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开北大荒已经四十多年了，可是他永远留在了那片黑土地里。如今他的坟和碑也被山林和荒草深深地掩盖了，留给我们的只有迟到的怀念。
我和他在一个地方下乡，都是1966届老高三的。他小学和中学是在上海读的，高中毕业于哈尔滨9中。他比我们早两年来到这大小兴安岭交界的密林深处，参加了创建这个哈尔滨青年农场的最艰苦的劳动。因为他是“开国元勋”，我们这些后来人对他都很尊重。他个子不高，胖乎乎的圆脸上挂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他言语不多，见人总是先笑，很儒雅的样子。但眼神很忧郁。他衣裳很破旧，上面总是沾满泥土，显得很劳碌。和他一起来的同学都说他很能干，不怕吃苦。我和他不在一个连队，只是擦肩而过的时候相视一笑而已，好像一句话也没说过。
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69年春天，那时珍宝岛已经打响，地处黑龙江边的我们兵团连队已进入紧张的战备状态。临江的老百姓正在后撤，一列列的军车正向边境集结。我们这些带着保卫边疆的誓言而来的知青个个义愤填膺激情燃烧，已做好了为祖国献身的准备。那时大家已没有心思种地，就准备打仗了。这时上级来了命令，要把“八种人”撤到30里外的后方，防止在未来的战争中这些人“反水”。何为“八种人”？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这些人在那个时候都被当成了“敌人”。可我们这个清一色知青的部队，哪有这些人？最后具有高度警惕性的领导，把这“八种人”家庭出身的知青，一律撤走了。
这对这些热血青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说实在的，这些青年，当年积极报名下乡，就是要回避城市里的“文革”运动，摆脱家庭的影响。他们拼死拼活的劳动就是想争取一个和其他青年一样的政治前途。然而在他们要为祖国献身的时候，他们被当成了失信的“另类”。他们的脸上好像被刻了字。他们的心在流血！我们也为之难过。当时，我很紧张，生怕被撤走，后来领导说，你父亲是“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和“走资派”还有区别。真的很悬，我吓出一身冷汗！
他也在被遣送的二十几个人中，据说是因为他早已去世的父亲是伪官吏，他的姐姐、姐夫是技术专家、“反动学术权威”，当时正在被审查。和他一样命运的还有我的几个同学，都是因为所谓的家庭“政治历史问题”被撤走了，如省劳动局局长的女儿、当省政协委员的资本家的儿子。我们是一起主动报名下乡的，其实他们都是祖国最忠诚的儿女，我知道他们的血和我们一样鲜红！
1969年的6月20日，那一天下着雨，烟雨苍茫，大山也隐没在雾霭中了。被遣送的知青在营部集合，他们背着行李，提着脸盆，低着头站在雨水中，泪水和雨水一起在他们脸上流淌。我们许多人都赶到营部为他们送行，大家像生离死别一样痛哭不止。他没有哭，夹着一个小行李卷上了汽车，脸色苍白、双目无神地注视着远处黛色的山林。
他们早上从我们的哈青农场出发，站在敞蓬大卡车颠簸了一整天，先到了黑河，然后又背着黑龙江南行，晚上才到达马场（独立二营）。他们刚下车就一个个被保卫组找去训话，女知青害怕得要命，可他不卑不亢的，很镇静。第二天，他们被分到新的连队，又开始了更艰苦的劳动。
