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十四岁，正在辽宁省沈阳市锻人中学当小白鼠。不要误会，这不是一所冶金专科学校，所谓锻人，就是锻造人才的意思——据说它最早叫炼人中学，后来火葬场提出抗议，才改名为锻人中学。其实如果你生活在沈阳，肯定会听过这所学校的大名（在我们毕业的那一年，它改名叫东北锻人中学，大有把魔爪伸向全国之势），因为它是全国有名的重点中学，里面设有专门的“超常班”，经常派学生参加国际奥数比赛之类的大奖赛，为欧美各国培养了大批高质量的技术移民，真正是“人才挤挤”。
然而当时我和我的铁哥们最关心的可绝不是拿什么奥数冠军之类的，刚进入青春期的我们有太多重要的事情需要体验，奥数比赛绝对是最后选择。当我们四个人在晚自习前的黄昏抓紧时间借着天边晚霞的光在学校后山上的小树林里偷看从秘密渠道搞来的香港色情杂志的时候，张跃扬有时会抬起头望一眼正在操场上背英语单词的超长班的学生，然后面带鄙视地说：“他们爹妈怎么生了他们？”我通常会接着说：“绝对的基因变异！”，潘晓松会说：“别忘了，超常就是异常！”而陈雅文，照例什么也不说，只是看着张跃扬笑一下——那种最甜最纯洁的笑。
我们四个能进入锻人中学，也是因为一项试验。就象我前面说过的，锻人中学是着名的重点中学，里面的学生在学习成绩方面是没得说。不过我们升初中那年不知道锻人中学的校长是神经错乱还是长了脑瘤，决定要招一届“文艺特长生”。招生的方法就是根据当时市内各区教育局举办的各种“小艺术家评比”之类的奖项，从市内的各个小学直接招生。最后的结果是招了三个班，一百多学生。初901班是保持该校传统的“奥数比赛班”，初902班，就是我和我的铁哥们所在的班是“文艺特长班”，初903班是“美术特长班”。如果你认为我们都是被家长凭关系走后门送到学校里的那就错了——和现在不同，当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正处于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还不能用货币直接购买各种奖项，所以我们这届学生的特长颇为货真价实。就拿我本人来说，我父亲是部队的文艺军官，母亲在中专教书，家里在教育局既无亲戚也无熟人，我能进入这所中学全是因为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自己编了个模仿赵本山的小品，糊里糊涂地被班主任推荐到区里参加一个名为“百名小艺术家”比赛，又糊里糊涂地拿了一个“小表演家”的称号回来。（可能是为了弥补素质教育的不足吧，当年此类的特长比赛非常多。有比赛书法的，得奖者就会被授予“小书法家”的称号，还有比赛摄影的，自然就是“小摄影家”了。最多分类的是音乐，里面有“小作曲家”，“小钢琴家”等种种称号。莫扎特要是托生在现代中国，没有十个八个某某家的称号，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得知我被锻人学校招收的那一天，我的父母简直乐开了花，亲戚朋友们都说我命好，没费劲走关系就能被这么好的学校录取——当时有一种说法，只要被锻人学校录取，就等于一只脚已经跨进重点大学的门槛了。从这件事我总结出一条经验，大人觉得好的事情，对孩子来说往往是一场灾难。
