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王是我许多学生当中的一个。几年相处，师生情深，渐成忘年交。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他忽然来访，带着个重重的提包。他从中取出一大捆陈旧的稿纸来，这是一部小说的手稿；又取出几本残破的线装书，这是一部木刻本的《诗经》；再取出一枚用一块布手巾包着的绿锈斑斑的铜质顶针。他把这些恭恭敬敬地放在我面前，向我述说了一个故事。
他的父亲，名叫王良，十多年前在中国大地上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中死去。这几件东西是这位先生的遗物。儿子读过父亲的手稿后，知道这两件东西和这部手稿是不可分离的整体，便把它们一同收存，直至今日。现在，他把它们郑重地托付给我，请我代为保存。他家在国内再无亲人，而他本人已决定，像许多当代的青年人一样，离开这片土地，去世界的另一边，在另一片天空下和另一片土地上，为自己寻找另一种生活，另一种命运。
小王告诉我，父亲含恨而去时曾反复地说，他一生都忘不了他所描写的那黄色的山、黄色的土地、黄色的天空，以及那片天空下，那片土地上，在黄土中生、黄土中死的那些人。他把那段生活用他自己真实的名字和第三人称的小说形式写下来，是想让它随时生动地再现，成为永恒的存在。他希望自己能随时回到那段生活中，也希望后来人如果有机会读到它，能从中了解生活、了解情感、了解人性，同时也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那一段历史。他说，这部木刻本《诗经》和这枚铜质顶针以及包它的那块布手巾对他而言是神圣的，上边凝聚着一种真诚的爱和一种永远的遗憾。
受此重托，我不胜惶恐。我把两件物品安置妥当，便来拜读王良先生的手稿。一口气读完，我深受感动，便萌生了把它发表出来的念头。我觉得，这里有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有好几颗至今仍跃然纸上的心。它虽是一去不复返的往事，但它像人间所有的往事一样，常常成为一面最忠实的镜子，成为高悬在我们每个人头顶上的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经常照一照它，会让我们的脸上更清洁；当我们向前迈步时，它会帮助我们判定路途、选择前程。我不能让这部书稿在我的手中就此埋没，否则王良先生这一辈子岂不真是白活了？他不也曾是一个爱过恨过，有血有肉，有才能有追求的人，一个吃过许多不该吃的苦的人吗？于是我便为这部作品的发表而忙碌了一阵。感谢一些朋友的热心帮助，现在它已与大家见面。以下的文字，与原稿丝毫不差。唯有“饥饿的山村”这个笨拙的题名是我加上的。我没有像普希金在《别尔金小说集》中所做的那样，把它就称作“已故王良先生的一部小说”；给它加上这个名称，是为了多少传达一些作品的内容。
作为这本书的发表者，我似乎应该说一点自己对它的感受。我喜欢这本书，它实实在在地写出了我们国家在那个年代里的一些大事，诸如天灾人祸、“三面红旗”和“反右”斗争等等；并且它在感情上很能打动我。我觉得这也是一本写人性、写人间真情的书，而不只是一本记录真实生活的书。我深深地为王良这位已经离我们而去的同辈人感到遗憾，他这一辈子活得太苦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处境，这的确像他所说的那样，是我和他那一代人中许多人的共同遭遇。这怪不得他，这是生活本身造成的；但是无论如何，他真不应该去死啊！如果他能坚持下来，活到今天就好了。可惜，王良他是绝对没有可能感受到我们今天所感受的一切了。当然，他再也不可能把他的才能发挥出来贡献给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事业。这遗憾将无法弥补。我想，只有我们这些遭受过和他同样命运的人，才会更加珍惜我们的今天，更加努力地为我们的伟大祖国和伟大人民而工作，借此给这种并非只是他一个人的遗憾稍微做一点补偿了。
智量
1995年，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