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差异花了足足十九年来修筑柏林墙，而推倒它却只用了几分钟。
讲师在偌大的教师里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想我是走神了。我坐在临窗的座位上，脸贴上脏兮兮的窗玻璃，惺忪着眼看一架飞机在外面的天空飞过并留下云一样的白色痕迹，心想维系我们友谊的，是否就是我们之间的那道墙。
你很久都没再出现过，杳无音信。
记得当初我们还经常有时间在学校的一条水泥路上散步。天气大多是有风的，路上的树叶还有垃圾纸袋都不断地被吹起，打几个转，然后又飘落。我总喜欢一反常人地走在路的左边，和你相隔一条路的宽度，彼此不说话的时候在别人看来就像两个陌生人。
在那些起风的散步的某一次中，你告诉我你四岁时经常在上学的路上被一个男孩用水枪滋得浑身湿透，后来不得不天天穿雨披去上学。你说完后我便大笑不止，直到你拳脚相向逼问我为什么。
我忍笑用电影中的台词揶揄你：每次我穿雨衣时，也都会戴墨镜。你永远都不知道，这个世界什么时候会下雨，什么时候出太阳。
想必你从不看王家卫的电影，因为我看见你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那时我们已经很熟悉了，虽然我从来没告诉你四岁时我最大的恶趣味就是向路过上学的小女孩滋水，但我们的确是很熟悉了。我了解你的每一个好朋友应该了解的习惯。
比如你经常在想不起什么事的时候去重走一遍十分钟前曾走过的路，你说这样可以拾到不小心遗落在半路的思绪。对此我常嘲笑你是傻冒，就像你嘲笑我走路走左边一样。有一次我也忘了什么事情，脑子一团浆糊束手无策，只能按你的办法去做，可是一路上只拣到许许多多对你的印象，还有一些凉凉的风。
回来后我发短信给你：傻冒。你说：那是因为你走在路左边。
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便是你和我的柏林墙。
我们所在的学校有一座后山，就在体育场的侧面。学校禁止学生出入后山，但还是屡禁不止。上去的学生多半是幽会的情侣，或是一些失意了想找一点寂寞的人。
有一次我发现后山的深处有一泊不大不小的湖，潜藏在树林和土堆中间而且很少有人问津。于是那天放学之后我就拉你去新大陆那看日落。我们俩坐在两块早已被无数雨水冲刷的圆润的石头上，眨也不眨眼地看着湖水与天空交接处不停颤抖的水平线，静静地不说话。直到太阳快要消失的时候我才说，夕阳的炙热一定是给湖水消减了，不然怎么会有这种昏沉而又温和的光辉。
你定了定神就站了起来，掸掸身上的尘土开始往学校的方向走，留我一个人在那，带着没得到回应的不解。事后我总想，你多半是在笑话我的矫情。
后来你再不曾陪我看过日落，你说那不如日出熠熠生辉。
很久之后的一天我去画室找你。那天刚到傍晚，亮着灯的画室里只有你一个人端坐在画板前。你没发觉站在窗外的我正看着你揭过一张涂抹得模糊的纸，开始作一幅新画……
全副武装的军人对侥幸存活的逃亡者说：你们自由了，这里是西德领土。
本来我是不会认识你的。如果我们都是或者遵纪守法或者软弱的好学生，我是不会认识你的。
大一下学期的某一天我不知是否搭错了哪一条神经，在主教学楼的楼梯口一脚踹灭了一盏安全灯，随后我便感觉到背后不远处阴冷的眼神，还有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三分钟玩命的逃窜后我遇到了你。当时你站在一个空教室的门口，看见我后二话不说就把我拉进教室，又重重地摔上了门，然后大义凛然站在门外拦住了来人。
也许情况太过紧急，门外的声音我什么都没听见。我只记得当我缓和了心跳从窗子往外望时，你和那个追我的人都已经不见了。
怀着及其歉疚的心情忐忑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居然在食堂门口被你拦住。你低沉着声音说：你欠我一个记过处分。我舔舔自己嘴边还没散去的油腻，只能叹气：那我欠你一顿饭还是什么？
在麦当劳时我们互留了姓名。我问你最想去的城市，你说柏林。我看着手上被捏扁的汉堡，说：为什么不是汉堡呢？
