆和图书馆前，碑文如下：
献给西宾夕法尼亚开放图书馆的创始人——詹姆斯·安德森上校。他向劳动的男孩们开放了自己的图书馆，并且在周六下午亲自担任图书管理员。就这样，他不仅为这项崇高的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书籍，还贡献了他自己。此纪念碑由一个“劳动的男孩子”安德鲁·卡内基出资设立，旨在纪念并感谢他带来的恩惠。因为他的慷慨，这位男孩得以进入宝贵的知识和想象力的殿堂，他的人生境界也因此得以提升。
这些话只能略表我的崇敬和感激之情，感谢他对于我和伙伴们的眷顾。早期的这一经历让我认识到，如果要花钱来帮助那些心地善良而且愿意继续保持良好品质的男孩和女孩，没有什么比在社区建立一所旨在完善其品质的公共图书馆更有效果的了。我确信在未来，我有幸投资建设的图书馆会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如果通过这些图书馆，一个男孩子可以获得我从安德森上校那400本已磨损殆尽的图书中获得收益的一半，我就可以认为这些图书馆没有白建。
谚语说，“弯曲的树苗长成弯曲的大树”，即儿童时期的教育对人性格、品质的形成至关重要。所幸，书籍中的珍奇世界适时向我敞开了大门。图书馆最大的特点是，只有愿意读书的人才能有收获，年轻人必须自己去获取知识。除此之外，别无捷径。多年之后，当我发现父亲是邓弗姆林第一家流通图书馆的5个创始人之一时，我感到非常自豪。
那所图书馆的历史很有意思。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它先后迁址不下7次。第一次迁移是由这5位创始人完成的，他们用围裙和煤斗把它们从手工织机作坊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我父亲是家乡第一家图书馆的创始人之一，而我有幸成为最新一家图书馆的创始人，这件事的确让我感到非常有意思。在公共演讲中，我经常说我是一个曾经创立过图书馆的织造商的后代，这一点让我感到自豪，我不羡慕任何其他家族。在并不知悉的情况下，我追随了父亲建立图书馆的足迹，我想说这是天意，对这一点我感到十分满意。我父亲这样的人是值得追随的导师，他拥有我所知道的最温柔、最纯洁和最友善的品性。
我曾经说过，我对莎士比亚的喜爱源自我看过的一场戏剧。在我做信差的那段时间，在福斯特先生的管理下，匹兹堡剧院拥有着一段非常辉煌的时光。他享受免费收发电报的特权，而电报员也可以免费观看演出。这种待遇有时也惠及我们这些信差，因为有的信差把下午收到的给福斯特先生的电报拖到晚上才去送，这样就可以直接把电报送到剧院门口。接下来，信差会用怯生生的语气问是否可以到二楼去看戏，而这种要求总能得到批准。我们这些男孩于是轮流享受这样的好机会。
就这样，我与绿色幕布后的世界熟识起来。总的来说，这些演出场面壮观，但是文学性较差，不过其精心设计足以让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眼花缭乱。我以前从没有见过这样壮丽的场面，也没有机会经历类似的场面。我没有去过剧院，没有去过音乐厅，没有看过任何形式的公共娱乐活动。其他几个孩子也是如此。在剧院，舞台脚灯的辉煌让我们着迷，大家都非常珍惜每次去剧院看演出的机会。
之后，当最著名的悲剧演员之一“强风”亚当斯来匹兹堡出演莎士比亚的一系列戏剧时，我的趣味从此发生了改变。自那时起，我的眼中只有莎士比亚，我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记住亚当斯的台词。在此之前，我还从没意识到语言竟有如此的魅力。那样的节奏和旋律能够进入我内心深处，形成一个坚固的存在让我不时还会想起。剧院戏剧是一种全新的语言，我之所以能够喜欢它，当然是因为它让人印象深刻的舞台表现方式。我还没观看《麦克白》时，我对莎士比亚可没有什么兴趣，也没有读过他的剧本。
过了一段时间，我还通过《罗恩格林》[16]的演出了解到瓦格纳。《罗恩格林》序曲带给我新的启示，它让我激动不已。此前，我在纽约的音乐学院几乎没有听过他的作品。这是一位天才，真正的天才，和以往所有的天才不同，他给我提供了向上攀登的新阶梯——就像莎士比亚一样，他是我的新朋友。
