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敏捷反映俄国社会中新的动态，这是他的功绩。但是《前夜》所创造的还不是俄国的“新人”，主人公英沙罗夫来自保加利亚。屠格涅夫借此表示，俄国还只处在出现这类英雄人物的“前夜”。英沙罗夫是一个反对土耳其侵略的爱国主义者，而俄国的英沙罗夫要反对俄国的专制农奴制度，反对“内部土耳其人”。此外，英沙罗夫的形象在艺术上有某些概念化的缺点，缺乏生动精细的性格刻画。
60年代革命被沙皇镇压下去后，加深了屠格涅夫思想和创作中的矛盾。他一面对国内政治上的反动怀着愤慨，另一面又害怕革命变动。这种矛盾反映在他著名的第5部长篇小说《烟之中》小说透露出虚幻的悲观主义思想，“烟，烟……他好象觉得一切都是烟”。
屠格涅夫最后1部长篇《处女地》是反映70年代末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的运动的，作者写了民粹派运动的社会根源和失败原因，但小说以自由主义观点解释这一事件，并带着悲观主义色调。
《父与子》（1860~1861）是屠格涅夫创作的最高成就。小说所写事件与创作时间大致平行。屠格涅夫对当代现实的敏锐态度在这里又一次充分体现。
小说写青年医生巴扎洛夫到他的同学阿尔卡狄家做客，与阿尔卡狄的伯父巴威尔发生了尖锐的思想冲突。巴威尔是旧贵族保守派，年轻时他放荡不羁，寻欢作乐，而到中年后他却要故意表现贵族的高傲和优雅。起初他看到巴扎洛夫不拘守贵族礼节，心里不痛快；后来听说巴扎洛夫不信任任何贵族的神圣原则，就更加愤慨了。这两代人的代表经常争论不休。在父辈和子辈的论战中，阿尔卡狄站在巴扎洛夫一边。后来，两个青年人到省城去，在舞会上认识了优雅动人的富孀阿金左娃，随后又应邀到她的庄国做客。巴扎洛夫明知他和这个好享受、对谁也不迁就的地主太太之间隔着很大距离，但却对她产生了爱情。她虽也为巴扎洛夫不凡气度所吸引，但终因不愿改变平静舒适的旧生活而拒绝了他。巴扎洛夫苦恼地回到父母身边，当他第二次又去阿尔卡狄家做客时，他与巴威尔的矛盾更加激化，终于为一件偶然的事发生决斗。巴威尔受了轻伤到国外去了。巴扎洛夫又回到家中，帮父母行医。一次在解剖尸体时，手指被细菌感染而死去。通过这样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屠格涅夫展开了一幅“父”与“子”两代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的画面，创造了俄罗斯文学中第一个“新人”，即60年代平民知识分子出身的民主主义者巴扎洛夫的形象。
巴扎洛夫的形象基本上概括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一些特征和哲学政治观点。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承认客观存在，蔑视抽象的概念和原则。巴扎洛夫尖锐地批判自由主义，认为他们的所谓“揭露”，只批评政府一般的缺点，而不接触到制度本身，这反映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态度。巴扎洛夫对贵族阶级是极端憎恨和尖锐否定的。他无情批判贵族的一切生活习俗，他们的文化和唯心主义哲学。他尽情嘲笑各种感伤、温柔、“美丽的词句”和那种把爱情看成是某种超自然而“神秘”的感情的观点，他把这一切都叫作“浪漫、荒唐无稽、腐败和做作。”巴扎洛夫关于“原则”和“感觉”的言论，虽然有某些夸大，仍基本上反映了杜勃罗留波夫的观点。
屠格涅夫把60年代的新思想归结在“虚无主义”的名义下，并明显暗示其中包括对沙皇专制制度及其思想体系的否定。他在给斯鲁切夫斯基信中写道：“把他（即巴扎洛夫）叫做虚无主义者，那就应该当作革命者来解释。”和巴扎洛夫相对，屠格涅夫创造了各种类型的贵族形象。在对垒鲜明的形象系统中，巴扎洛夫是唯一具有高度智慧和意志的现实力量，找不到一个人能与之相抗衡。死守贵族原则，顽固而保守的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虽“用全副心灵来恨巴扎洛夫”，并屡次主动挑起争论，但丝毫不能动摇巴扎洛夫的信念。屠格涅夫在致赫尔岑的信中写道：“还用说，他（巴扎洛夫）当然压倒了蓄着香喷喷小胡子的人……”
至于善良软弱而喜欢感伤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他根本不敢渴望成为巴扎洛夫思想上的对手。阿尔卡狄则不过是一个“软软的、爱自由的少爷”，他和巴扎洛夫短暂的“友谊”，只是说明当时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流行之广，以致一些思想上完全异己的人也暂时附和进来。巴扎洛夫在道德力量上压倒了他周围的一切贵族，显示着民主主义对贵族的胜利。
