瑟德斯特伦马上钻进巡逻警车，拿起报话机向科西报告：“我看这家伙已经死了，凶手朝吐纳尔街跑了，发警报，并立即派辆救护车来，如果此人还有救的话。”
帕尔梅静静地躺在那里，人们默默地站着，瑟德斯特伦则按照处理紧急事件的章程开始了他的职责——标出出事地点，拍照，询问目击者，查明现场情况等等。就在他做这些事的时候，悲伤的丽丝贝特突然喊了起来：“我是丽丝贝特·帕尔梅，你难道看不出来吗？躺在这儿的是我丈夫，奥洛夫·帕尔梅，是首相！”
瑟德斯特伦满腹狐疑，但当他仔细地看清躺在地上的男人的相貌时，顿时惊恐万状。首相，一个比国王还重要的人物，就躺在他脚下，血流如注，看上去奄奄一息了。他立即以最快的速度冲到警车旁，一把抓起报话器，用几乎吼叫的声音向总部报告：“首相被人用枪击倒！生命垂危！”
报话器的那头，接线员明显没有反应过来，他停顿了一会，然后说：“请你再重复一遍。”
当瑟德斯特伦再次吼了一遍后，所有都被惊呆了。科西反应很快，尽管他万分震惊，但还是在第一时间立即派了两辆巡逻车前去协助瑟德斯特伦，同时向警察总署、秘密警察局和斯德哥尔摩市警察局的头目们一一作了报告，并设法尽快通报内阁秘书长达尔斯坦。
一分钟后，帕尔梅夫妇被送进了救护车，车子朝离这里最近的萨巴茨贝里医院疾驰而去。医院离出事地点不到一公里，院方已得到警方通知，医护人员早已作好抢救的准备工作。救护车刚到医院门口，车门立即被打开，抬着帕尔梅的担架很快进了手术室。此时离出事时间只隔10分钟。
值班医生克拉斯·瓦林不用仔细检查便知情况十分严重：首相还活着，但已不省人事，有颗子弹打穿了主动脉，导致失血过多，如果不尽快止血，事情就会变得非常危险！
尽管瓦林医生和负责手术的其他医生、护士想尽了办法，但最终还是没能从死神手里救下帕尔梅。3月1日12点06分，帕尔梅首相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59岁。
星期六，即帕尔梅遇刺的第二天早晨，卡尔松副首相召集政府内阁举行紧急会议。会议在帕尔梅惯常召开内阁会议的会议室里举行，桌上点燃了表示哀悼的蜡烛。十五位男部长和四位女部长以及他们最亲密的助手依次就座。首先决定于3月15日，即两周后为帕尔梅举行葬礼，估计在此之前新的社民党党魁及首相人选业已解决，也需要给警方足够时间部署警戒，确保安全，因为葬礼当日肯定会有许多国家和政府首脑前来参加。其后，经过讨论，副首相拉尔松将接替已故的帕尔梅成为瑞典新一任首相。他向在座的所有政府要员提出一个要求：无论因为什么原因，外出都必须带警卫！
帕尔梅的遇刺身亡，令整个瑞典都变得草木皆兵起来。在刺杀帕尔梅案发生之前，瑞典在世人的眼里，一直都是一个祥和、宁静、社会秩序井然的和平国度，即便是两次世界大战，也丝毫没能影响这个国家的祥和氛围。在帕尔梅遇刺身亡前，瑞典国王、首相和政府要员只身一人在街上散步是一件司空见惯、极其自然的事情，然而如今，他们如果再单独外出，就会被视为冒生命危险的不负责任行为。这一次，瑞典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位首相，还有它那悠闲、宽松、安逸的氛围，也随着帕尔梅的辞世而消失不见了。
与此同时，就在卡尔森召集政府内阁举行紧急会议的时候，瑞典的新闻媒体都在第一时间报道了帕尔梅遇难的消息，所有人再听到这个消息的瞬间，全部惊呆了。几乎没有人敢相信，在瑞典这样平静、安宁的社会里，国家的首相会竟然会被刺杀身亡。自从1792年国王古斯塔夫三世被暗杀以后，瑞典已经有近二百年没有发生过国家要人被杀害的案件，谁也没想到，就在昨天夜里，他们的首相帕尔梅，竟然无声无息地被人开枪杀害了。
在严酷的事实面前，所有人都如梦初醒，直到这时候，他们才意识到，原来瑞典还没有未完全摆脱恐怖、暴力等西方社会现代病的困扰。
帕尔梅的遇难，使瑞典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瑞典人是个很含蓄的民族，感情不轻易外露，但此时此刻却再也掩饰不住自己的悲哀。感情像决堤的江水一样，一泻千里，高大魁梧的汉子像妇女一样失声痛哭。
在首都斯德哥尔摩，整个城市上空都飘扬着已降半旗的瑞典国旗，影剧院停止演出，电台和电视台都取消了原先安排的娱乐节目。清晨，天还没亮，政府大楼前早已聚集了成百上千的群众，他们排着长队，等候进入吊唁大厅，表达他们的哀思。斯德哥尔摩市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拥到帕尔梅遇害的地点，献上一束束鲜花，以表示他们的哀悼。不少人更是举家全来，他们围成了一圈，点起了蜡烛，久久不肯离去。整整两个多星期，悼念的人川流不息，帕尔梅倒下的地方已经堆起了一座两米高的鲜花堆砌的小山。花山上，点缀着无数张人们用血泪撰写的悼词和悼念诗文。
