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档案：
No.1 朱翊钧（1563年—1620年），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第三子。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庙号神宗，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葬十三陵之定陵。
No.2 郑贵妃（1565年—1630年），大兴（今北京大兴）人，父郑承宪，明万历初入宫，是万历皇帝最宠爱的妃子。崇祯三年七月，郑贵妃薨，谥曰恭恪惠荣和靖皇贵妃，葬银泉山。崇祯十七年秋七月戊子，明安宗追尊皇祖妣贵妃郑氏曰孝宁温穆庄惠慈懿宪天裕圣太皇太后。
万历皇帝朱翊钧是明代非常有名的皇帝，万历帝如此有名，并不是因为其治国有方、济世安民，而是恰恰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明史·神宗本纪》）。他的有名不仅仅是他对朝政的荒芜，更多的是他与后妃之间的恩怨与感情，比如他偶然临幸造就的王皇后，又比如那个让他钟情一生的郑贵妃。
因为生母李太后管教甚严，而自己又十分敬畏严师张居正，所以万历帝的幼年生活苦恼且压抑。公元1578年，由李太后挑选、张居正认可后，14岁的万历帝举行了一生中最隆重的一场被包办的婚礼，娶妻王氏，并封其为皇后。
王皇后在世的时间不长，她死后的谥号是“孝端皇后”，她十分的孝顺，对李太后的爱超过了万历帝，再加上她一直病恹恹的，结婚三年一直没有生育。可以想见，这位身体多病、行为正统的妻子，对于血气方刚的万历帝来说，不管是从身体上还是从内涵上，都没有多少吸引力。
万历帝17岁时，出于皇帝无子的考虑，张居正等大臣建议为皇上“选九嫔”，在正式“选九嫔”之前，大臣们万万没有想到后宫里发生了一件很意外的事。
一日，万历帝去慈宁宫给李太后请安，正好一位王氏宫女端着脸盆来伺候。万历帝看到她那双雪白的手，忍不住怦然心动，也没问名字就私自临幸了这位宫女。万历帝尽兴之后，还赏了王宫女一件首饰。事后万历帝很快就把此事忘记了，但巧合的是王宫女却怀上了万历帝的龙种。
王氏身怀有孕，几个月后就因体型的变化被李太后识破。她马上询问王宫女，王宫女便羞羞答答、一五一十地将此事经过告诉了太后。面对此情此景，李太后大喜，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身世。原来李太后的父亲李伟是一个泥瓦匠（一说是小商贩），她则是裕王府里的侍女，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被裕王“私幸”，后来怀上了万历帝，然后被封为王妃。嘉靖皇帝驾崩以后，裕王继位，是为隆庆皇帝，她就由原来的王妃升为贵妃。李太后仿佛从王宫女身上看到了年轻的自己。一日，万历帝陪李太后宴酒。席间，太后向万历帝问及此事，万历帝却矢口否认。此时，新选的“九嫔”已经入宫，这九个嫔妃个个如花似玉、娇媚可爱，而这九位嫔妃当中，尤以郑氏（即郑贵妃）最为出色。在万历帝看来，郑氏是春天艳阳下的闪亮珠玉，曾被他“私幸”的王宫女怎可与郑氏相比呢？如果不是太后提起，他差不多已经忘记曾有过这回事。如今王宫女怀孕了，一口咬定怀的是“龙种”，万历帝却不记得也不承认有这回事。对万历帝一向管束严厉的李太后，立即命左右太监取来《内起居注》（日常记录皇帝言行的册子），叫万历帝自己看。事实面前，万历帝窘迫无计，只得如实承认。李太后望着儿子失魂落魄的样子，好言相劝：“吾老矣，犹未有孙。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为贵，宁分差等耶！？”
