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盛宣怀：晚清天下第一官商
盛宣怀和红顶商人胡雪岩同为晚清时代的人，也是红极一时的官商。盛宣怀不但有着富可敌国的巨资家产，一度成为晚清首富，而且还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官督商办企业、第一家电报局、第一家银行、第一条铁路干线、第一所国立大学等11个“中国第一”。由于种种原因，世人对盛宣怀的了解远远不如胡雪岩。不过，饱读诗书，深谙历史的南怀瑾却没有冷落他，对他另眼相看，多次向金融界、工商界的朋友介绍盛宣怀。
那么，盛宣怀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商人？
盛宣怀（1844~1916年），字杏荪，号次沂，别署愚斋，晚年自号止叟，是清末企业家、政治家、福利事业家、官僚买办。
盛宣怀出身在书香门第，祖父盛隆是举人，父亲盛康为进士出身，当过布政使。盛家虽是书香门第，但祖、父两人都比较注重对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对孩子的“学历”教育抓得不是很紧，盛宣怀少时学业平平，在1866年考中秀才后，乡试三次不中。然而，盛宣怀落榜不落志，1870年，26岁的盛宣怀经人推荐进了李鸿章幕府当文书，受到了李鸿章的赏识。
盛宣怀在父辈的影响下认识到，中国要强盛最迫切的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盛宣怀在李鸿章军前当幕僚时，恰遇李鸿章创办中国近代第一家大型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盛宣怀为其起草的章程，思路前瞻，见解独到，条理清晰，得到了李鸿章的认可。由此，盛宣怀以襄助李鸿章主办洋务企业逐步起家，历任山东登莱青道兼烟台海关监督、天津海关道、大理寺少卿、工部左侍郎、邮传部右侍郎、邮传部尚书和邮传部大臣等职，跟随李鸿章一步步从军营文书做到了一品尚书，成为晚清政府的重要官员。同时，也从典当掌柜变成掌管大清十几家垄断企业的实业家。
盛宣怀地位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其官位的高低，而在于他掌握和控制了当时的主要近代企业。旧中国第一家自办最大的近代航运公司招商局，第一家自办的也是唯一的电报局，规模宏大的煤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和最大的纺织厂——华盛纺织厂，旧中国自办的主要铁路干线和第一家银行——通商银行等，都是由他创办、主持和控制的。另外，他还兴办了旧中国最早的天津北洋大学堂、上海南洋公学等新式学校。旧中国近代化第一阶段中创建起来的主要近代工矿交通运输和金融企业，大半通过盛宣怀之手。也就是说，盛宣怀是旧中国第一代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奠基人，也是旧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领袖人物。盛宣怀的主要过失在于没有能在兴办近代企业奠定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同时，突破封建政治体制的上层建筑，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反而利用控制近代企业的能量，向晚清政府谋求“高官”，使自己陷入封建政治体制的旋涡。
1910年，担任邮传尚书的盛宣怀宣布铁路收归国有，这一举措遭到了许多地方的反对，并引发了“保路运动”，进而引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民族资本家被推向了孙中山的阵营，盛宣怀被革职。随着清王朝的覆没，盛宣怀受到谴责，被迫东渡日本。
铁路问题竟然直接导致了晚清政权的覆没，但出自盛宣怀之手的“铁路国有令”和对外借款，究竟是制衡各国，还是与民争利？争论至今未能停息。于是，从去世那一天起，盛宣怀就成为一个难以盖棺定论的历史人物。现在的历史教科书有很多关于他的讲述，但是几乎所有的历史书都详细地介绍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盛宣怀的副手郑观应，记录的是他如何协助盛宣怀整顿轮船招商局，创办中国纺织局、电报局、电话局、中国铁路总局，并拯救濒临破产的汉阳铁厂、京汉铁路的事。
盛宣怀不但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慈善活动家。上海图书馆保存的近18万件《盛宣怀档案》中，大约有两万多件档案与中国近代社会慈善事业有关，其中很多文献披露了近代上海民间慈善组织积极参与赈灾救济活动和慈善事业的史实。
1905年，盛宣怀在上海创设了中国红十字会。盛宣怀还曾受一个日本家族的管理模式的启发，立下遗嘱，成立“愚斋义庄基金会”，把遗产的一半放在愚斋义庄，本金不许动用，利息用于慈善事业。盛宣怀生前热心公益，积极赈灾，死后还不忘捐资慈善事业，他的一生都在致力于慈善事业，为晚清社会的慈善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大量原始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清代，江南地区特别是上海地区的善会、善堂等民间慈善组织，在赈灾救济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国家赈灾救济工作起着不可或缺的补充作用。这当中，盛宣怀也是功不可没。
总之，在中国大地上，李鸿章与盛宣怀首先创建近代企事业，为中国第一代资本主义近代化立下了大功。而他们的未能冲破封建政治体制和封建传统思想的牢笼，成为晚清第一代近代化失败的关键，又是主要的过失。
不言而喻，南怀瑾对盛宣怀的功过是看得很清晰的，认为他的经营理念与现代企业的经营理念是相通的。盛宣怀凭着自己独特的经营理念，对中国近现代实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实业之父”，因此南怀瑾给予积极肯定。
第十节张謇：实业救国的末代状元
