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下游，太湖之滨，有座绵延了二千五百余年，深蕴姑苏文化的水乡古城——苏州。苏州西依太湖，北枕长江，气候温和湿润。“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一句流传已久的赞语，苏杭的典雅园林，高耸的古塔，江南细雨中的小桥、流水、人家，一种特别诗意盎然的情趣。苏州的山光水色，争妍斗奇——“山温水软似名姝，三山六水一分田”，自然环境悦目赏心；苏州的街巷临河，恬静雅洁；苏州的美在于其柔美、温文、清雅、细腻。
01“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1952年6月，31岁的韩培信升任常熟县委书记、苏州地委常委，虽然还坐镇常熟，但他已是副地市厅级领导。1953年5月，韩培信调苏州任地委副书记、苏州专员公署专员。不久，孙加诺同志调江苏省委工作，韩培信接任苏州地委书记兼军分区第一政委。32岁的韩培信成为江苏乃至全国著名的天堂之地——苏州，六个县市以及江阴、宜兴、无锡、武进，这样一个地区的执政者。后松江地委撤消，所辖的县也并入苏州地区，这样，苏州地区就成了江苏最大的地区。韩培信深感这是中央和省委对自己的信任，更感到身上担子的重量。一定要谦虚谨慎、注意团结、依靠干部群众、重视调查研究，大力发展苏州的农业生产，围绕生产，抓好对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特别是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工人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苏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自古就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称而蜚声海内外。苏州既有园林之美，又有山水之胜，自然、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加之文人墨客题咏吟唱，使苏州成为名副其实的“人间天堂”而闻名遐迩。
十三世纪的《马可波罗游记》将苏州赞誉为东方威尼斯.苏州古城被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称赞为“鬼斧神工”。
苏州是全国著名的水稻高产区，农业发达，有“水乡泽国”、“天下粮仓”、“鱼米之乡”之称。宋以来就有“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
韩培信出身在古老而贫瘠的苏北响水镇，和苏州相比真的是天壤之别，他从小失去双亲，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他有梦想，有壮志，可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会生活在天堂苏州，而且是以这样的身份。
这天，韩培信回到常熟，准备搬家到苏州。王浩到常熟后，又生了女儿琴生。这样，他们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六口之家。好久不见孩子，韩培信抱抱这个，又亲亲那个，他知道自己一个人在苏州，王浩带着四个孩子，还要工作，家庭的担子非常重，决定将王浩调到苏州工作。
一说到苏州，大儿子建华就叫了起来，他要去苏州玩。晚上，孩子们都睡了，韩培信拿出宣纸，铺在桌上，写了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王浩站在旁边，说：“培信，苏州虽然是个好地方，你这个地委书记不好当啊！”韩培信说：“是啊，我这个苏北土包子，要当好‘人间天堂’的地委书记，必须好好学习，你看，我连古人写苏州的诗词都在学习。”
苏州不仅是全国著名的水稻高产区，农业发达，也是丝绸之府，轻工业城市。这对于韩培信来说，同样是个新课题，这不是闹学潮，不是用枪打敌人，也不是推小车、抬担架支援前线。而是发展生产、建设城市。正如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乘车从西柏坡前往北平，在路上，毛泽东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赶考’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着回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王浩说：“你在苏州一心工作，别担心家，也别担心孩子，家里有我呢！”
韩培信默默地看着王浩，心里热乎乎的，他怎么能不知道，王浩1942年就参加革命，1944年入党，如今还是一个普通干部，是她对家庭的付出，对他工作的支持，理解他，他才能有今天。