我们没被遣送的这些兵团战士期待的为国捐躯的时刻，没有来临。边境又趋于平静，又恢复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劳动。一年以后，我离开了哈青农场（独立一营），调到佳木斯兵团总部的报社工作。后来听从黑河来送稿的通讯员说，他死了，是在一次打井的事故中，怎么死的不得而知。他也没写关于他的稿子。当时我难过了一阵，感叹人生的不公，后来渐渐淡忘了，因为更多知青的先进人物记在我的脑海里，连他的名字也渐渐遗忘了。
岁月如梭，不经意间我返城也快二十年了。我常心怀不安，因为当年我曾通过宣传知青典型，拼命鼓吹扎根边疆，可我自己1976年就返城了。在北大荒的八年经历成了我革命的资本，可还有许多知青也许是信了我的话而留在北大荒，他们还过着艰辛的日子。我的良心时常隐痛。这时在省作家协会当主席的我，下决心要为留在北大荒的老知青写一部书。1994年夏天，我又来到了锦河农场，当时我下乡的哈青农场和后来他们被遣送的那个马场都划归了锦河。我在翻看场史的时候，在革命烈士的章节里发现了一个名字：阎启庸。啊，就是他！我的眼睛一亮，然后又被泪水模糊了。
那悲壮的一幕发生在1970年2月20日。阎启庸和三个青年执行打井任务，那是一种最古老的方式，要用人工刨，然后再用筐向上运土。当挖到6米深的时候碰到了岩层，需用炸药爆破。阎启庸领着17岁的鹤岗青年高云雷背着包扎好的炸药包，通过缆绳下到井底。他们仔细埋好炸药和雷管，阎启庸又认真地检查一遍，然后被井口的战友摇了上来。正在井下的高云雷点燃导火索后，阎启庸又和另外两个知青迅速把他用辘轳摇上来。
当高云雷解开绳子就要离开井沿的那一刻，他脚一滑又掉进黑森森的井里。这是千钧一发之际，导火线在丝丝冒烟，摔昏的高云雷危在旦夕！阎启庸毫不迟疑地抓住辘轳上的井绳就往下滑。一下子就落到了井底。
这时井下烟雾弥漫，也许他首先想到是拔掉导火索，但是没有实现。他马上用绳子拴住了高云雷的腰，拼命呼喊井上的人快摇辘轳，他双手托着小高往上举。边推边喊：“快！快！”
当小高刚离开井口那一刻，井下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沙石和炸碎的阎启庸的躯体从井口喷出，染红了那一片雪地。巨响之后，一片宁静，接着是让天地动容的哭声。高云雷和两个战友得救了，而阎启庸永远地融化在这片黑土地里。
那一年他只有25岁。
全连的战士都赶来了，他们都跪在那片染着阎启庸鲜血的雪地上痛哭。他们的哭声在冰冷的荒原上久久回荡。这时天上的太阳暗淡无光。
噩耗传到哈尔滨，阎启庸的二姐阎启芳从哈尔滨赶到连队处理他的后事，全连的青年都围着她哭。他们说，启庸是我们最好的哥哥。他们对二姐说，冬季上山伐木，他总是把工具扛在自己肩上，来回70里路，他的棉衣都被汗水湿透了。晚上我们睡觉了，他还为我们磨锯。春天盖房子，他下到没膝深带冰碴的泥水里搅拌。关节炎犯了，疼得睡不着觉，他用烤热的砖热敷，第二天照样跳到泥水中干活。他曾用自己省下来的钱买奶粉送给生病的战友。有时吃饭时班里分的菜少了，他只拿一份干粮悄悄退到一边去吃。出事的那一天中午，他也没吃菜，拿着两个馒头提前来到工地。
但是，他们没有说到，阎启庸一直受到歧视，他总干最苦最累的活，但从来没有受过应有的肯定和表扬。他看到一个知青吃不饱饭，主动把自己的粮票送给他。连里有的干部在全连大会上公开批评他，还警告其他知青不要被他拉拢腐蚀。
启芳对大家说，弟弟从小就是这样助人为乐。他在上海读书时，我们住的四川北路有条小巷地势低洼，一下雨那里的水没膝深，当时只有十一二岁的启庸，总在那里扶老人过路，背小同学过水。在新泸中学读初中时，一天晚上风雨交加电闪雷鸣。他爬起来就往学校跑，回来时浇成了落汤鸡。第二天，学校出早操，老校工走到他的面前说：“就是他！”他红了脸。校长当着全校同学表扬他昨天晚上在风雨中把学校所有没关好的窗子都关上了。