当年这所学校的招生决定，很是莫名其妙。它不是专业的艺术学校，把我们招收后也没有对我们就进行过任何的专业培训，仿佛招收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学生们参加各种文艺比赛（特别是演唱主旋律作品的各种大合唱比赛），为校争光——我们还真没辜负校领导的期望，确实拿了些大大小小的奖项回来。然而从我们这届学生之后，该校就再也没招收过所谓的“文艺特长生”，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学文艺的学生太活泼，不容易管理，要么就是因为该学校早已经英名在外，不再需要歌功颂德的唱诗班了。总之，我们真正是这学校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批学生。回想当年，用句已经被官方媒体用滥了的话说，我们班的学生是该校校园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绝对他妈的是。首先，我们班是文艺特长班，所以学生们的相貌……这么说吧，如果现在的同人女，LOLI控之类的能穿越回去，绝对会跪在班级门口嚎啕大哭。其次，从事文艺的孩子，大多数活泼好动，所以我们班给锻人学校带来一丝生气，人的生气。最后，也是最精彩的，就是我和张跃扬，潘晓松，陈雅文这“四大恶人”。
张跃扬是我们四个人的老大，他比我们大一岁。至于当年他为什么比其他孩子晚一年上小学，我们一直都没机会问。他家住在铁西区，那是全中国闻名的重工业区。他父母都是普通工人，确切地说都是第一批下岗的普通工人。他母亲常年患病卧床在家，心脏病，平时连门都不敢出，晚上睡觉的时候枕边放着遗书，怕一睡着就再也醒不过来了。他父亲下岗后靠在家具市场里骑三轮车拉货为生，挣来的钱不是用来买治心脏病的药，就是用来买白酒喝。
张跃扬的特长是演奏小提琴——和他的家庭背景反差挺大，是不是？我当年就这么想过。班上绝大部分学生的家长都是从事文艺工作的，要不然就是人民公仆之类的货色，来自普通工人家庭的孩子，只有张跃扬一人。我和晓松曾经在私下里问过张跃扬他是怎么学会演奏小提琴的，他只说一句“我妈教的”，就什么都不肯再说了。
张跃扬又高又壮，虽说只比我们大一岁，但乍一看好像是大学生。他的两道浓眉，总是挂着坏坏的笑，眼睛里却闪着各种各样的色彩。他和我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学生——当时我是“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那些所谓的小错误，就是老师要求背的英语单词没背，下午上课的时候打瞌睡，在自习课的时候随便说话等等，老师批评的时候，我“认错态度较好”，但是下次还会犯同样的错误，属于“滚刀肉型”。好在我父母无职无权，没有利用价值，所以班主任在我身上也不怎么花心思，我乐得逍遥自在。张跃扬则不同，他浑身散发着不羁的气场，眼神闪着不屑一顾，四下无人的时候还给我们讲黄色笑话——“屄字有三种写法，你知道吗？不能写罢？……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做丈夫的时候，写帐要用……哈哈哈！”他是我们班上胆子最大的学生，也是脾气最爆的学生。在老师的眼里，他绝对是个麻烦制造者。初中开学没到三个月，我就领教了张跃扬的火爆脾气：