韩培信说：“明天一早我就要回苏州，宋庆龄副主席要到苏州来。”
王浩说：“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啊？”
韩培信说：“对，你还记得吧，我和你说过，宋庆龄副主席给我写一封信，有人给她写信，反映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常熟县有地方干部随便打人、逮捕人，强迫命令、‘逼、供、信’等现象，我们当时就作了调查，并且写成材料，还没来得及报告给她，现在她来到苏州了，她就是不提这件事，我也要汇报。”
宋庆龄副主席到苏州后，韩培信便向她汇报：“宋副主席，您给我们写信，有人反映常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接到您的信，我们当时就抓紧处理，而且改进工作作风，这是调查材料。”
宋副主席说的是方言，她怕别人听不懂她的话，在接见韩培信之前，很认真地用打字机打印好谈话内容，看着稿子谈话。
韩培信说：“确有个别乡镇干部违反政策规定，我们不仅对个别干部做了批评，并让他做了检讨，对违反政策规定的现象也及时做了纠正。”
听了韩培信的一席话，宋副主席点着头说：“你们对问题的处理很认真，也很及时。”
韩培信拿出当年宋庆龄副主席写给他的亲笔信，信是用红竖格宣纸信笺写的，钢笔字潇洒流畅，信的全文如下：
韩县长培信同志：
告诉你几件事如下，据贵县人士在途中谈及种种地方干部为文化水准过低，对民间着手处理工作不合上级理论去做，缺点者随便被压人及敲打人，拿无根据的材料去处理人，或者稍有疑问人亦去被压等情，但政务院明文规定应将各种不同的人，搜集准确的事实材料方可去被压或签死刑人。可是，今后的办法迅速加以将区乡干部统统教育，切不可如此玩弄手段，否则，对国家有不利和民间的大反应。勿责。
此布
宋庆龄手启
1951.4.7
被压或处死者应有根据及证明人等方可实行。又及。
02黄炎培视察苏州
陈云是韩培信当上苏州地委书记后第一位到苏州指导工作的中央领导。
陈云同志到苏州后，在韩培信的陪同下深入苏南调查研究，总结统购统销和双季稻播种经验。韩培信跟着陈云，深入常熟、江阴、宜兴、无锡、武进等县、乡镇，到农村田头、庄稼地，和农民们座谈，听取农民们的意见，他和陈云同志跑遍了苏州大部分农村，长达两个多月。
当时，有些群众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理解，特别是那些粮食贩子、城市里的私商更是不满。吴县渭塘乡有的人给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先生写信，反映他们对统购统销有意见，反映地方干部执行政策上有偏差，有强迫命令的作风。黄先生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作了批示，同意他到苏州地区视察。陈云同志让韩培信深入调查，准备好材料，实事求是地汇报。
这天，韩培信轻车简行，他把车停在乡政府院内，步行1里多路，走进吴县渭塘乡初级中学，校园里寂静无声，看门的老人把他们带到办公室，室内一个带眼镜的中年人看着韩培信，说：“请问你们找谁？”
秘书刚要说话，韩培信摆摆手，说：“许老师在吗？”
“他在上课，马上就下课了。”
正说着，门口进来一个头发花白、高个子男人，韩培信仔细看着这个老师，这时那个带眼镜的老师说：“这位就是许老师。”
韩培信立即笑着伸出手，说：“许老师，你好，我是苏州地委韩培信。”
许老师显得几分局促，不知所措地伸出手，愣愣地看着韩培信。
韩培信说：“许老师，我们能找个地方说几句话吗？”
许老师一边向旁边的一间房子走去，一边说：“请问找我何事？”韩培信让随行人员在外面等着，他跟在许老师身后。
进了门，这是一间宿舍，里面铺着三张床，生活用品十分简单，许老师把韩培信让到一条长板凳上坐下来，自己坐在床上，这时许老师才恍然大悟，说：“您是苏州地委韩书记吧？”
韩培信说：“许老师，我想了解一下您对我们的统购统销工作有什么意见。”
许老师愣住了，在这一瞬间，他当然想起了自己给黄炎培先生写的那封信。顿时表情错愕，尴尬起来。
韩培信说：“许老师，你向中央反映问题非常正确，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我今天来，就是请你实事求是地把情况反映给我们，我们一定会及时纠正，对当事人严肃批评教育。”
“算了，我……我那也是……哎……”
韩培信说：“许老师，你不要有任何顾虑，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你且说无妨，帮助我们纠正错误，改进工作方法嘛。”
“韩书记，我反映的不是我自己，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他家里困难，孩子多，害怕粮食被查去了全家连饭都吃不上，于是就把粮食放到亲戚家，可是还是被查出来了，那个农民向他们解释，他们不相信，硬把粮食弄走了，这样一来，不仅是这个老师，那个农民对统购统销也有抵触情绪，也在周围造成不好的影响。”
