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忽然想起六十年前的一次会议。那次会议上提出了“双百”方针，鼓励人们独立思考，自由辩论；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我听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一说法时，还以为是改革开放的创新之词。那是我的学生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和价值观相对多元的时代，人们对西方的东西感觉新鲜，尤其热衷。年龄渐长之后，我读庄子，读孔子，读伏生和陈仲子，苍老又灿烂的文化让一个人的精神气质更加饱满。世界观也好，审美也好，阅读和阅历会给予他正确的判断。“这是一个末法时代，可是你要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要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一个与佛有缘的人像伏生一样冷静，他喁喁独语的意思是：山未穷，水不尽。
五
伏生保存下来的，是一部散文集。这部书中，有些篇章杂以神话色彩，有些篇末缀以诗歌，语言甚美。也是从《尚书》开始，散文在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此后，先秦诸子散文、唐宋散文、明清小品，一步一步越来越深远地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基本格局和走向。前些年，我的一位写作老师反复向我强调梁衡先生一句话：自古文章比高低，不在词句在立意。他说散文写作一定要讲究立意，要想写出有分量的作品，下笔就不要小众化。我倒是觉得，立意重要，词句同样不可轻视。韩小蕙女士认为，好的语言是散文的制高点，对此我是认同的，而且，对一些散发氤氲气息的文字，我也是喜欢的，“无人知晓一滴夜露的孤独和颤栗，对于美，人总有与生俱来的饕餮。”安妮宝贝是小众写作的代表，她这样的文字是不是有些不同凡响？
冬日萧瑟。“大寒”节气在伏氏宅院周围逡巡，太阳踱到树林西边去了，我打开车门，准备回城。“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冷冽寒风中，元代诗人白朴的诗句跃然而出。春夏秋冬雨露霜雪，自然景色对人心的感召，古与今同。
从苏家村回来次日，一场雪降临齐鲁之地。这一个冬季被雾霾天气反复纠缠，我的咽炎反复发作，感冒一场接着一场，我甚至在梦中看到自己变成一只候鸟，向南飞去。现在，我可以站在窗前看雪了。看，这一朵一朵地，飘飘洒洒落下来，落在地上，落在草木上，落在仿古路灯上，尘世一片洁白。此情此景，仿若回归汉代时光，我看到一介书生穿越飞雪，从远古款款而来，深衣曲裾，赤子情怀，看上去真是很美。
责任编辑：张森
不被打扰的私人生活【外一篇】
李晓君
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虽不严重，但还是让我暗吃一惊。那就是，十多年来我并没有安装一部家庭电话。
显然，我们家不属于经济上的底层，安装一部电话不足挂齿。出于什么原因，使我一直回避装一部电话这个事实？我坐在房间里，在电脑前凝思起来。这是在写作的停顿中突出冒出的一个问题。事实上，生活中有很多问题，我们都假装没看见，而是任其累积，不去深究。不去正视，并不表明问题得到解决。它迟早会像病毒一样爆发。也许装电话这个事算不上一个问题——因为我的家人，都对此达成一种缄默的共识，仿佛都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一个不被打扰的私人生活的状态。不装电话并不意味着会被人忘记。在通讯这么发达的今天——我们家除了女儿，人人都有一部手机，随时可以被人找到。不装电话改变不了可以隐遁的事实。如果说，一个作家，比常人更希望他的私人生活不被打扰，因为他在人家休息的时候却在构思和写作——因此需要一个安宁的环境的话，那么让家人接受他的习惯是否也是一种专横？然而事实是，我的家人都乐于接受不被打扰的状况，喜欢处在一种“被遗忘的存在”中。
我不愿接听电话，就像不愿看电视一样。电视可以作为一个摆设，沉默着作为一个物件孤单地呈现在那里——甚至打开它，只要不去关注它，把音量调到无声，任画面不断变换，你的内心依然可以作为一个封闭的状态存在——它对你干扰的程度是非常有限的。而电话不同，一部突然响起的电话，就像一个命令一样，让你情不自禁地走向前去，在一个习惯听命于发号施令的环境中——我们都在这样的环境中长成，从小得到的教育，都是听命，接受外部的训示，从最初的不情愿、反抗，到渐渐接受乃至完全妥协。直到有一天当你忽然醒悟，随时恭候人家的命令、教导，其实是一个大问题。你开始学会反思，想要摆脱这一桎梏，然而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人，我们早已丧失自我意识的能力，没有命令我们无法前行。