锻人中学历史悠久，它的前身是伪满洲国时期日本人开办的一所日本人公务员的子弟小学。既然有这段光荣历史，那么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做贡献就是本校义不容辞的责任。九十年代初常常有当年出生在东北，曾经在本校上学的日本人回来参观（现在倒是没怎么听说了，可能都死光了吧）。那些老人拿着照相机，有的还领着他们的孙子孙女，在学校里颤颤巍巍慢慢地走着，看着，有些老人用流利的汉语和我们聊天——正宗的东北口音，有些还颇为费劲的爬上学校的假山，在山上的树干上摸索着，寻找着，然后无语地抬头望着树干，望着天空。当年看到这些日本人，我只觉得新奇，除此之外没什么感觉，现在想起来，这世界上也许真的有天理报应：在这些日本人心中，东北才是他们的故乡。他们的父辈侵略别的国家，也许能逃脱审判，但是他们逃脱不了，他们尝到了失去家乡的痛苦，这正是他们父辈侵略别国遭受的报应。
言归正传，初一开学不久，确切地说应该是在1990年的十月份，又一批锻人中学的日本校友来到本校友好访问。作为锻人中学的文艺特长班的学生，为了中日两国人民能世代友好下去，为了本校的名誉，当然要义不容辞的排练精彩的节目给日本友人欣赏。别担心，我们表演的节目绝对不是涂着大红脸蛋，在台上站成两排，高喊：连爷爷，您回来了！我们是东北锻人学校的学生，我们演的都是高素质的节目。然而高素质的节目就意味着高强度的训练和大量的时间占用。辛苦了一个月，演出那天满以为苦难就要结束了，可是没想到在最后时刻又遭了次罪。
演出那天一大早我们就来到学校旁边的中华剧场，在后台换上了单薄的演出服。十月份的东北是非常寒冷的，我们在剧场里冻得得得瑟瑟等待演出开始。可是那天一个日本老头一大早犯了心脏病，倒在宾馆里。外宾有难，这还了得？校方领导层几乎是全体出动，集体折腾，直折腾到下午一点多演出才开始。我们班的学生下午四点多才回到学校吃“午饭”。我不知道现在的学生是怎么解决中午饭问题的。当时离家远的同学都是自己带饭，早上把铝制的饭盒放到一个大铁筐里，由当天的值日生统一送到热饭盒的锅炉房，等到中午的时候再由值日生取回到教室。我们把铁筐从锅炉房里拿出来的时候，饭盒早就凉了。想着在教室里又饿又冻，两眼放光的同学们，张跃扬一边骂那个日本老头不在这应该个时候犯心脏病，一边和我抬着铁筐急冲冲地往教室赶。我们和另外几个主动来帮忙的同班男生几乎是抬着铁筐跑着进入教学楼的，在楼梯拐角，猛然抬头看到一个日本老头在一个翻译的陪同下正颤颤巍巍地下楼，我们想躲开他，但是没成功，铁筐冲老头撞了过去，张跃扬急忙猛地拽了一下铁筐，那铁筐刮了老头一下，反扣在地上，二十多个饭盒大部分都摔开了，饭菜和汤汁撒了一地。那日本老头一个趔趄，后面的翻译连忙扶住他。
张跃扬见状连忙说：“对不起……”
还没等张跃扬说完，那个翻译已经蹿到我们面前，穷凶极恶地说：“你们是哪个班级的，怎么这么不小心，要是把酒井先生撞坏了，你们能负责任吗？快点告诉我们你们班主任是谁？”
张跃扬听了他的话，脸涨得通红，大喊：“酒井，酒你妈屄井！我他妈的都饿了一上午了，给你们这帮屄人演鸡巴出，你们他妈的还这么多废话，快点滚！”
听了张跃扬的话，那个男翻译眼镜片后面的一双小眼睛瞪得大大的，好像看到了外星生物：“你这孩子是哪个班级的，怎么这么说话，我要找你们老师！”
“我初902班的，爱找谁找谁，快滚一边去！”张跃扬说着，一溜小跑跑进教室，告诉同学们饭菜撒了。
这时候那个日本老头扶了翻译一下，摇摇头，摆摆手，说了几句日语，我猜想应该是我没事之类的。而那个翻译面对日本老头一脸关切的神色，仿佛中日关系，中日两国人民的命运此时此刻就掌握在他的手里。闻讯而来的同学们看到这情景，默默地收拾起自己的饭盒，脸上都呈现出愤怒的神色。翻译看到大家的脸色，可能怕激起民变，就忙不迭地搀着日本老头离开了。这时张跃扬对大家说：“我今天没抬好，把大家的饭盒弄撒了，我请大家到校外吃饭！”于是中午带饭的同学跟着他在校外市场里的小饭店里大吃了一顿，最后一算账，总共二百多块钱。在吃饭期间张跃扬出去了一次，我问他干什么去了他只是摇摇头说没事。付账的时候我和几个男生要他和平摊，他拦着，硬是没让。后来我听说他那天是向他在社会上的朋友借的钱，二百多元，等于当时他们家一个月的生活费。我知道后非要和他平摊那天的饭钱不可，他拦了好半天，最后急了，一瞪眼：哥们，你是不是看不起我，认为我缺这二百块钱就能饿死？！看他说得这么严重，我也就不再坚持了。