张謇（1853~1926年），字季直，号啬庵，江苏海门人。张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故在南通民间，张謇被称为“四老师”。
张謇不仅是清末的状元实业家，还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和先驱。他所开创的“南通模式”，是中国工业和城市发展的有益尝试；他所主张的“棉铁主义”，是实业救国的良方。南怀瑾对张謇的“实业救国”是这样描述的：
中国的实业家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满清末年。那个时候讲实业，有个口号叫“实业救国”，4个字，什么人提出来的？江苏南通张謇，是清末最后一个状元。所以这一带在那时就注重实业的影响。
因为中国受鸦片战争的种种破坏，所以发现外国的“船坚炮利”，武器厉害，轮船坚固，我们用的是木船，火炮也不行，那个时候还没有飞机呢，我们这个东方的大国被人家搞得已经吃不住了！鸦片战争以来，有西方的侵略、日本的侵略，这个日子很不好过的，打得一塌糊涂。那么大家反省，等于现在人要开放发展，所以先提倡实业。那个时候的实业家是先做纺织厂——这个纺织实业你们大家要注意研究了，纺织业与西方文化第一次工业革命很有关系，现在我们的纺织业在国际上还跟不上，古代实际上是我们领先的。
南怀瑾对张謇的推崇，主要是因为他倡导“实业救国”。
回顾张謇的人生道路，其间也是非常曲折的。
在清代，冷籍（三代以内无人做过官，或三代以内无人中过举人，秀才）是没有科考资格的，而张謇家便是冷籍。为了能参加科举，张謇的父亲托人安排张謇用如皋县人张育才的名义报名。1869年，张謇考上了秀才。
但是，看到张謇考中秀才后，如皋县张家开始用冒名一事来要挟张謇，索要钱物未果后，将张謇告上了公堂。这场官司延续了数年，最后因为通州知州孙云锦、江苏学政彭久余怜士惜才、曲为援护，屡费周折，才把冒籍风波平息下来。
从16岁中秀才到27岁之间，张謇每两年就去江宁参加一次乡试，结果都未考中。1882年，张謇撰写了一篇主张对外持强硬政策的奏折，引起高层官员注意的同时也受到了光绪的帝师、时任户部尚书翁同龢的赏识。在政治上翁同龢与慈禧不和，他拥护光绪掌权，为了充实阵营，便不遗余力地提携张謇。当时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和两广总督张之洞也对张謇争相礼聘，邀其入幕，但张謇“南不拜张北不投李”，一概婉拒，继续攻读应试。他也许是想名正言顺地踏入仕途吧。
1894年，因为慈禧六十大寿特设了恩科会试，张謇奉父命再次进京参试。二月，礼部会试中第六十名贡士；三月，礼部复试时中一等第十名；四月殿试时，翁同龢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还在向光绪帝引见时，特地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张謇终于在41岁时得中一甲第一名状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
张謇从1869年16岁中秀才，到1880年27岁之间，张謇每两年就参加一次乡试，结果都未考中。1894年，终于在41岁时得中一甲状元。1898年翁同龢被罢官后，张謇自觉官场险恶难测，于是决心远离官场，去创办实业，30年科举之幻梦终于了结。
张謇远离官场后去了哪里呢？其实，早在甲午战败后，为了实现“救贫”、“塞漏”的抱负，张謇便在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支持下，在南通开始了“实业救国”的实践。
当初张謇以状元的身份投身商海时，并没有给他带来实际上的方便。因为筹不到资金，原本计划民营的企业因为缺乏民资的参与，不得不求助于官方资本。
1895年，张謇在南通创办了大生纱厂（后改名大生一厂）。南通是产棉之地，而且其质地为亚洲之冠，能为纱厂提供优质的原料；南通土布名扬中外，且农村妇女大多为天足，能远走和久立，市场和廉价劳动力都有了，唯一缺少的是资金，张謇便采用招股融资的办法使这一问题得以解决。
之后，张謇又陆续在崇明外沙（今启东）久隆镇和海门创办了大生二厂和大生三厂，在城南创办了大生副厂。并且在吕四和海门的交界处围垦沿海荒滩，建成了拥有十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作为纱厂的原棉基地。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张謇又在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资生冶厂、复新面粉厂等，逐渐形成唐闸镇工业区。
为了便于货物的运输，张謇还在唐闸西面沿江兴建了天生港，在天生港兴建了发电厂，并在城镇之间、镇镇之间开通了公路，使天生港成为了当时南通的主要港口。南通也因此成为我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
发展实业和教育一直被张謇视为爱国救亡和民族复兴的两大根本。张謇认为“天下将沦，唯实业、教育有可救亡图存之理”，“非普及教育不足于救亡”，于是，张謇又努力去兴办学堂。张謇主办的通州师范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专设机关的开端。
张謇创办实业的宗旨和出发点，并不是为了个人，而是“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在创办实业取得效益以后，有了经济实力便去创办教育，提升民族和国民的素质。这一点很值得现当代企业家学习。
身处清末那个特殊时代，在敌强国弱的现状下，虽然张謇的“实业救国”并没有救得了国，但张謇那种积极的爱国精神一直是南怀瑾所欣赏提倡的。
此外，张謇的勤劳俭朴在当时也是出了名的，他在给妻子的信中曾这样写道：
“账房开来家用，云须四千五百元，福食一项，即须二千，大为不合。余为按人核计，至多不过一千二百元。又他项尚有可省者数百元，大约每年用度以三千二百元为限，亦已不小。另有讯复账房，望卿在家加意管理，加意节省……衣服不必多做，裁缝即可省。切切。”民国元年九月又嘱妻子“余家须一切谨慎，勤俭”。
但是，投资扩张过多也使得张謇力不从心，常常以企业家之力办社会化之事，他的这种做法严重拖累了“大生”。所以，现代企业家们也要从张謇身上吸取教训，投资扩张要量力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