我也许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是阅读帮人建立起独立意识。可见，去除愚昧和奴性，唯有读书一条路。不装家庭电话，是建立自我的一小步。但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将自己（也将他人）限制在一个不可触摸的空间里——事实上，这个空间不存在，哪怕在遥远的火星乃至银河系，人们都有探寻的兴趣和勇气。十多年前，我还不曾拥有手机，但和很多人一样，我有一个BP机，俗称“叩机”，“叩”是个动词——寻呼者的意图通过媒介传导你，我很喜欢这个词。每次叩机一响，急急地去找电话回过去，可见我与大多数人一样。我记得那时倒是装有一部家庭电话——我从一个学校调到党政机关上班，为了方便联络，安装家庭电话成为一个不可推辞的义务。那时，我完全没有个人生活，作为一个基层的小公务员，并且是服务于县城最重要的权力机关，我的周末时间通常也是在工作中——这种后来称之为“五加二、白加黑”的状态，不仅不被当作对个人权利的冒犯，还当作是一种美德加以传扬。国家早有法定的节假日，并且明文规定执行公休假制度。就像一个落伍的尾随者，意识还跟不上引领者的节拍，不少如我曾供职的县市，还处在一个相对陈旧的思维模式里。
我很庆幸后来有机会离开那个部门，到了一个相对清闲的单位，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我觉得人人能找到自己的兴趣，并且出自内心的诚恳而非一种外在的压力去工作，是一个幸福社会的标志。来到南昌以后，我不仅告别了一种习惯于耳提面命的生活，同时也切断了私人电话这根线——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十六年，从来没有装过一部家庭电话。我非常珍视这来之不易的私人生活的领地——坦白地讲，的确比过去清静多了。
说到底，我是个对现代生活稍有抵触的人，但并不严重。在大部分人开始使用电脑写作的时候，我还在用手写（我甚至在考虑是否要恢复这一习惯），QQ、微博、微信这些工具，我也是很晚才学会——生活中，还有一些人，至今都不怎么使用它们，我对他们充满敬意。当我开始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我发现我有强烈的依赖症，早上起来蹲坑的时候，要拿出手机来看看微信，每晚入睡之前也要玩一会儿，甚至在候车、坐车的时候，都离不开它。我想我之所以不去看电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可能会对它依赖性很强。这是理性在告知我，必须远离电视的原因。我一边在努力维持个人生活的纯洁性，一边不断地在丧失它，而沦陷到一种需要不断喂食大量信息的对资讯的恐慌症中。
美国窃听丑闻爆发后，斯诺登所曝光的一切，将人们认识中的暗区显影出来。在我们以为私人生活是片净土的时候，猛然被人扇了一记耳光——不存在这样天真的幻想，它早已被冒犯和践踏。人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网络里，据说云技术保留了人们在网络上留下的任何痕迹。
不装家庭电话，改变不了我的行踪不被记录。事实上，一个写作者的生活是简单而清苦的，与苦行僧无异。如有可能，他希望日复一日地待在工作室里——待在写字桌前，对着打开的电脑屏幕，发动想象的机器——他更乐于去创造一种可能的生活，对于实际生活的关注，远不是那么强烈。说到底，文学是一种创造的艺术，一个作家从这种劳作中收获艰辛，也收获欢乐。如果有一根线，连着虚拟世界的深处，我愿意做这个虚拟世界的倾听者。拒绝接听电话，显然出于对实际生活的逃离，对介入“现实”的痛恨。聪明的读者不愿意接受一个复制的生活的样本，而愿意看到一个新异的充满可能性的“世界”——这构成他们生活下去、对未来期待的一个重要原因。试想一下吧，《西游记》和一部蹩脚的纪实作品，对人的精神世界影响孰深孰浅，是一望而知的。
说这么多，我一直没有正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的家人为何都乐于生活在一个没有固定电话的世界？我理解这是性格所致，出于家族基因的原因。我们都属于那种内向的、怯于与人交流的那种。如有可能，都尽量闭紧自己不去与人聊天、打交道。虽然母亲近来与小区的老人们开始互动，并成为麻将桌上的常客。但我的观察，在这十六年里，母亲随我在这个城市生活过四五个小区，敢于走出家门，与人交流，这还是第一次。