当然，那个翻译最后还是找到了学校，把当时的情况添油加醋后告诉了校长，嘱咐校长对张跃扬“多多帮助”。虽然我主动找班主任和教务处主任讲明当时的情况，告诉班主任当时的错不全在张跃扬。但是“为了中日两国人民能够世代友好下去，为了帮助张跃扬同学认识到辱骂外宾这个错误的严重性”，学校还是在一周一次的集会上宣布给张跃扬记大过处分。我总想找个机会安慰一下张跃扬，因为在我当时稚嫩的心灵中，挨一顿老师的批评已经是天大的事情，记大过？简直就是死刑。但我没想到张跃扬毫不在意，当我们说起那个翻译的时候，他一脸鄙视：他？找他爸肏他妈去吧！我听了哈哈大笑——他总有新鲜的骂人方法向我们展示。
这件事是我和张跃扬关系的转折点。从前我和他的关系最多能用“一般”这个词来形容。他满嘴脏话，生活在铁西的工人住宅区，这样的人，正是我的家长和老师从小一直叮嘱我避免接触的人，因为他们是墨汁，能把周围的人染黑。可我觉得张跃扬身上有种东西在吸引着我，一种包括我在内的绝大部分中国人所缺少的东西。张跃扬则认为我很够义气，在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后来他告诉我，他对我这种家庭背景的孩子很反感——要么一天到晚垂着个木头脑袋，就知道学习，要么就善于背后打同学的“小报告”，在老师面前说其他同学的坏话，暗地里整人。“幸亏你不是那样的人，否则……呵呵。”他常常对我这样说，脸上又露出那天生坏坏的笑容。
就是由于张跃扬的这种态度，他成了我们班主任的重点教育对象，并且在校教育处了挂了号，本校的教导主任常常找张跃扬到他办公室里去谈心，常常叮嘱他一些要努力学习之类的话。锻人学校一向只招收羊羔——也就是那些所谓的“好学生”，象张跃扬这样的狼崽子，老师们可能是第一次面对。
说过了张跃扬，再来说说潘晓松——他能和我们成为铁哥们，说起来算是缘分。潘晓松生在艺术家庭，他父亲是位画家，在国画界颇有些名气，母亲是美术学院的老师。按理说他应该被分到初903班。但是他生性马虎，报到的那天竟然填错了班级，结果就被分配到了文艺特长班。后来再想改，我们的班主任不愿意放他走——他的加入使我们班有了一点优势，至少不愁学校举办的书法比赛之类的活动派不出人参加了（当年校内各班级之间的竞争那叫一个惨烈，从学习到纪律再到各项活动，各班主任的眼珠子都绿了。有几次我的班主任因为我们班没得到周红旗在全班面前声嘶力竭，如果配上摇滚背景音整个就是一摇滚乐演唱会上的女主唱）。
刚上初中我和潘晓松就走得很近，具体是为什么现在我也说不清楚了，你可以说这是臭味相同，也可以说这是我和他之间的缘分。总之那时候我们无话不谈，公开或者私下里分享着各种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资讯，比如周润发继《赌神》后又拍了哪些新的片子，十二位黄金圣斗士中到底谁最厉害，哪个女同学的胸脯开始变大了，男人的阴茎多长才算及格，等等。