但是，屠格涅夫并不相信巴扎洛夫型人物的理想和事业。他抱着自由主义的怀疑态度，认定巴扎洛夫注定要灭亡，因而给他安排了一个意外的早死，给这个形象涂上了一层悲剧性的色彩。他一面刻画巴扎洛夫和人民的关系，一面又夸大巴扎洛夫和人民之间的隔膜和互不理解。屠格涅夫还赋予巴扎洛夫一些不属于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性格特征，如否定一切，只信自然科学等。在屠格涅夫笔下，巴扎洛夫在永恒无垠的宇宙面前，有时感到个人渺小和最终不免死亡而悲观失望，并因此怀疑为人民福利而斗争的必要性。这些局限性使《父与子》有别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描写“新人”的小说《怎么办》。
《父与子》出版后引起了文学界激烈的论战，说明小说的迫切现实意义。革命民主主义阵营对小说的评价也有分歧。
屠格涅夫的艺术造诣很深。他的小说结构严谨完整，形象生动鲜明，爱情主题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他不主张对人物心理作过分细致的挖掘，而采用简洁的综合性的手法，如通过人物外部表情动作，人物对话，通过音乐和风景的描写以刻画心理活动。他使散文语言和诗的语言接近起来，不但优美、鲜明、准确，而且具有诗的抒情性和音乐性。
如小说中关于巴威尔与巴扎洛夫争论的描写：一天傍晚，巴威尔警告巴扎洛夫说：“贵族制度是一个原则，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头只有不道德的或是没有头脑的人才能够不要原则地过日子。”可是巴扎洛夫却反驳说：贵族制度“一点儿用处也没有”，并质问说：像巴威尔这种贵族，“整天袖手坐着，对社会有什么用处？”巴威尔听了脸色气得发白。巴威尔反问巴扎洛夫说：“我实在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够不承认原则、法则！是什么东西在指导您的行动呢？”巴扎洛夫回答说：“凡是我们认为有利的事情，我们就依据它行动……现在最有利的事就是否定，因此我们就来否定。”语言针锋相对，简练有力，使父子两代人的冲突跃然纸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年出生于一个医生家庭，青年时期他受到别林斯基和果戈理的影响。其处女作《穷人》（1846）得到别林斯基的很高评价。接着他又发表了《两面人》（1846）、《女房东》（1848）等流露出神秘主义倾向的作品。充满诗情画意的中篇小说《夜》（1848）也是这一时期的作品。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在反农奴制的进步团体彼德拉谢夫斯基小组朗诵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而被捕、流放。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1849~1859）陀思妥耶夫斯基消极的哲学政治理论逐渐形成。他错误地认为革命宣传在人民中间没有“基础”，因为人民笃信宗教、顺从、忍耐；唯一的道路是从道德伦理方面改造社会。
1859年回彼得堡后，他在《时代》和《世纪》两杂志上宣扬这些观点，反对革命民主主义。但他的思想始终存在着矛盾，正象他自己所说，在“对信仰的渴望愈来愈强烈时”，“心中的反叛声音也愈来愈强烈”。小说《死屋手记》（1861~1862）以惊人的艺术力量描写了苦役犯的生活，但同时又宣扬了犯罪出于天性的思想。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继承《穷人》的主题，描绘恶毒的富人和被损伤的穷人之间的矛盾。小说对社会罪恶的揭露和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同情比较感人。《冬天记的夏天印象》（1863）概述作者到西欧旅行的印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作了一针见血的深刻批判，但认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已经渗透到一切阶级，看不到社会的任何出路，宣扬只有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专制和正教的俄国，才有一切阶级精诚团结的可能性。
60年代末和7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作品有《白痴》（1868）、《群魔》（1873）、《少年》（1876）、《卡拉马卓夫兄弟》（1880）等。其中小说《白痴》通过女主人公娜斯塔西雅的悲惨遭遇，进一步发挥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主题。对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当作商品拍卖的妇女命运的揭示，达到尖锐的社会讽刺高度。另一方面小说通过男主人公梅希金公爵的形象，宣扬用道德伦理来感化人们，改造社会，反对革命民主主义，歪曲了革命者的形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女作《穷人》（1846）继承和发展了普希金和果戈理关注和同情“小人物”的民主主义传统，被别林斯基称为俄国文学史上“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涅克拉索夫读了《穷人》的稿子后就惊呼“一个新的果戈理诞生了！”