在李太后的力主之下，王氏被册封为恭妃。王恭妃果然不负众望生下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一生遭万历帝冷遇和歧视的短命皇帝——光宗朱常洛。长子的出生，并未给万历帝带来多大的愉悦。他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新入宫的郑氏身上。郑氏入宫之前颇有一段传奇，当王宫女怀上朱常洛的时候，万历帝选妃的命令已经发布到全国，郑氏的家乡在京郊的大兴县，乍一接到通知，家里异常慌乱。常言道，侯门一入深似海，何况是皇宫？普通老百姓谁也不愿意把女儿选入深宫，过那暗无天日的生活。郑氏的父亲匆忙为她定下一门亲事，将她送给一位举人做妾。迎娶之日，郑氏父女相别，抱头痛哭。大概哭的声音比较大，恰巧被路过的选妃太监听到了，太监们进来一看，新娘生得娇俏可人，于是便强行将新娘带进了宫。
在炎热的夏季，宫里除了知了不停地叫，连个人影子也不见。由于被迫封了一个自己不感兴趣的王恭妃，万历帝心里很不痛快，他闷闷不乐地在园子里顺着石子铺成的小径散步，林子里葱葱郁郁，偶尔凉爽的微风拂过面颊，再过去应该是水溏，换了便服的万历帝觉得有点湿冷，于是命身边的小太监去取一件外袍来。万历帝慢腾腾往里走，突然听到哗哗的水声，“这儿是静湖，是什么声音？”他心里想着便往声音处走去。万历帝怎么也没想到会有人在深宫莲湖内浴身。他饶有兴趣地看着眼前这个浑然不知被人窥视的洗澡女子，只见她削肩锁骨，身体白皙光滑。过了好一会，洗澡女子才涉水上岸，拾起草地上的衣服披在身上。万历帝就这样邂逅了她钟爱一生的女子——郑氏。三天后，郑氏站在了万历帝面前，她不敢相信，自己进宫后这么快就见到了皇帝，非但如此，皇帝原来是那样的风度卓然，伟岸豪迈。一夜温存后，万历帝便将郑氏封为淑妃。
郑淑妃知晓出生帝王之家的皇帝习惯了平日里对妻妾嫔妃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但她却敢于表现出与其他妻妾嫔妃不同的特性。她敢于冲皇帝发脾气，也勇于撒娇认错，还对万历帝直言许多动人的情话。她带他爬高梯放烟火、上市集赶庙会、上山下水打猎捉鱼，玩得不亦乐乎。万历帝忧愁时她替他分析缘由、出谋划策。四下无人的时候她更胆敢呼万历帝为“小林子”，以显亲昵，万历帝则对郑淑妃全盘包容。在弹劾张居正和大太监冯保时，郑淑妃出的主意替万历帝解了心结后，万历帝高兴地加封她为贵妃。好事连连，接着，郑贵妃又有了身孕，并如愿为万历帝生下一子——次皇子朱常洵。万历帝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封郑贵妃为皇贵妃。
次皇子朱常洵的出世令郑贵妃的地位坚如磐石，她的野心和私欲也就逐渐膨胀起来。在封建宫廷中，一个女子的最高愿望无非是争得皇帝的宠幸，当上皇后，从而光宗耀祖，显达门庭。郑贵妃明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首先要把自己的儿子推上太子之位，然后母以子贵，自己再做皇后；而此时最大的障碍就是皇长子朱常洛。当时，那些坚持“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正统礼仪的朝中官员们，早已把皇长子朱常洛看做是未来的皇帝。郑贵妃一心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时常鼓动万历帝立其子为太子；万历帝也一向偏爱郑贵妃和朱常洵，不喜欢朱常洛，也有立朱常洵为太子之意。但是因立次子为太子不合礼仪，势必要遭到众人的反对，所以，万历帝只好对立太子之事一拖再拖，以待时机。