潘晓松人长得白胖，圆脸，戴着副眼镜，用现在流行的词来形容，就是很“CUTE”。从性格上看，潘晓松根本就不象是学美术的人。遇到他之前，在我的脑海中学美术的孩子都是不好动的，能很安静的坐在那里对着个臭鸡蛋或者是裸体女人（这是学美术的人唯一让我羡慕的地方，不过当时我们还小，上美术课还只能画臭鸡蛋）画上一天的人，但潘晓松不是。他成天嘻嘻哈哈，在学校里不是去逗别人就是被别人逗——初一开学的第一天，他因为在体育课上随便说话，率先领教了体育老师的“摧心掌”，第三天午休的时候班里的几个女生轮流抢他的帽子，逗他玩，被班主任看到，她们得到了上初中以来的第一次严肃批评——这是让我意识到女人会因为男人犯错的第一件事。
潘晓松有两大爱好，第一是漫画，他家里有成堆的漫画，从幼儿园时期的《森林大帝》和《铁臂阿童木》的小人书到当时刚流行的《圣斗士》和《七龙珠》，他是每期必买。他看完还会把漫画带到学校来，在午休时间拿出来向我们炫耀，而我们照例是对他“教育”一顿后“代表校方没收其与学习无关的书本”。后来他认为只是看并不过瘾，就开始在课堂上发挥他的美术天赋，临摹那些漫画。甚至有一次他还在课堂上根据漫画创作了他的第一个模型DIY作品——他在他同桌的眼镜片上用蓝色油彩笔画了几个同心圆，再在中心画个十字，告诉我们那是《七龙珠》里贝吉塔的实力探测器，看着他的同桌，那个安静的小女生委屈地带着那副“实力探测器”，我们哈哈大笑，潘晓松当然也得到了他的奖励——班主任的一顿狠批。他的第二个爱好就是收集“军火”——当时仿真枪还没流行起来，最酷的东西是军匕。如果你撬开他床下的地板，会发现各种匕首军刀，而且还都是具有收藏价值的纪念版——我们毕竟是重点中学文艺特长班的学生，品味绝对不一般。
一天晓松在课间拿着一把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军匕向我炫耀：“王哥，看见没，正宗的丛林之王系列军匕，和史泰龙在《第一滴血》里用的那把一模一样，看看，”他边说边拧开刀把的后盖，举到我面前：“这是指南针，这是鱼钩和鱼线……”他说着，握着匕首摆了几个造型：“打架的时候亮出来，绝对牛！”我和张跃扬看着他大笑：“你还是先把草包肚子练下去吧，就你这体型，拿什么也是活靶子！”
第二天早上他哭丧着脸来找我：“王哥，帮我个忙呗。昨晚我妈翻我书包，把那军匕翻出来了，问我是哪里来的，我说是借同学的来玩。今天放学后你陪我到我妈学校走一趟，就说那匕首是你的呗，把匕首要回来，我请你吃烤羊肉串……”
帮人担责任？这样做行吗？要是他妈妈再告诉我父母，那我怎么办？正在我头脑里闪过这些念头的时候，在一旁的张跃扬对潘晓松说：“你让他去，你妈能信吗？再说你妈要是给他家去电话怎么办？我去吧，我家没电话。”
潘晓松立刻忙不迭称谢，当天放学后我们三个一起到潘晓松妈妈所在的美术学院，帮他要回匕首——我是以证人的身份出现的。潘晓松的妈妈见到张跃扬，一脸严肃地告诉他这匕首不是玩具，随便带在身上“很危险”，更不能借给别的同学（那神情就好象是在力劝非典后期病人不要逛街一样）。又说她本来想见见张跃扬的父母，和他们谈谈这件事，但是因为她“很信任张跃扬”，相信他能处理好这件事情，就决定把匕首还给他。后来潘晓松私下对我说，那天晚上回家他妈妈还是对他大发脾气，原因不是他玩匕首，而是他和张跃扬这样的人来往。也许在潘晓松妈妈的头脑中，张跃扬已经把匕首借给了她儿子，下一步就是带着她的宝贝儿子抢劫银行了。然而潘晓松还是和张跃扬越来越“铁”，若干年后聚会的时候他对我说：“当时只有跟你和张跃扬在一起的时候，才觉得自己不是妈妈眼中的乖宝宝，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女同学眼中可爱的小弟弟，而是一个危险人物，一个青春期男孩都想成为的危险男人。”没错，就是危险男人——从男性荷尔蒙开始在我们那稚嫩的阴茎动脉里流淌的那天，我们的体内就充满了不安的因素。我们都向往成为小马哥，阿诺和史泰龙那样的男人，浑身肌肉，拯救世界，在枪林弹雨中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但当时我们甚至还都没打过架，一次也没有，作为重点中学的学生，作为高素质的被圈养的人，作为这个国家未来的精英，我们连看打架的机会都没有。