接着，韩培信又找来那个老师，带着那个老师，来到他的亲戚家，了解情况后，当时就把几个当地的干部找来，当面向那个老师和他的亲戚道歉，并把强行弄走的粮食还回来。同时，要求各地认真检查在执行统购统销政策上存在的问题。
通过调查了解，掌握了情况，韩培信回来后先向陈云同志作了汇报，并将准备好的汇报稿请陈云同志审查。
黄炎培先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理论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黄炎培来到苏州后，韩培信针对有人反映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作了汇报。韩培信说：“中央决定的统购统销政策是非常正确的，我们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了解到，在执行统购统销政策当中，有些基层干部执行政策有偏差，也有的干部有强迫命令现象。有些机关干部和城市居民把粮食藏到农民家里，被搜查到了，就强迫农民把这些粮食卖给国家，违反了国家有关政策规定。”
黄炎培点着头说：“基层工作有偏差是很正常的现象，能够及时发现，及时纠正就好了。”
韩培信说：“问题出现在下面，但是根子在上面，我们工作抓得不实，我应该负主要责任。特别是强迫命令现象，地委、行署向下面交代不清楚，检查不及时，我在这里向黄副总理检讨。”
黄炎培说：“我在这里再次强调，中央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正确的，群众也是拥护的。有人反映问题，也没有什么奇怪，你们地委能够正确认识，正确对待，说明了问题存在的关键，而且作了纠正，中央对苏州地委在这件事情上的处理是满意的。”
黄炎培走后，陈云同志告诉韩培信，黄炎培先生从苏州回到北京后，就接到苏州那位老师写给他的信，说苏州地委的韩培信书记工作认真负责，作风扎实。他向毛主席回报了苏州地委调查处理群众对统购统销政策意见，并且说：“苏州地区的工作不错，那位年轻的地委书记很熟悉下面的情况。”
后来，陈云见到韩培信时，幽默地说：“你不是韩培信，你是韩信加个“培”字。”
03塌楼事件
全国解放了，人民过上了幸福生活，苏州和全国各地一样，每到国庆、春节，都要进行各种文娱活动。1954年春节是苏州解放的第五个春节，苏州地区宣传文化部门在一座老阁楼上搞一个群众联欢活动，有唱歌、演戏、相声、杂技，在另一个大厅里还举行舞会。
机关、学校、市民，人们都欢欣鼓舞地聚到这个地方来，到处人山人海，人们尽情地唱歌、跳舞，尽情地欢乐，突然，一声轰隆，楼房倒塌了！谁也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灾难突然间从天而降，顿时传出叫喊声，哭声、呼救声……场面极其混乱，更是惨不忍睹。
这天晚上，韩培信正在看望老干部，秘书风风火火地找到他，报告他说，老阁楼在搞联欢的时候倒塌了！韩培信一听，立刻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急忙让秘书通知有关部门的领导火速赶到现场，他先来到办公室，立即向华东局书记柯庆施同志报告了情况。随后来到出事地点，指挥疏散现场群众，抢救人员冒险在坍塌的楼房下面寻找被压的群众，现场不仅混乱，而且极为昏暗，依稀可以看到断壁残垣，楼板倾斜。突然传出了呼叫声，抢救人员寻声找去，果然在一段坍塌的砖墙下面，传来了求救的声音，公安人员抬掉木头、楼板，扒开了一条通道，从被埋的砖墙里找到受伤的人。韩培信命令把人抬上急救车，送去医院。
直到天亮时，才清理完现场，这场楼房坍塌事故中，死亡两人，受伤十多人，造成楼房坍塌的直接原因是楼房年久失修，联欢时人员多，楼房超负荷。事故发生后，韩培信组织人员到医院看望受伤人员，亲自慰问伤亡人员家属，善后工作处理得及时，群众理解，也比较满意。
春节过后柯庆施同志来苏州，严肃批评了苏州地委，虽然苏州地委已经对塌楼事件写了专门报告，分析了事故的原因，检查了责任，追究、处分了当事人。柯庆施没有让韩培信解释，说：“楼房坍塌，这虽不是人为事故，但是是可以避免的。我们不能乐极生悲，不能把群众的生命当儿戏。”
韩培信说：“上级的批评我们完全接受，我们愿意接受处分，保证接受教训，认真改进工作作风。”
柯庆施同志说：“全国解放了，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要给群众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任何事故都不能发生。”
这件事情发生后，不仅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在公开场合做了检讨，韩培信也在大会上对这次塔楼事件做了检讨。同时，对苏州的危房进行了一次全面检修，适当控制联欢、舞会，并且作出规定，凡是组织较大规模的群众性活动，都要充分论证、报上级批准。