然而，万历帝的这种计谋瞒不过朝中大臣们。这一年，给事中姜应麟上书万历帝，提出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以避免朝廷中的流言蜚语。万历帝看了姜应麟的奏章后，顿时大怒，在郑贵妃的唆使下，立刻降下圣旨：立储自有长幼之分，姜应麟怀疑君主，显摆耿直，应该降级到边远地区任杂职。御旨一下，姜应麟旋即被贬往大同境内。由于御旨中有肯定皇长子地位的“立储自有长幼”一语，诸大臣便要求万历帝实现诺言，按照“立储自有长幼”的原则赶快立储，这时，万历帝方才感到自己在御旨中的语言失误。但因此时圣旨既下，已无法挽回，经过与郑贵妃的一番商量，决定还是再次拖延。于是万历帝出面对群臣推托道，皇长子方才6岁，年纪尚幼，这时候谈立储，实非所宜。万历帝原以为，这么一说就能蒙混过去，可反驳的奏章反而因此有增无减。这是因为万历帝本人就是在6岁的时候被立为皇太子的，诸大臣自然要以此为由来辩驳。此时，人多口众，万历帝如何能抵挡得住。最后实在无法再继续拖延，万历帝只好自己定出期限，让首辅传谕诸大臣，说立储一事应到万历二十年（1592年）议行，要诸臣安心等待，不要再为此惊扰圣上。
转眼间，皇长子朱常洛已长到了20岁。万历帝此时已被这场旷日持久的立储论辩搞得精疲力竭，准备立朱常洛为“太子”。郑贵妃听到万历帝要立朱常洛为“太子”的消息，虽然感到大势已去，但她还是要做最后一搏。早在几年前，万历帝为讨郑贵妃的欢心，曾许愿将来封朱常洵为太子。郑贵妃施展聪明，让皇帝写下手谕，珍重地装在锦匣里，放在自己宫中的梁上，作为日后凭据。现在时机已到，她必须出示这张王牌以制其敌。可是，当郑贵妃满怀希望地打开锦匣时，不禁大吃一惊：一纸手谕让衣鱼（蠹虫）咬得残破不堪，“常洵”两字也进了衣鱼腹中！见此，万历帝只能长叹一声：“此乃天意也。”终于不顾郑贵妃的泪眼，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并于第二年给他完了婚。同时，将次皇子朱常洵封为“福王”，封地洛阳。至此，前后闹腾了十几年之久的立太子风波，才算告一段落。
郑贵妃不仅野心勃勃，一心想当皇后，而且对金银财宝等财物也贪得无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以后，万历帝派出大批矿监税吏，赋予他们种种特权，让他们到各处去搜刮金银财宝。一方面，这些臭名昭著的矿监税吏如陈奉、马堂、梁永等都是郑贵妃的心腹宦官，他们知道郑贵妃受宠幸，无不极力巴结她，把从各地搜刮来的金钱和各地进贡的税银，进贡给万历帝与郑贵妃，让他们大肆挥霍。仅供郑贵妃和其他嫔妃使用的胭脂费，每年就支用白银10万两，而万历初年全国的田赋收入每年才400万两。另一方面，这些宦官称郑贵妃为“内主”，他们倚仗着这个后台在各地搜刮掠夺，杀人抢劫，无恶不作。虽然各地百姓群起反抗，一些正直的地方官员也纷纷上疏要求惩办这些宦官，但是由于万历帝与郑贵妃极力为他们开脱，他们方能逍遥法外。
按照明朝祖制，所封藩王必须住在自己的封国里，非奉旨不得入京。但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却恃父母之宠，竟在皇宫中十多年不赴封国洛阳。正当万历帝和群臣为朱常洵就藩一事争得难解难分之际，行将就木的李太后召见了郑贵妃，她质问郑贵妃：“福王何未赴封国？”极端聪明伶俐的郑贵妃回答道：“太后明年七十寿诞，福王留下为您祝寿。”李太后毕竟深怀城府，她冷冷地反问：“我二儿子潞王就藩卫辉，试问他可以回来祝寿否？”郑贵妃无言以对，只得答应太后督促福王速去封国就藩。但她却向万历帝提出要为福王在洛阳修建好藩邸，福王方才就任。万历帝一看福王就任已是大势所趋，只好命朝廷拨款28万巨资在洛阳为朱常洵修建福王藩邸。然而，藩邸完工后，福王却在郑贵妃的纵容下，仍不到洛阳就任。此时，郑贵妃又要求划给福王庄田4万顷。按照明初规定，除岁禄外，划给藩王的草地牧场不过千顷，而郑贵妃要求给福王的土地大大超过了此数。后来因群臣的坚决反对，万历帝不得已只好将给福王的土地减半为2万顷。
至此，郑贵妃还是不满足，又为儿子去洛阳向万历帝提出了许多要求。如索要大学士张居正被籍没的财产及四川盐税和茶税，并要朝廷给淮盐300引，让福王在洛阳开店卖盐，并垄断洛阳的卖盐权。万历帝不仅答应了这些要求，还把历年来税吏、矿吏所进献的珍宝大都交给福王带走。尽管如此，福王到洛阳后，依然横征暴敛，胡作非为，造成黄河南北、齐楚河淮骚动，河南数年大荒，人民相食。而福王藩库却存有金钱百万，竟然超过了大内仓储。