陈雅文是最后加入我们的。他在1990年十一月转学到锻人中学。当年他十二岁，比我和潘晓松小一岁。他的特长是舞蹈，而且好像是芭蕾舞的那种——具体是什么我从来没问清楚过，也从来没见他跳过。
他父亲是一个国家级歌舞团的领舞，在陈雅文三岁的时候借着随团到美国演出的机会跑了——“投奔民主自由”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几年后他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姐姐从北京来到沈阳。
我可以用很具体的语言向你形容张跃扬和潘晓松的长相，但是我无法用言语向你形容陈雅文的长相——那白皙的皮肤，精致的五官，灵动的双眼，怎么说呢，当年还没有“正太”这个概念，但是他确实就是现在网上所追捧的那种“顶级正太”。陈雅文当时最喜欢天蓝色牛仔套装，夏天就是牛仔裤配天蓝色的T恤衫，再搭配不同式样的飘马运动鞋，然后梳着郭富城刚出道时候的那种发型——我可以向你保证，当时就是最铁杆的城迷见到陈雅文，也会冲回家里，把墙壁上的郭富城海报全部撕碎，然后换上陈雅文的巨幅照片。陈雅文入学那天，就连隔壁903班的女生也以各种理由来我班“转转”。
当时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还没有“同性恋”这个说法，只有“二椅子”（东北俗话，就是不男不女的人）这个概念。我们都觉得陈雅文太柔弱了，别的不说，先说名字，不知道他父母当初怎么想的，哪有给男孩子起名叫“雅文”的？他平时在学校也不怎么说话。刚开始我们还以为是他刚转学过来，不适应，但是两三个月过去后他还是那样。中午午休的时候既不出去玩篮球也不到操场上转悠，就在教室里自己的座位上望着窗外的天空，一望就是一个小时。还有，在体育课跑步的时候，他和别人不同，两臂不是前后摆，而是胳膊肘夹在身体两侧，两臂左右摆。当班上男生（当然也包括我们三个人）嘲笑他象女生的时候，他就脸涨得通红，低头看着地面，还是那样一声不响地跑着。过了一段时间后陈雅文常常主动和我们三个人，特别是张跃扬搭话（其实他都是在和张跃扬搭话，不过那时候我们三个人已经形影不离了）。开始我们三人和他保持距离——和这样柔弱，有娘娘腔倾向的男生来往，会破坏我们“危险人物的形象”，搞不好慢慢地我们会变得象他那样——当时我们认为娘娘腔是会传染的。不过缘分天定，一件事彻底让陈雅文成为我们的好哥们。
锻人中学是众所周知的重点中学，“高素质的中学”，所以那种各位小时候经历过的或者在荧幕上网络上看到过的中学生打架的事件在这所学校里基本没发生过（一所禁止在操场上踢足球，禁止打雪仗，女生只能留齐耳短发的学校，还能有打架的事件发生吗），再加上绝大部分学生的家庭条件都不错，所以这所学校的学生是远近闻名的“肥羊”。附近几所普通中学的学生常常到学校附近转悠，看准机会就找我们学校的学生“借点钱花”。
1990年十二月的一天，放学后我们三个人照例一起骑自行车回家。我们三人正在象往常一样嘻嘻哈哈地说笑，张跃扬突然转到马路旁边的小胡同里，我和晓松立刻跟了上去。进了胡同我才知道，四个邻校的高中生正在和陈雅文“借钱”。
张跃扬把自行车直骑到雅文身边，然后跳下车，把车推在一边，问：“怎么了？”雅文扭头看着他，不说话，一脸惊慌。