柯庆施虽然批评了苏州的塌楼事件，但是柯庆施也给韩培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韩培信把家安定下来了，建华、建中都已到了上学的年龄，当时党号召学习苏联，做英雄的母亲，鼓励多生育，但是，继长女琴生之后，他们已经有四个孩子，夫妻俩觉得孩子多影响工作，负担过重，向地委写了报告，地委破例批准，同意王浩做绝育手术。由于当时医疗技术的局限，接扎手术没有成功，1953年生了小女儿庆秋，1955年又生了小儿子新苏。这样一来他们就成了四个儿子、两个女儿的多子女的八口之家了。
这天，韩培信对妻子说：“王浩，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
王浩说：“什么事这样严肃？”
韩培信说：“新中国建立了，我们也过上好日子了，可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苦难的童年，姐姐是我唯一的亲人，姐姐的命太苦了，二十八岁姐夫就去世了，孤儿寡母生活了十多的年，她真的不容易啊！”
王浩说：“培信，我理解你，我们现在虽然生活不富裕，这样的八口之家，负担很重，但是，和你我小时候相比，那是天地之别。所以，我同意把姐姐和耀山接过来，大家一块儿过，有福同享吧！”
韩培信说：“谢谢你，王浩！”
可让韩培信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们去接姐姐和耀山来苏州生活时，姐姐却执意不肯来苏州，最终同意让儿子张耀山来苏州读书。
韩培兰是一个特别聪明而又明事理的人，她岂能不清楚，弟弟虽然当了大官，可他有六个孩子，生活并不宽裕，她和儿子去了，一家不像一家，两家不像两家，她不忍心给弟弟添加压力，希望弟弟一家过得幸福，自己苦一点，她心里高兴。最后，韩培信还是坚持把外甥耀山带来苏州读书。
耀山在苏州读了一年书，韩培兰又让儿子带回响水了，她说和儿子相依为命习惯了，离不开儿子。
04和中央领导在一起
在朝鲜战场作出重大贡献的彭德怀同志突然来到苏州，一位陪同彭德怀的同志告诉韩培信，彭总是毛主席批准，让他从朝鲜回国休息的。韩培信陪同他参观苏州，看到灵岩山日本人建筑的防空洞被破坏，他很生气，批评了中央军委派来陪同他的同志，也批评了苏州领导，批评过后，他又自言自语地说：“毛主席批准我回国休息，我管这些干嘛！不过，我是个直筒子，有话就说。”
他热情地请大家到他的专列上吃饭。对于彭德怀这样的中央领导，虽然如雷贯耳，知道他是一位猛将，一个难得的军事家，却没有直接接触过，韩培信从心里敬佩彭德怀的工作态度和作风。毛主席批准他休息，他却不忘工作，尤其对军事设施十分关心。彭德怀的生活非常俭朴，不准大吃大喝，不准请客送礼。
不久，韩培信还接待了朱德、李富春、蔡畅、李立三、林彪等中央领导，1953年2月22日，韩培信突然接到通知，中央领导到南京，省委要他第二天上午九点钟前赶到中山陵。韩培信心想，他到苏州当地委书记以来，接待过不少中央领导，不知今天是谁？23日上午韩培信赶到中山陵时，到处人山人海，接待同志把他引到前面，只见陈毅、谭震林同志站在前面，中央办公厅同志，让他们指挥大家不要拥挤，自觉排好队，前面的同志坐下来。
韩培信站在旁边，现场也安静下来，不一会儿，毛主席在柯庆施、江渭清两人的陪同下，神采奕奕地健步走了过来，啊，原来是毛主席！韩培信顿时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激动万分。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心情说不出的激动。
随后，毛主席在东郊专门接见了江苏省、南京市领导，省委一位领导手里拿着话筒，毛主席大声说：“团结起来，努力奋斗，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1956年，韩培信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在北京，他再次见到毛主席，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也听了中央其他领导的重要讲话，见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国家的代表和领导人。特别是毛主席和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伊巴露的谈话，韩培信有幸参加了旁听，让他终生难忘，受到一次生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教育。他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毛主席的开幕词，刘少奇同志作的政治报告，邓小平同志的修改党章的报告都深刻地教育了他，他同时觉得，他在政治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在这次大会上，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各位中央领导都从不同角度总结了建国以来的经验，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讨论时，他表示，一定坚决拥护“八大”提出的解决社会矛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决心认真组织传达、贯彻落实“八大”精神。