阎启庸像一头牛背着沉重的精神枷锁，赎罪般地辛勤地劳作在北大荒的土地上。他以真诚的心善待每一个人，甚至为了保护战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可在当时他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当时，他所在单位也向上报告了他为掩护战友而英勇牺牲的经过，可是上面不同意追认他为烈士，不能对外宣传他的事迹，连知青们写的“向阎启庸学习”的标语也被撕掉了。连里只是简单地开了个追悼会，他就被草草地埋在了连队附近的一片树林里。一切因为他复杂的家庭出身，他父亲是当过县长的伪官吏。
但是，亲眼所见他为战友牺牲的干部战士不断向上级反映他的情况，基层组织也尽了最大的努力，5年后的1975年11月11日，省政府下发文件批准阎启庸为革命烈士。
因为当时已经查清阎启庸的父亲阎伯时先生是一位进步人士，他在担任蒙江县（现靖宇县）县长时曾为***将军资助过军用物资，因此受到日伪政府的追捕，他只身逃往兰州，客死异乡。
尽管知青都走了，但农场的职工并没有忘记阎启庸，他们把他的事迹写进场史，印成材料教育后代。农场医院的医生郝文东历时十年收集阎启庸的生平事迹，并积极建议在场部的锦山公园为烈士立碑修墓。我那次采访时就住在公园旁。这里有座小山，绿树葱郁，亭台楼阁掩映其间，山顶上还有一个当年知青挖的人工湖，碧澈清幽。有朝一日，阎启庸能安睡在这锦山湖畔，当是令人欣慰之事。
2009年夏天，我又回了一趟锦河农场。这里交通方便，和黑河市只有半小时的车程，进了农场首先被一座古香古色的门楼吸引，上面有作家梁晓声题写的“锦河农场”几个大字。他也是在这里下乡的哈尔滨知青，后来到复旦大学读书了，那时阎启庸的事迹他还不知道，否则他一定会把他写进知青小说的。现在这个农场已经成了向对岸俄罗斯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出口蔬菜的基地，也成了著名的旅游目的地和影视拍摄基地了。我又向场部的领导说起阎启庸，问到了他的墓地，他们说，还保留在原来他连队所在的那片山地里。那个井已经废弃了，但坟还保留着。保留在原地，将来也可能成为旅游点。
这么多年过去了，最思念阎启庸的是他的亲人。十多年前，我最早在当地报纸上宣扬他的事迹时，他的二姐阎启芳就给我打过电话，表达了她们一家的谢意。我说，我写得太晚了。我和阎启庸也是战友啊！看了我的文章后，当年他的战友许多人又回到了马场当年的老连队寻找阎启庸的墓地，还好，当地的老乡还有人记着这个地方。坟已经荒芜了，但形状还可见。一伙又一伙的回访知青为老战友的孤独和寂寞而泪洒山林。
2011年8月10日，76岁的二姐阎启芳夫妇终于在分别41年后来到了弟弟阎启庸的墓前。哈尔滨知青联谊会的十多个老知青陪着他们进行了这次安魂之旅。他们坐着场部派的汽车来到公路的尽头，然后又换乘小型农用车，摇摇晃晃地穿过泥泞的乡间路。他们又徒步而行走进这片长满松树和白桦的树林。他们终于看到了耸立在林间那个简朴的墓碑和一座盘坐在林地的坟墓，那上面新添了土。昨天场部已派人清理过了。阎大姐和知青们在林子里采了些野花，然后编了个花圈，摆在了阎启庸的坟上，他们又燃起黄纸。那纸灰如蝴蝶一样飞上天空，飘得很高很远。
老姐姐说，启庸啊，我们来看你了！
老知青们说，启庸啊，我们经常想着你！我们就是活着的你，大家还会来看你！
一个几乎被遗忘的英雄终于等来了迟到的怀念。
一个屈辱的灵魂终于得到了些许的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