我还想再讲一件同时期发生的事情。阿勒格尼市的一些人，可能总共不到100人，组成了一个斯维登堡信徒公谊会，我家在美国的亲戚在其中担任重要职位。在离开长老会后，我父亲加入了这个教会。当然，他也带我去参加他们的活动。不过，我母亲对斯维登堡信徒公谊会没有兴趣。虽然她一直教导我们要尊重各种形式的宗教，不要介入神学上的争论，但是她自己一直保持独立。也许可以用广为人知的孔夫子箴言来说明她的立场：做好今世的事情，不要忧虑来世会怎么样，这才是智慧之道。
她鼓励自己的孩子去教堂做礼拜，去主日学校接受基督教教育，但是很显然她认为斯维登堡的著作以及《旧约》和《新约》中的许多内容并非神授，不值得作为生活中的权威指南。我对斯维登堡的神秘主义学说兴趣渐浓，甚至能够阐释他的“精神意义”，这让我得到了虔诚的艾特肯姨妈的夸奖。这位可爱的老妇人甚至热切地期望我将来成为新耶路撒冷的杰出人物，偶尔她也想象我成长为她所谓的“福音的传播者”。
随着我渐渐疏远了人造神学，我姨妈的这些美好愿望落空了，但是她对她第一个外甥的关爱一如既往。当我们一起住在苏格兰时，她经常把我抱到她膝盖上哄我玩儿。后来，她还希望通过斯维登堡的启示改造我的堂兄利安得·莫里斯，但是后者竟然加入了浸礼会并且受洗，这件事让这位热心的福音传道者很是失望。不过，她应该记得她的父亲在爱丁堡有过同样的经历，那时他也经常参加浸礼会的布道活动。
加入浸礼会后，利安得看望我姨妈时受到了冷遇。大家有意让他认识到，他的行为让家庭蒙羞，因为由斯维登堡派和其最好的门徒，他的姨妈，向他展示的新耶路撒冷竟然不能感化他。利安得对此不以为然，他回答：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严厉呢，姨妈？你看看安迪，他没有参加任何教会，但是你却不责备他。参加浸礼会当然好过什么教会都不参加。”
姨妈马上回答说：
“安迪！哦，安迪。他是‘赤身裸体’，你却穿的是‘破衣烂衫’。”
他从此失去了亲爱的艾特肯姨妈的宠爱。我还是可以改造的，因为我还没有入教，而利安得已经加入了一个教派，一个不属于新耶路撒冷的教派。
与斯维登堡信徒公谊会的接触让我开始喜欢音乐。除了朗读赞美诗外，公谊会的活动中还有清唱剧的内容。我本能地喜欢上了清唱剧，虽然我的嗓音并不好。但由于大家认为我表情“到位”，我经常能够参加他们的合唱练习。在排练中，虽然我有时会发出不和谐的声音，但总能得到担任领唱的凯森先生的原谅，我认为是我的热情感染了他。后来，当我全部掌握了清唱剧的内容后，我欣喜地发现，音乐圈里所称的亨德尔最有名的曲子中有几首竟是我这个无知男孩之前就已选定的至爱。因此，可以说匹兹堡斯维登堡信徒公谊会的小合唱团对我进行了音乐启蒙。
然而，我不会忘记，对父亲哼唱的绝美家乡民谣的热爱为我打下了音乐欣赏的好基础。我几乎熟悉所有的苏格兰老歌，不论是歌词还是曲调。这可能为欣赏贝多芬和瓦格纳这样大师级的作品打下了最好的基础。我父亲是我听过的最温柔、最感伤的歌手之一，也许我也从他那里继承了对音乐和歌曲的热爱，尽管我没有他那样的好嗓音。我经常想到孔夫子的话：音乐，来自神的声音！听到您的召唤，我立即就来了。
当时还发生过一件事情，足以说明我父母在一些事务上的开明态度。身为信差，我节假日不能休息，只有在夏天才有两周的自由支配时间。其间，我会到俄亥俄州东利物浦的姨夫家，与堂兄妹们泛舟河上。我非常喜欢滑冰，而我们家对面的潺潺小河冬天会结冰，并且冰面很厚，于是周六晚回家很迟的我会考虑，我是否可以第二天早起，赶在去教堂之前滑冰去呢？这是普通苏格兰家庭的家长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但我母亲的态度很明确，那就是只要我愿意，我可以先去滑冰。父亲说，他认为我可以到河里去滑冰，但是希望我能及时回来，和他一起去教堂。
我想在今天，百分之九十九的美国家庭会做出同样的决定，大多数的英格兰家庭也会做出同样的决定，但是在苏格兰不会。今天，很多人认为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他们会同意在这个日子向公众开放画廊和博物馆，让大家在这一天尽情欢乐，而不是逼他们为很可能假想的罪恶自责，而我明智的父母40年前就有了这样的想法。他们超越了那个时代的传统做法，即在安息日散步或阅读非宗教书籍是不能容忍的，至少对苏格兰人来说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