1957年3月19日，韩培信接到省委紧急通知，让他连夜赶到南京，原来是毛主席到南京了，要在人民大会堂做报告。3月20日上午九点，韩培信来到长江路的南京人民大会堂，这里到处戒备深严，出席会议的人必须凭会议通知进场。韩培信进了会场，看到都是各地区、市，省级机关的主要领导同志，有的知道是毛主席作报告，有的还不知道。会场上响起音乐声，音乐戛然而止，顿时会场上寂静无声，一个身材魁梧、高大挺拔的身影从后台走出来，啊，毛主席！顿时会场全体人员都站了起来，同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毛主席走到主席台正中，不停地向台下挥手，接着，毛主席用他那洪亮的湖南方言大声说：“这次我是来做游说的。”毛主席是一个非常风趣的领导，这个开场白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毛主席的讲话既有高深的理论，又有深入浅出的说明，他讲到地方的积极性时，又讲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他甚至幽默风趣地说：“要让下面发展，不要什么都拿到中央去解决问题，中央更不能剥削地方。你看，你们江渭清同志被剥削瘦得如此可怜。”引得全场哄堂大笑。
05进京赶考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在北京中南海召开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91人，候补中央委员62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各地委第一书记，直辖市区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党的负责人416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韩培信参加了八届三中（扩大）全会。由省委常务书记刘顺元、书记处候补书记彭冲带队。路上彭冲风趣地说：“我们带着你们这些地市委书记进京赶考来了。”是啊，地市委书记在地方算是一言九鼎的大官了，可是到了北京，那就成了进京赶考的学生了。因为有的地市委书记还不是八大代表。参加这样的会议，大家都是很激动、很兴奋的。
大会安排江苏要有一位地市委书记发言，刘顺元、彭冲和大家商量，决定推选徐州地委书记胡宏同志在大会上发言。那天的会议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都坐在主席台上，胡宏的发言稿自然是他自己写的，但是大家都帮助他进行了修改，最后刘顺元、彭冲帮助他定稿，但胡宏的视力仅有，地市委书记在省里那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地区、县里更是个大人物，讲话便是纵横捭阖，妙语连珠的。可今天，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都坐在主席台上，都在听着他的发言。胡宏同志一上台，就紧张起来，哆哆嗦嗦讲了几句，稿子就念不下去了。这时周总理很能体贴人，急忙帮助胡宏同志解围。周总理灵机一动，向大会宣布：“胡宏同志身体有些不适，他的发言稿由大会印成书面发言，会后发给大家。”周总理又回过头，安慰胡宏说：“你回去好好休息。”这样，胡宏才如释重负，回到座位上，休息时大家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了，到了主席台上，头就有点晕，稿子没读几句，只觉得两眼直冒金花，一个字也看不见了，幸亏周总理为他解了围。
会议休息时，江苏代表坐在草坪上，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走过去，大家一起站起来，向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问好，周总理问：“淮阴地委书记在吗？”孙振华立刻上前，走到周总理面前，说：“总理，我是淮阴地委孙振华。”周总理握着孙振华的手说：“振华同志，我老家在淮安，听说地委很关心，要维修老宅，家宅已破旧了，你们就别再维修了。已经支付的维修费，请将账单给我，我要把维修费还给你们。”孙振华笑着说：“总理……”周总理打断他的话，继续说：“你们也不要搞周恩来故居，我们共产党不搞那一套。”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坐到草坪上，江苏的地市委书记们围在他们身边，听了周总理的话，大家无不为之感动。