对方为首的是个大个子，嘴里叼着根烟卷，扭头对跃扬一瞪眼：“这没你事，快走开！”接着对雅文说：“你麻利点，怎么求你点事这么费劲，好说好商量不行是不？”
“怎么商量都不行，”跃扬边说边弯下腰从他那破旧的自行车后座上把平时放在那儿的拇指粗半米长的铁棍拿在手里（铁棍在他来学校报到的那天就别在那里，但是直到那天我才知道它的用处）。
“我操，”大个子一瞪眼，把嘴里的烟头吐在地上：“你是谁啊，关你什么事？！”
“他是我朋友，你欺负他就不行！”跃扬也瞪着对方。
大个子一脸轻蔑的笑：“怎么，你们育人中学的学生也开始打架了？还是快回家吧，不然让老师看到了，告诉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就要挨批评，哭鼻子了，啊哈哈哈哈……”大个子还没说完，就和他身后的人一起发出狂笑。
跃扬一边用手掂着铁棍，一边用冷得让人发抖的声音说：“那你试试啊，我告诉你，锻人的学生不是个个都不能打。”
“操，你以为我不敢，他妈的吓唬我！”大个子两眼一瞪，用手指着跃扬大喊。
“你敢你就来啊。”跃扬还是掂着手里的铁棍：“试试看你就知道了。”
对方四个人慢慢地围了上来。就要开打了吗？我边想边用眼睛在四下扫，看看有没有什么砖头之类的可以利用。那是我第一次“亲临现场”，当时我只感觉自己全身的血液开始沸腾，脑海里不停地浮现港台枪战片里血肉横飞的场面。
突然，那个大个子依次在我们的脸上各扫了一眼，又看了看胡同口，然后恶狠狠地对雅文说：“你给我等着。”就转身带着其他人离开了。
看着他们消失在胡同的另一端，我和跃扬雅文松了一大口气，转身才发现晓松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退到胡同口去了。“我是怕有人偷袭，所以帮你们看着点身后”事后晓松这样解释，并且对我们说如果对方真的动手，他绝对会把书包里的那把军匕亮出来，绝对的。但不管他如何解释，我还是一边放任心脏狂跳一边和跃扬大大地嘲笑了晓松一番。不知道跃扬是否听出了我声音中的紧张，反正当时我的嘴唇和嗓子早就发干了。现在回想，其实那四个高中生很可能正是因为晓松退到胡同口才离开了——他们怕他喊人。为了防止那四个人趁我们离开后报复陈雅文，当晚我们三个人送陈雅文回家。陈雅文坚持要请我们三个人吃烤羊肉串，就是那种路边摊的，但是我们没要，“这点事情算什么。”张跃扬一挥手：“你不用放在心上，要是你怕他们再劫你，就把一块砖头放到书包里，到时候他们全都被你抡趴下。”
那个周末陈雅文邀请我们三个人到他家玩。我们到了他家，他妈妈正在家里等我们，满面笑容，客厅的桌子上摆着丰盛的饭菜。那是我们第一次去陈雅文家里玩。他的家在省歌舞团的住宅区里，三室一厅，一百多平米，在当时来说简直大得吓人。里面艺术氛围浓厚，客厅里摆满了他妈妈从各国带回来的艺术纪念品，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幅叫《泉》的油画，据说是名画——一个站立的全裸少女举着个大瓶子，当时我唯一的遗憾就是那少女的双腿并得太紧了，那个画家要是画一张正在扎马步的全裸少女该有多好。客厅的墙上挂着陈雅文妈妈的巨幅舞台照，类似杨丽萍跳的那种舞蹈，还有他姐姐们的舞台照，领奖照，大大小小占满了客厅的一面墙——当然，还有陈雅文的舞台照——照片里的他穿着那种紧身芭蕾裤，小鸡鸡的部位就那么若隐若现的一点，后来我们还大大地嘲笑了他一番。
陈雅文的妈妈很漂亮，我们都觉得她和电视剧里的港台明星差不多。她说她刚从外国演出回来，陈雅文把我们帮助他的事情告诉了她，并说她演出很多，工作很忙，让我们多照顾陈雅文，还送给我们三个人每人一盒外国巧克力。