《穷人》通过年老的小官吏杰符什金和被迫害的孤女瓦尔瓦拉的来往书信，描绘出彼得堡穷人们的悲苦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描写了瓦尔瓦拉走投无路，沦为妓女，在杰符什金的帮助下跳出火坑，开始自食其力的生活，但最终还是逃脱不了贫困和迫害，她被迫嫁给了原来侮辱了她的地主贝科夫。作者对两个被迫分开的小人物之间的深情写得十分凄婉动人，并对“小人物”的精神世界作了深入的挖掘。在官僚社会里，杰符什金饱尝了生活的折磨，但开始意识到穷人也是一个人，对人们的冷酷和社会的不平感到愤慨，为自己能够照顾一个孤女而得到安慰。别林斯基认为《穷人》的主题不在于描写“被生活击溃、压扁的人”，“作者的想法要深刻得多，人道得多；他想告诉我们，在最浅薄的人类天性中蕴藏着多么美好的、高尚的和神圣的东西”。
《罪与罚》（1866）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小说描写资本主义社会在道德伦理方面深刻的矛盾。小说描绘了一个贫穷的法科大学生杀害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后，受到良心的谴责而自首和“新生”的故事。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和醉汉马尔美拉多夫两个家庭的遭遇，表现了彼得堡社会贫富对立和穷人们颠沛流离、走投无路的悲惨生活。这构成小说中有力的批判成分。但在社会生活画面的描写中也弥漫着悲观、消极的情绪。小说的主要部分是对于拉斯柯尔尼科夫心理活动分析。他是在“不做奴隶，就做统治者”的资产阶级掠夺心理和“超人”哲学的支配下，也在无政府主义反抗情绪的支配下犯罪的。作者通过主人公在犯罪后的矛盾心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这些资产阶级心理的反人道主义的实质。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基督教的顺从、忍耐、爱别人的原则出发，把信仰宗教、忍受人间苦痛的女生人公索尼亚的形象描写成黑暗社会的一线光明。作者还以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一形象来影射当时的革命平民知识分子。但他与革命平民知识分子没有共同之处。他和作者其他作品的许多主人公一样，离群索居，住在阁楼或地下室，在资产阶级意识的支配下彷徨、苦恼、不安。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欧文学具有很大影响。他具有很高的艺术描写技巧，最大的特色是长于对他所爱的下层人物的灵魂和心理进行深入细致的描写，并着力发掘出他们在极其困苦不幸的境遇中仍然保持着崇高的灵魂。鲁迅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为“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他指出：“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茅盾也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可惊的细腻和深刻显示出他那动荡时代下层社会的心理。他爱那些‘被践踏者与被损害者’，他在他们的污秽的生活中找出灵魂的洁白”。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醉心于病态心理描写，这是和他主张忍耐、顺从的人生哲学有联系的。
列夫·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1828年9月9日出生于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今属图拉省晓金区）。托尔斯泰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托尔斯泰1岁半丧母，9岁丧父。1841年他的监护人姑母阿·伊·奥斯坚·萨肯去世后，改由住在喀山的姑母彼·伊·尤什科娃监护。于是他全家迁到喀山。
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期终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尤其对道德哲学产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1847年4月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分产时归他所有，他漫长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