后来，孙振华到北京参加七千人大会，孙振华同志请淮安著名的师傅做了些淮阴名特产“茶馓子”。总理喜欢吃。孙振华特地给总理带了一桶，到北京后送到总理家里。第二天，总理派秘书和警卫人员带着“茶馓子”，拿着中央不准送礼的文件，读给江苏同志听，原封不动地把“茶馓子”退回来。
周总理逝世后，已是江苏省委书记的韩培信和省长顾秀莲到北京，和邓颖超说起江苏准备修建淮安周总理纪念馆的事，邓颖超立即劝阻，说：“你们应该遵照周恩来同志遗愿办事，他对老家住宅早有安排，不准搞纪念馆。”后来顾秀莲又去两次北京，把设计图纸拿去给邓颖超同志看，邓颖超仍不同意。后来江苏省委虽然作出修建淮安周总理纪念馆的决议，但是直到邓颖超同志逝世后，由江苏安排资金，修建周恩来纪念馆。1990年3月正式动工，1992年元月落成对外开放，成为世人敬仰之地。
06大力发展苏州工农业生产
陈云在苏州调查研究两个多月，临走时对韩培信说：“根据我这段时间的调查，双季稻可以搞，但要控制，不能超过总面积的10％。因为种多了，季节、劳动力跟不上，反而不如集中力量提高单季稻的单位产量合算，效益好。你这个韩信加个“培”字要掌握好。”
韩培信按照陈云同志的指示精神，大量发展单季稻，经过实践，证明陈云同志说的是正确的，在苏州应该以种单季稻为主。
苏州地委积极开展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抓住农业合作化这个关键。在实施中按照中央提出的积极发展、稳步推进、自愿互利的原则，采取先典型示范，再逐步推广的方法。苏州地委早在1952年5月就在市郊王根兴互助组的基础上，试办了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摸索经验。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后，组织所属各县共试办了8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农户215户，入股土地1862亩。
试点基本成功后，于1954年起组织全面推广。1955年，针对合作化中一度出现的一些问题，先后两次暂停发展、展开整顿，在全面巩固整顿后，继续发展。到当年底全市农业合作社已发展至2万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近一半。
1956年起在继续全面推进初级社的同时，部署创办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在短短的时间里，苏州就迅速形成燎原之势。到年底全专区入社农户已达98%，其中入高级社的占77.8%。基本完成苏州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1954年冬，苏州地委在昆山县茜墩区西宿乡试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个月后，13个初级社合并成1个高级社，全乡677户农户全部自愿申请转入高级社，表现出农户对高级社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极大信任与向往。苏州地委和昆山县委就此联合写出《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的总结材料向上级报送，后被收入由毛主席亲自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毛主席为该文加了一段近600字的按语，对处在“晚解放区”的昆山西宿乡的农民自觉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三年而是两年就合作化、走到许多老解放区的前面去了，表示极大的赞赏和充分的肯定，指出：“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毛泽东主席对苏州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关心和指导，给苏州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明了方向，增添了动力，激励着苏州干部群众不断再作新的探索，再创新的辉煌。
按照中央要求，苏州进行对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4年1月起，根据政务院意见，研究制定了本市的改造方案。9月份选择苏纶纺织厂、苏州纱厂这两家骨干企业作为典型试点，实行公私合营，同时对其合并改组。随后一年多视条件成熟程度，又先后公私合营了20余家工厂。