我没有问过你为什么要救我，你也没有提起过。那时我还不知道你会去柏林，而在你真的去了柏林之后我才知道，你根本从未被处分过。当时追我的人是学生会值勤的，而你，是院学生会副主席。
大学的最后一个寒假我发短信祝你新年快乐，并告诉你我考了驾照。你的回复再简单不过：哦。可是过来几分钟你又发来：摩托车还骑吗？我说：家里买了新车。
更像是一句辩解。
认识你的第二年暑假你忽然约我去喝冷饮，然后一边把玩着手里的塑料小匙子，盯着杯里的柠檬汁，一边对我说：小文，我有男朋友了。我整吞了一个比我咽喉更粗的杨梅后不住地咳嗽，因而错过了你抬起头来看我的眼神。我粗着嗓子问你：怎样的人？
骑摩托车的，威风凛凛。你回答完后又问我：你是不是故意咽了杨梅来掩饰你已经粗了嗓子？
我不想回答，于是冷场就残忍地盘踞在我们中间的桌子上，直到你叫了声埋单。
后来我们偶尔还是一起走在起风的水泥路上，你走右边我走左边，只是话似乎又少了一些，在人看来更像是陌生人。我们更多的是各自欣赏与风周旋在半空中的树叶和垃圾袋。那段时间我不止一次看见你的男友，他在看见你的时候会让摩托停止嘲哳的喘息，摘下头盔眯着眼睛看着你。他染成栗色的头发和胡渣一样杂乱无章，但笑容温和，眼窝陷下的角度看上去饱经风霜。
我又粗着嗓子去买了一辆摩托车，戴上头盔在学校的水泥路上横冲直撞，引来无数侧目。
不久之后的有一天，你告诉我你看见一名摩托车骑手和面熟，包裹在头上厚厚的头盔里露出的眼神很像我。我笑着问你又怎么知道不是我。你嘲讽地说：你这个不懂交通规则的孩子走路总是顺左边，怎么会在右边骑车。而且你这副单薄的身板，怎么能把摩托驾驭得那样虎虎生威。说“虎虎生威”四个字时，我看见你面露憧憬，不知是对我，还是对那个你不知其名的“骑手”。
我推了推眼镜，傻傻笑笑。
你喜欢张狂的摩托车，我喜欢骑自行车。
你闲时会学德语，常对我说我听不懂的德国脏话，我闲时则会看打发时间的小说，给你讲好笑的章节。
你追寻俗世里的放肆，我沉迷幻想中的安逸。
你走在路的右边，我走在路的左边。
但你骨子里世故，而我骨子里轻佻。
有时你说我该是个女生，有时我说我也这么想。我想，这便是我们的柏林墙。
东西德的统一告诉我们，意识形态的差异没有任何阻碍作用。可是我们之间总有阻隔。
你去柏林的那年冬天出奇的冷，我一向不懂地理，不知这是厄尔尼诺，拉尼娜还是什么别的现象。冷空气和大雪让人觉得任何事情都是忧郁的理由：斜倚在门框上双手伸进袖管抱在胸前戴棕色帽子的大爷，卖香肠的小贩冻僵的嘴唇里吐出的“一根儿”的儿化音，我沆瀣的鼻涕以及我擦鼻涕的纸，还有我们常走的那条人迹寥寥的水泥路。
那次我沿着那条路一直走到了校外，路上的风好像比以往更大。当然我仍走在左边。远离了校区的路上并不是只有荒凉的雪，还有被雪覆盖的田野，被雪覆盖的昆虫，被雪覆盖的烟头，被雪覆盖的叫嚣声。我走过我们曾经依靠过的香樟树，树叶间卵圆形的冬芽清晰可见。据说“樟”字的由来是因为樟木上有许多文章一样的纹路，那文章写得就是这株樟树下发生过的故事。我浪漫地想那是否也有一段书写得是我们有一搭没一搭的对白。
那些寒冷的因素让我的鼻子嗅不出任何美好食物的气味，便赌气地去吃你常吃的减肥餐，才知道原来你所谓的“减肥食品”是那么辣。其实你已经很瘦了，比我更单薄，没必要再苗条一点。这些我从没有跟你说过，只是饶有兴致地看着你对那盘奇形怪状的东西细嚼慢咽。
我想起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吃饭，那时我已经知道你要离开这里去你向往的城市，而且航班就在第二天。我学着周慕云的口气无不装逼地问你：如果多一张机票，你会带我走吗？你头也不抬地说：你爸妈不会。
你临走的那天，你的男朋友蹬着摩托车找到我。他对我道歉，说他只是受雇于你。离开的时候他留给我一张你让他转交的纸条。
你在上面说，文艺青年并不是个好词。我才知道，原来它不是个好词。不过它很适合我。
那天我去了机场，却没有送你。从机场回来的那个傍晚，对着郊区无边的空旷，不知是触景生情还是怎么，我想起曾经你在空无一人的画室里画下的那张画。那是一轮浮在湖面上的夕阳。
年轻的彼得·菲西特中枪后又滑落在了柏林墙的东侧。他生命的最后五十分钟里，淡蓝色的眸子里映出的，依旧是东柏林的天空。我在机场的五十分钟，看见载着你的飞机，穿越过了，却没有粉碎你和我的柏林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