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到“楚汉之争”结束的这段历史，情节非常精彩，有很多传奇的故事。产生了诸如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胯下之辱、鸿门宴、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四面楚歌、霸王别姬等等一大堆典故，甚至中国象棋中间的分界线都称为“楚河汉界”。遗憾的是，因为篇幅限制，我们没有办法提及这些具体的故事，我建议大家找一本靠谱的历史小说来看，或者在网上搜索上述典故读一读。学习历史最好的办法是去读精彩的故事，用故事来串历史，不费力就把历史事件都记下来了。
我们这里不讲具体的故事了，只介绍历史的大致主线：秦始皇去世后，继位的胡亥继续父亲的苛政。受苛政逼迫，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秦军打败了陈胜、吴广，但是被项羽、刘邦的军队合力剿灭，秦朝灭亡。秦亡后，刘邦和项羽展开了争夺天下的战争，称为“楚汉之争”。最后刘邦打败项羽，建立了新王朝。由于刘邦之前被项羽封为“汉王”，所以新王朝称为“汉朝”。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做了很多事情来维持帝国的统治。他的很多做法都是正确的，奠定了中国长久统一的基础。光凭这一点，秦始皇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但他还是办错了一件事。
人在一帆风顺的时候难免会高估自己的能力，秦始皇也是一样。他达到权力顶峰的那一刻，也是他最有自信的一刻。他以为自己做的任何事都是正确的。
秦始皇太自信，结果步子就迈得有点大了。
在不长的执政时间里，秦始皇干了一大堆事：他造长城、征南越，把大量的囚徒和百姓迁到帝国边境。他还开凿运河、建造从首都直达边境的高质量马路，这些在古代都是极为庞大的工程，每一个项目都要消耗大量国力。
这还不算，他还调动全国的民力来满足他的私欲。
秦始皇每攻灭一国，就在首都咸阳附近仿建该国宫殿，大有“凡是你们享受过的，我都得享受一遍”的架势。这还不满意，秦始皇又建造了规模和奢侈程度都史无前例的阿房（ēpáng）宫。此外，秦始皇又建造自己的陵寝，建造兵马俑，这些工程规模之大，甚至连后世的帝王都比不过他。秦始皇还花重金雇佣方士，组织舰队出海寻访仙药，又五次在全国长途巡游，所到之处都要修马路、建行宫。
这花费的民力，可就不是一星半点了。
中国自古以来有两种形式的赋税：一种是实物税，百姓要把生产出来的一部分产品上交；另一种是劳役，每户百姓定期提供一些壮丁给国家免费劳动，或者参军戍边。秦始皇无论是组织军队还是干大工程，都需要大量的人力。正常的劳役不够，就需要老百姓延长劳作时间。不仅工作本身极为辛苦，也耽误了正常的农业生产，耽误到一定程度，就等于把老百姓逼入了绝境。
率先举起反秦大旗的陈胜、吴广，就是在去戍边的路上和同去的百姓一起造反的。
随着陈胜、吴广的起兵，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秦帝国就灭亡了。
注意，只有两年哦。
在前面，我们用了好几章的篇幅来讲秦国为什么能够崛起，讲秦帝国的制度有多么先进，军队有多么精良。相比之前讲过的这些优势，这秦国灭亡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陈胜、吴广的造反，距离秦始皇统一六国只有短短十二年的时间。秦帝国那支横扫六国的强大军队还在，为什么刚刚横扫了六国正规军的秦国军队，反倒打不过由普通百姓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呢？
答案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说过了。
前面说过，决定战争胜负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力。秦始皇把大量的国力浪费在修宫殿、修陵墓，以及南征北战等对强化国内稳定并无帮助的事情上。国力浪费得太多，等真正需要镇压反叛的时候，已经没有足够的国力用来支撑、补给部队，那就只能等着失败了。
秦军的国力是不行了，那叛军的国力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秦始皇自己送的。
普通百姓的生活方式很简单，一言以蔽之：“趋乐避苦”。遇
见好事儿就上，遇见坏事儿就躲。造反是杀头的大罪，在平时，老百姓最优的选择自然是服从官府。只要服从，起码能活着，总比被官府打死了要好。
除非是活不下去了。
如果老百姓被朝廷逼得一丝活路都没有了，他会发现，选择服从朝廷百分之百会死掉，选择造反还有一定的可能不会死。
那为什么不去造反呢？
陈胜、吴广在造反的时候就说：“等死，死国可乎？”——造不造反都是死，那还不如造反呢！