郑贵妃自得宠后，其家族也大沾其光，飞黄腾达者前后有三代。万历帝对郑贵妃家人的赐封更是随心所欲，超出常制。郑贵妃的父亲郑承宪横行地方，骄奢淫逸，为非作歹。然而万历帝不仅不加过问，反而将他晋升为都督同知。郑承宪死后，他的儿子郑国泰超出父死子袭的常例，竟被万历帝破格授予都指挥使。对此，朝廷中的许多官员表示反对，大臣们提出：“妃家蒙恩如是，何以优后家。”暗指郑国泰兄妹可能阴谋篡权。果不其然，大臣们的担忧变成了现实，郑国泰后来竟策动宦官收买张差，企图杀害皇太子朱常洛，但因为是郑贵妃之兄，未受任何惩处，不久反而升迁为左都督。郑贵妃的伯父郑承恩更是一个惯于挑拨离间、诬陷贤良的小人。当郑承恩得知给事戴士衡和全椒知县樊玉衡与礼部侍郎吕坤有矛盾，并对贵妃专权不满，便上疏万历帝，说戴、樊二人离间皇室。攻击皇帝和贵妃，应予严惩，结果使戴、樊二人不仅遭受廷杖之苦，而且还被流放边地。
万历帝自从宠爱郑贵妃之后，渐渐地就不怎么爱上早朝，一方面他觉得这样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另一方面他也对朝政之事力不从心。而郑贵妃见朝廷中有那么多官员攻击自己，也害怕万历帝被这些官员说服，于己不利，便极力唆使万历帝尽量少和朝廷中的官员见面。于是万历帝从万历十八年（1590年）开始，不再上朝理政，创造了28年不上早朝的历史。
万历帝这一生，对郑贵妃是真心宠爱，且一生都没有变过心，并为了自己最心爱女人的利益，与朝臣斗争了几十年，在他的心底，一直有一种屈辱心理：堂堂天子，竟不能让最心爱的女人得到她想要的东西！万历帝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遗命封郑氏为皇后，死后与自己合葬于定陵玄宫。
明熹宗年间，郑贵妃的权力欲望虽不减当年，但毕竟已年过六旬，力不从心了。崇祯三年（1630年）七月，这位一生享尽荣华富贵，连做梦都想做皇后的郑贵妃，在最终也未能实现自己的梦想的情况下，结束了自己颇富传奇色彩的一生。郑贵妃死后，被谥“恭恪惠荣和靖皇贵妃”，埋葬在银泉山。300余年后，定陵玄宫洞开，人们发现所有的棺床上都没有郑贵妃的影子。后殿并列的三口朱红色棺椁，中间是万历皇帝，左边是孝端皇后王氏，右边是孝靖皇后王氏，也就是太子朱常洛的母亲。万历皇帝死后也未能达成他与郑贵妃一同长眠的心愿，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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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七星”葬式
在万历皇帝的陵墓被发掘时，发掘人员小心地打开棺椁，现场专家对眼前的情景大吃一惊。万历皇帝的尸骨被放置在一条锦被上，锦被两边上折，盖住尸体。尸体头西脚东仰卧，肌肉已经腐烂，仅剩骨架。面向上，头顶微向右偏。右臂向上弯曲，手放在头右侧；左臂下垂，略向内弯，手放在腹部，手中拿念珠一串。右腿稍弯曲，左腿直伸，两脚向外撇开。孝端皇后尸体放置在织金妆花缎被上，被两侧上折，盖住尸体。尸体已经腐烂，骨架头西脚东，面向右侧卧。左臂下垂，手放在腰部；右臂向下直伸。足部交叠，左足在上，右足在下。孝靖皇后尸体亦放在织锦被上，被两侧上折，盖住尸体。尸体已腐烂，仅剩骨架，脚东放置。面稍向右侧卧。右臂向上弯曲，手放在头下；左臂下垂，手放在身上腰部。
那么，万历皇帝和他的皇后的尸体为何放置成如此姿态？由于之前谁也没有见过帝王的葬式，在现存的资料中，帝王死后尸体摆放成什么姿态入殓也是秘不示人的。而根据传统的丧葬习俗，入棺时外人都是要避讳的，即使是身边人，也只有极少数的嫡亲才能看到，因此才没有一丁点儿这方面的文字记载。定陵暴露了一个天大的秘密，是给考古界的一个天大惊喜，是这次发掘中最大的收获之一。