其实我们乐于按照自己的性情生活，仅此而已。我们不是遁世者，逃离——这一蛊惑人心的举动，只在某种潜意识里，打开了一个缺口，我们在想象中，就像做梦一样，回到无知的孩提时代，扮演了一个虚拟中的逃离者。
诗人之死
一个千里之外至今未曾谋面的诗人（准确地说是诗评家）陈超，意外坠楼自杀了。这个沉闷的初冬，死亡成为一个让人伤感的词。
我最初关注陈超先生，还是在赣西一个乡村中学当老师的时候，经常在《诗刊》《诗歌报》《诗神》等杂志上读到他的文章。对于我理解现代诗帮助很大。后来又购得他一些书籍，他对西方现代诗阐释性的导读很有见地，更印证了我当初对他的看法。陈超是以哲学入诗、评诗和研究诗歌的，他的“文本细读”理论深合我意。此后十多年来虽不再写诗，但对诗神烙下最初的诗歌印记，总难忘怀。
诗歌是形象的哲学，从这一点来说，陈超先生的理论和诗观，是有代表性的。当时，国内也有一些诗歌理论家，他们对一批俄罗斯和前苏联诗人如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斯塔姆、布罗茨基等非常推崇，对他们在国内的推介，起到很大作用，其中几个，我一直很喜欢，但总的来说，他们的解读偏向于对“暴政”“专制”的反抗和不妥协，以及对“流亡”命运的讴歌。而陈超先生则从哲学的思维上，对现代诗研究和阐释，更令人信服，有一种让人豁然开朗之感。以哲学或者说生命入诗，这是使诗歌走出工具性的必要途径。当时我也正以这样的信念写诗，那时的我二十岁出头，是个内向而自傲的乡村教师，陈超先生对我的启发，有如黄庭坚“点铁成金”的意味。
自然，诗人自杀，已成为中国文坛一道壮烈而悲怆的景观。上自王国维的颐和园沉湖，下至海子的山海关卧轨，诗人自杀，开启了现代文学一个魔咒般的命题。而王国维和海子的自杀，都仿佛具有一种形而上的文化意味。
中国百年来的社会进程，纷繁复杂，其中知识分子的态度、命运和浮沉，又尤其引人注目。王国维，作为一个文化的卫道士，一个坚定的文化理想主义者，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波诡云谲的社会政治变革中，不惜以一死，来深情拥抱他的精神家园。人们在他内衣口袋里发现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短短数言，给人以振聋发聩的决绝和无尽猜想。很容易让人想起南宋遗臣文天祥在元大都就义时，衣袋里的绝笔书：“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而海子作为“最后一个抒情诗人”，他的卧轨自杀似乎也暗合着一个抒情时代的结束。
关于陈超先生自杀的原因，外界有诸多说法。如身患疾病，不堪重负；一边是照顾智障的儿子，一边是繁忙的工作，内心压力过大；甚至有好事者称其自杀是个官场事件，因其兼职河北省作协副主席，此说是极为荒谬和可笑的，其实陈超领工资的单位是河北师大，他是该校教授，作协职务只是挂名，但即便是驻会的职务，这个单位的性质和官场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陈超先生作为一个著名的诗歌评论家，对当代中国诗歌卓有贡献；他的诗歌其实也是出色的，只是很少示人。我在唐晓渡先生的一篇文章《读陈超的一首诗》中，读到以下诗句，不说震撼，起码也是被深深打动了：
桃花刚刚整理好衣冠，就面临了死亡。
四月的歌手，血液如此浅淡。
但桃花的骨骸比泥沙高一些，
它死过之后，就不会再死。
……
仿佛带着对自身结局的预言，一首诗从内部迸发出压抑的激情，蘸着春天的桃花之血，在岩石上书写生命的哀歌……我从网络上看到陈超先生的照片，大多是明朗而欢快的，虽也有一些带有倦容和沉郁表情的，但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内心强大、对生活自信、亲和友善的人。如果死亡可以算是一颗榴霰弹的话，就像他的诗句：
她掀起粉红的衣衫，一直暴露到骨骼。/我目光焚烧，震动，像榴霰弹般矜持——/在最后时刻爆炸！裸体的桃花重又升起/挂在树梢。和我年轻的血液融为一体。/但这一切真正的快乐，是我去天国途中的事。
那么一个人的自杀，则是一个事件。他的死引起大家广泛的关注，或者集体的漠视，都是不正常的。我看到微信群里，人们不断地转发着他“死亡”的消息，这消息夹杂在一些“老虎”“苍蝇”落马的消息之间，也夹杂在其他真与幻的消息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