张跃扬一拍胸脯：“阿姨你放心，以后我们都把他当亲弟弟看。”
陈雅文的妈妈笑着点点头，让我们慢慢吃，并说晚上还有个演出，就出门了。当时我觉得陈雅文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家长——至少是最善解人意的家长——每当晓松到我家玩的时候，我父母总是问东问西，什么我学习在班上排第几啦，晓松排第几啦，晓松是不是班上的学生干部啦，他哪一科的成绩最好啦，他父母的工作啦，而当我在晓松家里玩的时候，他的父母也是如此。天底下没有什么比这更无聊糟糕的事情了，就好比你免费得到一辆法拉利跑车，代价却是每次你兜风的时候芙蓉姐姐都会坐在你身边。
我们三个人吃过饭，正琢磨着玩点什么的时候，陈雅文拿出一包东西给我们看。我们惊呆了，那是整整一旅行袋任天堂游戏卡带——可不是当时商场里卖的那种盗版大黄卡，而是正版的游戏卡带，全都是他妈妈出国演出买回来的——魂斗罗，超级玛丽，绿色兵团，赤色要塞，甚至很多我们根本就没听说过的游戏（玩过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日本孩子玩的魂斗罗第一关的树丛是会动的，第五关的雪地是有雪花特效的，他们竟然把最好效果的游戏只卖给本国人，看来日本人着实可恶）。
陈雅文的妈妈和姐姐因为演出经常不在家，他的家正是我们所期待的“据点”——我的父母和潘晓松的父母禁止我们和张跃扬来往。而张跃扬的家又距离我和潘晓松的家太远了，所以在认识陈雅文之前我们三个人只能利用放学和周末的时间在街上逛逛。现在有了陈雅文家这个“据点”，这个“据点”里还有正版的任天堂游戏卡带这么顶级的设备，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喜从天降。
从那天开始陈雅文正式成为我们三个人的小兄弟——我们的老四。我和晓松喜欢开玩笑的时候在他的裤裆摸上一把，跃扬自然也不放过这个机会。每当我和晓松这么做的时候，雅文总是一边退后一边忙不迭的把我们的手挡开，嘴里还大喊：“哎，耍流氓啦。”可是当跃扬这么做的时候，雅文只是身体往后退一点，只是一点点，然后用又羞又怨的眼神看着跃扬笑一下。和我们相比，张跃扬总能在陈雅文那里得到优待——很暧昧是不是？至于张跃扬是否察觉到这种暧昧，我可说不清，这世界上属人心最难琢磨，更何况是处在青春期的人心。
不管怎么说，我们四个人走到了一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潘晓松一直想给我们的组织起个名号，他说香港有四大天王，我们可以当锻人中学的四大天王。讨论后我们觉得不妥，我们只是初中生，叫这个名字会引起高中部的学生注意。虽然本校的学生都不怎么会打架，不过要是他们在当值周生检查纪律卫生的时候找我们的麻烦，那可真够我们喝一壶的——罪恶不一定都要诉诸暴力，这是我初中三年在锻人中学学到的最有用的一课，我真是太他妈的感谢这所学校了。张跃扬说：“什么四大天王，我们还是当四大恶人吧。”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名字好，有攻击性，有危险性，充满了魅力。
很幼稚是不是？我承认确实幼稚，但奇怪的是每当我回想起那段日子，特别是和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做的每一件事，从来都不后悔。因为初中毕业后我就再也没拥有过那么纯真的友谊，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