根据相关的资料和现有的考古发掘发现，中国古代土葬尸体葬式一般有仰身直肢葬、曲肢葬、俯身葬等姿态。万历皇帝的“侧卧式”殓葬姿势，确是极为罕见的，不见文字记录。他为什么死后要让人把自己的尸体弄成这样？据考古专家大胆推断，此乃为“北斗七星”葬式！原来，从骨架情况看，身体侧卧、双腿微曲如睡眠状，其形极像天上的北斗七星，此种葬式源于天象。在过去，“北斗七星”被认为是极星，指向正北，位于天空中心。在星宿中属紫薇垣。宋代郑樵《通志》称紫薇、太微、天市为三垣。三垣指的是三个星区。紫薇垣是以北斗星为中心与周围各星组成的星区。古代常以星象变化预测人事吉凶，将三垣同人世对应起来，紫薇垣对应的是人间帝王，是帝星所在。所以极星北斗又被认为是天帝居住的地方。明代文人、藏书家郎瑛在其《七修类稿·天文类》一书中称，“天子之居，谓之紫宸”。封建帝王也一直认为自己是上天派到人间的主宰，故过去都称皇帝为“真龙天子”，信奉“君权天授”、“天人合一”的思想，视皇位为“天位”，皇帝死了，就是“升天”。所以，依照这样的观念，万历皇帝怪异的葬式之谜就真相大白了。
另外，万历皇帝怪异的葬姿还可能与风水说有关。过去风水家认为，“北斗七星”具有避邪功效，其奥秘在于它的形状恰为一个巨大的聚气的S形。古代研究气场是以不动的恒星为准，具体说七个星代表七种场。古代称风水的核心为气，气的运动形式，按古代河图数字的表示则为顺时针左旋气场及S形气场。皇帝选陵址要选能“聚气藏风”的地方，选择标准是山环水抱，因山环水抱必有气。在风水学中，用“曲则有情”来形容水和路的吉祥。山脉的起伏呈S形，河流则更明显，总是蜿蜒曲折。《水龙经·论形局》中说：“水见三弯，福寿安闲，屈曲宋朝，荣华富饶。”指的是一条水连续出现三个“S”型，则是好气场。皇帝入葬地宫，从隧道门经明楼后进入地宫，其路线也是S形。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去分析，皇帝死后，也需要生气，这种S形葬式取其能够“聚气”，有了生气，就有了万物，预示着子孙万代繁衍旺盛。
“妖书”案
妖书案是在皇长子朱常洛被册立以前发生的一件案子。当时刑部左侍郎吕坤写了一本名叫《闺范图说》的书，《明史·吕坤列传》道：“坤撰《闺范》，独取汉明德后者，后由贵人进中宫，坤以媚郑贵妃也。坤疏陈天下忧危，无事不言，独不及建储，意自可见。”书中所载的是历代一些有贤德淑名女子的故事。这本图说以汉明帝马皇后为首，而马皇后又是从宫女逐渐被晋封为皇后的。吕坤的用意很明显，是在向郑贵妃献殷勤，为郑贵妃以后当皇后找个说法。宋神宗偶尔翻见到此书，就把它赐给了郑贵妃。赐者无意，可受者有心。郑贵妃看过这本小书以后，觉得可以利用它来做点文章，于是自己又另外加上了12个人的图说，并且为之作序，又印了一些散发，以扩大影响，《明史·后妃列传·郑贵妃》：“侍郎吕坤为按察使时，尝集《闺范图说》。太监陈矩见之，持以进帝。帝赐妃，妃重刻之，坤无与也。”郑贵妃之所以要刻此书，其意在于为自己的儿子朱常洵能立为太子找个先例，加以宣扬罢了。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大学士朱赓又发现京城流传着一部名为《续忧危竑议》的书，其核心是说太子虽然已立，但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被废掉，因为皇上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不得已勉强册立太子的，暗喻郑贵妃的爱子福王必会成功上位，《明史·后妃列传·郑贵妃》载：“帝于东宫不得已而立，他日必易。其特用朱赓内阁者，实寓更易之义。”不料此书的出现触痛了郑贵妃的心病，她哭闹着要宋神宗追查写书的人，于是宋神宗大兴冤狱，许多朝臣、百姓为此无辜受害，死于非命。然而，此案最终却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