1955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推进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实行和平赎买的重大新方针后，苏州迅速调整步骤、作出规划并组织实施。先后有64家丝织厂、28家绸布店和人民商场内38家私营商店作为全市首批筹备全行业、全商场公私合营的单位。几天内几乎所有的工商业界都组织敲锣打鼓地向政府提出合营申请书。地委、市委认为，资本主义工商业及手工业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已是水到渠成，地委、市委决定因势利导、充分鼓励。批准全市3906户私营工业户、商业户、交通运输户全部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批准3万多个体手工业劳动者、小商小贩全部实行全行业合作化。同时决定实行先批准、再进行清产核资等具体工作。从而顺利完成苏州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及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对苏州民族资本家公私合营工作中，虽然遇到一些阻力，但是地委注意工作方法，调动民族资本家的积极性。韩培信来到荣德生先生家，荣德生已经去世了，但是韩培信对荣德生在苏州公私合营工作中所作的带头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韩培信看望了荣先生的家人，他说：“荣先生是苏州工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我们永远忘不了他对苏州公私合营做出的贡献。”
荣德生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遇到了韩培信这样的领导，是他的幸运。当时的地委领导为了保护他和钱荪卿等人，把他们送到常熟，韩培信不仅请他们吃饭，和他们谈心，还为他们承担责任，苏州有人到常熟要把他们带回苏州，是韩培信坚决保护他们，此时面对有知遇之恩的韩培信，荣德生的家人急忙给韩培信泡了上等龙井。
荣德生的家人说：“韩书记，您今天上我的门，不用您说，我们还会按照先生生前的愿望，继续把公私合营做好。”
韩培信说：“荣先生长期以来对苏州的工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我深感钦佩，公私合营是党中央的号召，也是经济发展的方向，希望你们还要给苏州工商界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韩培信主政苏州之后，他才真正了解到，荣氏兄弟堪称世界富豪，“面粉大王”的“兵船牌”面粉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名牌产品。生产能力占到全国面粉业的1/34。在面粉业成功的鼓舞下，荣氏兄弟又向棉纱业开拓，在无锡办起了纱厂。后来又向上海和内地发展，先后建成4家纺织厂，形成了在“衣”、“食”两方面都颇具规模的轻工业体系。
当时，荣氏兄弟也成了当之无愧的“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
荣德生1946年在上海组织“天元实业公司”，在无锡开设天元麻毛棉纺织厂。1947年，由他控制的茂新厂与上海几家大面粉厂合作，组织同业联营“五厂公证”，曾垄断了小麦的采购，并且操纵了面粉的销售。1948年，荣德生主持将申新二、三、五厂和茂新厂组成总管理处，并出任总经理。
1956年，公私合营高潮中，包括福新面粉公司荣氏企业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沧桑后，在荣德生儿子荣毅仁的带领下成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部分。苏州市区原有六十四家私营丝织厂、三家公私合营厂和十八家漳绒厂先后合并，成为振亚、东吴、光明、新苏等四家丝织厂和新光漳绒厂及二个漳绒合作社（后改东风丝绒厂）。此后丝绸业形成专业化生产体系，丝织机台和经济效益都有显著提高。
荣德生爱梅园，更爱祖国。1947年，荣德生委派申新三厂厂长郑翔德修理梅园，从上海买来雪松、龙柏等植于园中。旧历闰二月十四日，他来到梅园看修理园子。瞥见樱花盛开，烂漫如云，他说：“今看此花，尤未能忘昔日之痛耳！”从观赏日本樱花联想到日军蹂躏中华之暴行，拳拳爱国之心在焉。
1955年，荣毅仁按其父荣德生先生的生前意愿，将梅园（乐农别墅除外）全部捐献给国家。荣家人特地找到韩培信，说明荣德生生前有此遗愿，韩培信深受感动，非常赞赏荣德生先生的高尚品质。并要举行一定的捐赠仪式。
