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〇年的第二个星期，我在长沙松桂园惜字公庄那间不到六平米的“工作室”里奋笔疾书，写下了几天前在从北京回长沙的列车上突然出现于我头脑中的那篇小说。那是我在长达八个月的消沉之后第一次进入亢奋的写作状态。
题为“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中篇小说于当年年底同时由《花城》杂志和台湾《联合文学》杂志刊出，并且都是封面上的推荐作品。而在《联合文学》杂志的封面上，作为当期唯一的“小说精选”，作品的通栏标题更是极为显眼。
十年之后，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寒假，我在深圳大学面对深圳湾的那间单身公寓里完成了“十二月三十一日系列”中的第二篇作品。《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于第二年年初刊登在《收获》杂志上。它成为我至今为止在祖国写下的最后一篇作品。
这篇作品与稍做修改的《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后来又同时收入我在二〇〇六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花城版的《流动的房间》）中。
二〇〇九左右，也就是在完成《与马可·波罗同行》的写作之后，我对汉语有了全新的感觉和认识。与自己“少作”的紧张关系大概就从这时候开始。很快，一种奇特的创作过程出现在我已经相当曲折的文学道路上。在新作不断涌现的同时，我开始“重写”自己的旧作。这真是一项不可思议的工程。我没有想到它会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会耗费那么大的精力，也没有想到它会带来那么深的启发、恩赐和那么多的教益……到二〇一二年的秋天，在我完成《流动的房间》新版的书稿之后，我对“重写”的终点（也是自己文学创作新的起点）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我知道自己六年前的第一部小说集最后将要升变成四部新的小说集。
《流动的房间》新版于二〇一二年底上市的时候，“深圳人系列”小说集《出租车司机》已经接近完成。而二〇一三年春节刚过，“战争系列”小说集《首战告捷》也已经基本完成。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文学与剩饭”的短文，介绍自己在那一年春节期间如何专注于写作的经历。文学赐予我的毅力和激情让我充满了惊叹。
到这时候，旧版《流动的房间》中只剩下两篇“十二月三十一日系列”作品没有经受“重写”的考验了。它们也是我的全部作品中最后两篇等待“重写”的小说。我准备利用二〇一三年上半年在中山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完成这“重写”的冲刺。
没有想到，我面对的是“重写”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没有想到，我曾经还沾沾自喜的《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会让我感觉如此之“差”。刚进入它的第一小节，我就意识到它不仅已经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作品，也很可能是我根本就无法“重写”的作品。在极度的沮丧中，我坚持了将近一个星期，“重写”了小说最前面的六个小节，也就是全文七分之一的篇幅。最后，我终于退却了。我绝望地相信，“重写”这篇宿命的作品是我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这“不可能”带来了灾难性的挫折感。它让我的情绪在整个二〇一三年的下半年都一直处于极度低落的状况，并且反复触碰最黑暗的边缘。
“从天而降”的《空巢》给我带来了一个热情的二〇一四年。它不仅扭转了我心理的方向，也将我再一次推上创作的高潮。年底从喧嚣的国内回到寂静的蒙特利尔，我马上就进入了文学状态。在整理好我的第一部访谈集之后，我开始以不可思议的耐心和狂热挑战“不可能”的使命。这一次，我没有退却，也没有倒下。我完成了对自己的征服和对过去的征服。
我几乎没有给自己休整的时间，马上又进入了“重写”最后的战场。我开始以为《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重写”会轻而易举。没有想到，小说同样已经让我完全不能接受，“重写”的最后一仗是一场更大的恶战。我还是没有退却，还是没有倒下。我成功地完成了对自己和过去最后的征服。
这“完成”对于“十二月三十一日系列”却还不是彻底的完成。按照我二〇一二年秋天的想法，这个系列中，还应该有第三篇作品。它应该是与前两篇篇幅相当的新作。也就是说，在完成了两次对过去的征服之后，我还需要完成一次对未来的征服。
又是一次同样的春节。又是剩饭。又是文学。又是不分白昼和黑夜的攀援。又是对孤独最孤独的体会。又是对精神最精神的发现……我在北京时间农历正月初六的清晨完成了这一次对未来的征服。
这就是这部用二十五年时间完成的小说集的故事。它的完成标志着我对自己的小说长达五年的“重写”的结束。它是我的一次抵达的标志，也是我的一个新的出发点。我知道我马上就会从这里出发。我知道我还要继续在文学的祖国里宿命地攀援。
薛忆沩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于蒙特利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