悼念的人群不分种族、阶级、宗教信仰和政治倾向。穿着简朴的工人与资产阶级贵夫人排队站在一起；蓄着长发的艺术家与不同肤色的移民站在一起；满脸稚气的孩子与穿着剪裁十分讲究的黑色礼服的交易所经纪人站在一起。
悼念簿上有一首诗是写给凶手的：
“你这杀死帕尔梅的凶手，
也许你知道你杀死的是只和平鸽，
但你永远无法知道千百万只和平鸽将从你射透的帕尔梅胸膛中飞出。”
在帕尔梅遇刺身亡的消息公布后，举国悲恸，瑞典人民显出空前的团结。六万八千名白领工人原定举行的罢工推迟，上万名群众自动聚集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塞格尔广场，悼念帕尔梅。
3月2日和3日晚，除首都斯德哥尔摩以外，第二大城市哥德堡和其他一些城市分别举行了数万人的火炬悼念大会和游行。在挪威首都奥斯陆，挪威人民也为帕尔梅举行了隆重的万人火炬追悼集会和游行。印度、阿根廷、尼加拉瓜和坦桑尼亚等国家分别宣布为帕尔梅哀悼1天至7天。
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人在帕尔梅生前演讲和经常活动的地方举行火炬晚会，悼念这位杰出的政治家。瑞典官方还及时作出决定，把他遇害的那条街命名为奥洛夫·帕尔梅大街，并设立“帕尔梅为争取国际谅解和共同安全纪念基金”。设立该基金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向青年人提供奖学金和助学金的方法，促进国际交流、和平和裁军的研究，支持反对种族主义和民族敌视，以及增进国际了解的工作”。
3月10日，瑞典议会为帕尔梅举行追悼会。中午12点整，瑞典全国人民为帕尔梅首相默哀一分钟，沉痛悼念被暗杀的杰出领袖。当钟敲响12下时，全国各地奔驰的汽车。车、公共汽车、地铁列车、出租汽车全部都停驶默哀。电台停止广播机场停止播音，工厂停止工作。只有教堂的钟声在寂静的国土上荡。议会议员起立默哀一分钟，议会大厅顿时响彻低沉而庄严的哀乐。议员们都强抑眼中的泪花，脸上抽搐着悲痛的表情；默哀后，议会举行追悼会，议长在长长的悼词中盛赞帕尔梅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忠诚的和平战士”。议会各党领袖也都分别向帕尔梅致悼词。
悼念帕尔梅的活动持续了半个多月，直到3月15日，帕尔梅的送葬日这一天，悼念活动达到了最高潮。政府官员、各党派领袖和各阶层人士以及帕尔梅的亲属和生前友好1000多人参加了葬礼。
葬礼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举行，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打破惯例，第一次参加了本国首相的葬礼，并发表了沉痛的讲话。他说：“瑞典失去了一个大家都听从的声音、一个热情地公开反对暴力和压迫的声音。”
全世界13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葬礼，其中有法国总统密特朗、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等23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
葬礼之后，帕尔梅的灵柩被移往阿道夫·费雷德克教堂，灵车通过的道路两旁聚集着数十万市民，他们不顾严寒，自发地站在冰雪覆盖的街道两旁，默默地为帕尔梅送行。送葬当日的夜间，成千上万的市民穿着黑色的丧服，顶着寒风来到墓地，向帕尔梅致以最后的敬意。
丧事结束之后，瑞典人民对帕尔梅的思念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在他遇难的地方，人们经常献上一束鲜艳的红玫瑰，或点上长明灯来寄托哀思。1987年2月28日，在帕尔梅遇难一周年的时候，瑞典全国各地又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
二、凶手疑云
首相帕尔梅遇刺身亡，绝对是瑞典近200年来最为恶劣的一起犯罪事件。凶手是谁？为什么要杀害帕尔梅？没有人知道。
由于这次刺杀案发生的实在过于神速，从神秘男子突然向帕尔梅开枪到成功后迅速逃离，这中间的时间加起来也不会超过半分钟，加上他刻意遮掩容貌的装扮，就算是当时陪在帕尔梅身边的丽丝贝特也没能看清楚他的长相。而且，事后，根据警察局的调查，这次对于首相的行刺，完全找不到任何的先兆和蛛丝马迹。帕尔梅的生前事迹，令他们几乎找不出他被行刺的理由和动机。曾经有很多人推测这次暗杀有其明显的政治动机，但前首相费尔丁说：“我拒绝相信这是政治谋杀，这一定是疯子干的。”
