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30日至7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息县政府联合举办顾准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活动，邀请当年下放人员重返干校故地，笔者也应邀参加。
在那次活动中，我很高兴见到了不少当年一同下放的经济所叔叔阿姨，如吴敬琏、赵人伟、陈瑞铭、经君健、陈长源、方留碧、王淑文等。最令人高兴的，莫过于见到顾准伯伯的胞弟——陈敏之伯伯。那年他已85岁，行动有些吃力，需要人搀扶。参加活动的还有顾准次子高梁、《顾准全传》作者高建国、“文革”史学家徐友渔、学者朱学勤等。
我与经济所一行人先搭乘火车到信阳。出站一看，信阳变化真大。跟中国大多数中等城市一样，到处都是新盖的房子，也建了不少高楼大厦，个别高档酒店甚至可以与北京、上海的相媲美。
县政府派车把我们接过去，安排住在县招待所。第二天上午召开顾准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会上人们谈论顾准在那个年代所做的艰苦卓绝的探索以及他的思想对我国学界的贡献，我则谈了顾准伯伯在干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以及他对我的影响。
傍晚，县政府安排我们参观新建的县城。这个县城经过仔细规划，街道横平竖直，两侧的房子统一建成带有西洋拱门风格的三层小楼。县领导介绍说，这是他们的杰作。房子一层是店铺，上面两层作为商品房出售。晚上，在县城的街道上漫步。一些商店为了招徕顾客，把音响的音量调到最大。很难想象，住在楼上的居民如何在这样嘈杂的环境中生活。
县政府与东岳镇政府为了举办这次活动下了很大功夫，除了召开座谈会，还安排我们参观干校遗址。
我迫切希望看到当年生活过的地方。36年过去了，那地方长出许多高大的杨树，东岳公社变成了东岳镇，而且早已通了电。镇政府盖的砖瓦房都挺不错，里面还装了空调。
一路走下来，感觉信阳市变化最大，其次是息县县城，再次是东岳镇政府。而变化最小的，就数底层农民的生活了。
在息县开完顾准纪念会后，东岳镇政府的贾书记很热情，问我有没有想见的当地人。我说希望找一找东岳中学的黄继斌老师和崔明兰同学。到底时代进步了，贾书记用手机几通电话打过去，就说两个人都找到了。黄老师已退休，还住在东岳；崔明兰嫁到十几里外的一个村子，目前在郑州打工。又过了一会儿，居然跟明兰通上了话，我俩都激动得不行。问她还记得我吗？她说当然记得，讲了许多当年交往的细节，我也提到离开东岳时她送的那四个鸡蛋。明兰说她在郑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做清洁工，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很知足。
回到日本后，我按她说的地址写了信，附上我和家人的照片、地址及电邮地址。她很快就回了信，还请人帮她拍了照，通过电子邮件传过来。到底是岁月不饶人，当年那个长着明亮大眼睛的明兰已换了个人，取而代之的是一副灰黄色写满沧桑的面孔。我给她打电话，交谈中她告诉我一共生了四个孩子，其中三个已经结婚。并依次讲了几个孩子、他们的配偶都在哪里打工，以及孩子的孩子……我终于明白她为何变得那么苍老。在那个贫困落后的乡村，一个妇女先后生育四个孩子，把他们拉扯大，还要为两个儿子娶媳妇。可以想象，这其中得有多少艰辛、多少操劳。
她一口一个大妹子地叫，问离开东岳这几十年是怎么过的。我大致讲了自己颠簸曲折的经历：从干校回到北京后又去了外地，1977年高考，毕业后成家，再后来举家移居日本，以及现在的工作……我想到了鲁迅笔下的“少年闰土”，他与那个儿时伙伴分开后，各自走了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再次相聚已经找不到什么共同语言。我与明兰之间的故事何等相似！我们除了回忆当年在一起的那段生活，或者她谈论几个孩子的情况，几乎再也找不到别的话题。这样的友谊恐怕难以为继。一想到这儿，不免伤感。
县政府安排我们去东岳镇参观干校遗址，在那里我终于见到了东岳公社中学的黄继斌老师。当年他才30多岁，教我们语文，写得一笔漂亮的板书，还意气风发地带领学生勤工俭学——挖半夏。再次相见，他已是满脸皱纹的老人。我们都很激动，谈到那个学校以及当年发生的很多事。问他退休后的生活，他叹了口气说：“还能做什么呢，打打牌、喝喝酒而已。”
明港军营前合影。图为陈敏之（前排左三）、陈长源（前排左二）、本书作者（前排左四）、方留碧（前排左五）、王淑文（前排右三）、赵人伟（后排右一）、经君健（后排左三）
黄老师提到1971年4月干校要搬迁到明港。临走那天，干校派到东岳中学教书的刘克祥老师赶来辞行。他当时真想好好招待一下刘老师，可家里除了萝卜，什么吃的都没有，只好以盐水煮萝卜待客。30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这事，心里都特别愧疚，觉得对不起人家。我劝他别那么想，刘老师知道当地人的生活状况，相信他能理解。
活动结束后，我不得不上车跟随大家离开。黄老师眼里含着泪问：“你这一走，是不是再也见不着了？”是啊，东京与东岳，虽说只有一字之差，可距离实在太遥远了。要不是这次活动，我也去不了那里。不知下次见面是否还要再等36年？我们是否还等得起？
别了，东岳，我少年时代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这里虽然贫穷、落后，但我依旧对其充满感情。希望今后还有机会再次造访，届时农民兄弟的生活已得到大幅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