1956年，荣毅仁去找韩培信，愿意将父亲荣德生留下的“商业帝国”上交给国家。
荣德生先生是位实业家，他又以创建梅园为先声，成为无锡太湖风景园林的开创者。我们借用昔日陆勉时《咏梅园》一诗以作纪念：
因山就势辟梅园，
点缀亭台草木蕃；
逸士骚人联袂去，
千秋古迹姓名存。
党和国家领导人彭真同志对荣氏兄弟有这样的评价：“荣氏兄弟对发展我国民族工业的贡献，历史将大书特书的。”
07依依惜别
岁月匆匆，韩培信在这片美丽而富饶的“天堂”之地，一干就是九年。那是九个不平凡的岁月，他从1949年4在大军南下的号角声中，来到“鱼米之乡”的江南。他为建设新常熟，为苏州的农业合作化，为公私合营，为发展苏南经济马不停蹄，疲于奔命，留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足迹。
家，这个经历了艰难困苦的小家庭，是他和夫人王浩苦心经营起来的家庭。孩子多，给他们生活上带来许多困难，精神和经济负担都很重。王浩为了支持韩培信的工作，承担了全部家务，精心安排生活，尽量不让韩培信有后顾之忧。
王浩对于自己的工作待遇，从没向韩培信提出过任何要求，她也是一个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她1942年参加革命，1944年入党，可1952年干部实行工资制时，她却很谦虚，韩培信也卡得很紧，定为20级，这对她来说，有些低了，到了1953年，她任苏州地委组织部干部科长，工资调为行政19级。她积极参加工农干部机关业余夜校读书学习，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工作能力不断进步。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王浩都是功不可没。
王浩对子女教育非常严格，孩子的衣服、鞋袜，总是自己做，自己补。她常常对孩子们说：“中国有句传统的说法：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你们兄弟个儿长得快，不可能都买新衣服的。”
1958年4月至11月，国务院先后决定将嘉定、宝山、南汇、崇明等十个县分别从松江、南通、苏州地区划归上海市管辖。也就在1958年初，韩培信接到江苏省委的调令，调任他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是韩培信终生难忘的日子。“春风又绿江南岸”，在这美好的日子里，大地和主人的心情一样，慷慨地散发着芳香的气息，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美好的向往。
韩培信在苏州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了九年，苏州人民牢记着他在这里洒下的心血与汗水，他舍不得离开这里的人民，这里的人民也舍不得离开他。他更眷恋着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
离别的日子终于是来了。
地委礼堂里，韩培信向同志告别，地区、市里的领导，机关的同志，大家都来和韩书记说一声再见！会场上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大家知道，省委决定调韩培信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这是省委对韩培信同志在苏州九年工作的肯定，也是对他将来予以重任的信号和前奏。
韩培信走到主席台正中，深情地向台下鞠了个躬。他怎能忘却这里的山山水水、这里父老乡亲呢？他又怎能不怀念一起为建设常熟、苏州而共同奋斗的战友们呢？这里有他的欢乐与成功，这里有他的泪水和汗水。往事如同一幅幅画卷、一幕幕场景涌上了他的心头。
韩培信充满感慨地说：“虽然过去的一切不能重来，谁也无法挽留岁月的脚步，而历史却能印证未来，功过春秋自当激励和鞭策我的人生……”
是啊，一晃九年过去了！十年茫茫，记忆发酵成醇香之酒，弥漫心头。他对苏州这块土地，对苏州人民倾注了全部心血，融入了所有的甘苦与忧乐。九年风雨，涨满心池；九年，历经坎坷曲折、艰难险阻。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是诗人艾青的名句。也是此刻韩培信心情的写照。
天下起了蒙蒙细雨，春天，本应该阳光灿烂，风光旖旎，莫非是苏州人民的心情感染了上苍？莫非是虎丘、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和藕园在挽留这位年轻的领导！
可惜笔者不是那个年代的人，如果身在其中，有幸目睹那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定当赋诗一首：
春风夜雨万花新，
化作明朝惜别情；
姑苏美酒宜人醉，
送别韩公进省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