无论这次刺杀是出于什么目的，只要能够逮捕向帕尔梅开枪的凶手，就一定能够从他的身上找出关键性的线索来。但是凶手的作案手法非常老练，整个过程只用了几秒钟，留下的唯一物证就只有两颗子弹，可是，在枪械管制十分严格的欧洲，寻找枪支的工作无异于大海捞针。
而且，由于案件的突发性，加上瑞典一直良好的社会治安，在遇到这次首相被刺杀的案件时，警察并没有做好现场保护。在他们封锁现场之前，除了当时抢救帕尔梅的几个人外，还有些围观者也进入了现场，一些重要线索就在无形中被破坏了。而且现场的保护圈划得过小，以至于警察在勘查现场后，并没能搜取更多的罪证。他们连凶手击中帕尔梅首相的子弹也没找到，直到3月1日才由当地群众偶然发现，3月2日又是过路人发现了第二颗子弹，而且两颗子弹都是在警察所划的现场保护圈之外找到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失误，警察在到达现场后，只是想着救首相，没有第一时间向目击证人询问凶手相貌，然后驱车追赶，一直过了4个小时，才想到去出租汽车司机家中打听凶手的体貌特征。此时，已有4列火车开出本地，有两列地铁未接受检查先后从出事地点附近通过了。这点致命性的错误延误了破案的最佳时机，也让凶手得以成功逃离，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不过这一切也都在意料之中，正是瑞典良好的治安环境，让警察们一直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对于案件的侦破能力，也在这种状态下一点一点、不知不觉地慢慢退化了。此外，帕尔梅引以为自豪的松弛保卫制度，也是导致他被刺客如此轻易刺杀的帮凶。如果他当日没有打发那两名贴身警卫回家放假，即便是拒绝了秘密警察局和国家安全部门的暗中保护，也不至于让凶手如此轻易地就行刺成功。
不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虽然凶手在刺杀帕尔梅后第一时间就逃离了现场，但还是有人看到了这一幕。出租车司机达尔斯伯恩意外目睹了整个行刺过程，所以他在第一时间通过车内的送话器向出租车公司报了案，而出租车公司在接到他的报案后，第一时间通知了警察局和医院。但是，达尔斯伯恩和丽丝贝特一样，并没有看清凶手的长相，只知道这是一个中等身材的男子。
不过，就在达尔斯博恩打电话报警的时候，一位女画家走在人行道上的时候，差点被迎面狂奔而来的男子撞倒。这个约摸30岁上下的男子，满头黑发，穿着黑色大衣，狂奔中擦着她的身子而过，迅速上了一辆停在不远处的汽车，然而在她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就驾车疾驰离开了。不过女画家当时也只是好奇，并没有多想，毕竟瑞典太安全了。然而，随后她便得知前方发生了枪杀案，于是女画家立刻把这个行色匆匆的男人报告给了警方，给警方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根据女画家后来的描述，这个男人大概30岁，黑发、黑衣。警察经过多方取证总算是搞清楚了凶手的一个大概轮廓，但具体什么长相依旧是个未知数。之后，警方又从一目击者处得知凶手逃跑时开的车是一辆蓝色的“帕萨特”。
关于凶手的线索就只有这么多，如此稀少而模糊的线索，令查找凶手的工作变得越发困难起来。因为由始至终，根本就没有人知道这个凶手的相貌，哪怕是粗略的脸部轮廓图都画不出来。而头发、衣饰这些在事后完全可以改变，如果以此作为缉拿凶手的蓝本，那无疑是大海捞针。
不过，瑞典警方在搜集到这些线索之后，还是将它们公布了出来——枪杀帕尔梅首相的凶手年龄约在35至40岁之间，是个训练有素的杀手。作案时，他头戴一顶便帽，身穿大氅式夹克杉，中等身材，头发呈黑色。警方希望这些关于凶手的线索通过媒体公布出去以后，能够有更多的目击证人前来提供线索。
在帕尔梅被刺后不久，斯德哥尔摩警察局局长汉斯·霍尔默透露，警方收到一封匿名信，该信作者声称，他看到了一件与刺杀帕尔梅一案有关的“武器和其他物证”。警方对此信很感兴趣，呼吁投信人与警方合作，并宣布一定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但遗憾的是，警方一直没找到这位投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