秦帝国役使民力太重，民力被压榨到了极限，那些被逼到死亡边缘的百姓都有反叛帝国的动力，一有机会就会揭竿而起。当被逼到极限的百姓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出现大泽乡起义时的效果：刚一打出反抗统治者的口号，就遍地都是呼应声。反叛军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大批被逼向绝路的百姓加入队伍。反叛军的实力增长得异常迅速，等到反叛军的实力超过了帝国日益衰弱的国力，造反的成功就是历史的必然了。
历史上大部分有影响的农民起义，都是这个模式。
简单地说，秦帝国的灭亡是秦朝统治者自己造成的。先是自损国力自毁长城，又把珍贵的民力拱手送给了叛乱一方。秦帝国全线崩溃的种子早就被自己埋下，陈胜、吴广等人的造反，只是顺势而为罢了。
二
上面一节，我们讲的是秦帝国为什么会灭亡——役使民力过重。用老话说，这叫“失民心者失天下”。那么，首先扛起造反大旗的陈胜、吴广，又为什么能称霸一方呢？为什么偏偏是陈胜、吴广，而不是其他的造反者呢？
是不是因为陈胜、吴广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不是。
说一个笑话：
有一个学校，主任听说最近学生的出勤率太差了，非常生气。于是某一天上课的时候，主任突击检查，进入教室说：“没来的学生举手！”结果一看，一个举手的学生都没有。于是主任转怒为喜：“原来出勤的情况很好嘛。”然后就高兴地走了。
这位主任犯了什么错误？
他在调查取样的时候，样本是经过人为筛选的。教室里的学生都是已经出勤了的，从这群学生里再调查出勤率，结论当然是荒谬的。用统计学术语说，这叫作“幸存者偏差”。
我们读历史的时候，也容易犯这个错误。
我们看多了历史书，很容易会觉得造反这事其实不难。你看，书上都写了：某朝末年，民不聊生，某某英雄造反，成功了；另一朝末年，民不聊生，某某英雄造反，又成功了。这成功率还挺高的嘛！
我们在这里犯的错误和刚才那个主任一样：只有那些在历史上获得巨大成功的造反者才会被史书记载，为数更多的失败了的造反者，书里没有提他，所以我们才会觉得造反的成功率很高。
其实，并不是只有“某朝末年”才有百姓造反，也不是只有“民不聊生”的时候才会有英雄出世。百姓造反什么时候都有，什么结果都有。
因为所谓的“民不聊生”“民心思变”都是史学家的事后之言，是站在后人的角度先看到王朝灭亡的事实，再倒推出“民不聊生”的结论。身处历史之中的民间英雄们，他们可不知道自己正值可以大展宏图的“王朝末年”，还是国力尚足的“太平年间”。他们也顾不上考虑这件事，情势逼人，反了也就反了，能反出什么结果来，不试试谁也不知道。
绝大多数的结果，都是悲剧。
大多数“好汉”，不过是占了一个县城，杀了几个差役，东奔西跑在山里躲了些日子，就被官兵剿灭了。这样的人在历史上根本留不下名字，顶多在地方志或者朝廷的文件里留下一个“王二麻子”“李大胆”之类的外号，具体的来龙去脉史学家们根本不屑于记录。
少数“英雄”幸运一点儿，纠集了上千上万号弟兄，打下一两个州府，扯出了自己的旗号，甚至大言不惭地称了回皇帝，没高兴两个月也身死梦破了。这样的人或许能在史书中留下一笔，但也仅仅是一笔，如果不去读史书原文，你也不会接触到他们。
还有极少数更厉害的角色，打下半壁江山，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在群雄中笑傲过，在中原上驰骋过，但最终还是功亏一篑，成为了帝国镇压部队的功绩，或者是其他英雄的垫脚石。这样的人历史书上也不是全都能提到，只能挑其中最有名的几位提一提罢了。
为什么陈胜、吴广能掀起反秦的大旗，能席卷大秦的半壁江山？他们有什么过人之处吗？
不能说一点儿过人之处都没有，他们肯定要比一般的百姓更有领导能力，更善于鼓动百姓，要不然大泽乡好几百人，也不能让他们来当领袖。但是，他们的能力并没有超过历史上那些只占了几个县城就被剿灭的流寇。
在陈胜、吴广之前，也有很多类似的起义者，但是因为时机不对，刚冒头就被地方军镇压了。在陈胜、吴广之后，也有很多类似的起义者，同样是因为时机不对，只能投奔已有的起义军，给陈胜、吴广这样的人当将领。
陈胜、吴广能够在历史上留下名字，是因为他们起事的时候正好赶上秦政权崩溃的临界点。假如他们没有赶上，也会有其他什么张三、李四之流的赶上。到那个时候，被歌颂的人民大英雄就是张三或李四了。
所以，是历史创造了陈胜、吴广，而不是他们创造了历史。
对于陈胜、吴广的成就，常见的解释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这个话题可以详细聊一下。
我们知道有一句话叫“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儒家的史学观，认为人间万物的根本大道是“仁”，君王施仁政就可以“得民心”，得民心就得天下。君王施暴政则会“失民心”，失民心就会失天下。
这句话后半句没有问题，前面以秦帝国的崩溃为例子讲过了。
但是前半句有问题。
问题的关键，就在刚刚说过的一句话里：广大百姓的生活方式是“趋乐避苦”。在老百姓被逼到绝路的时候，“民心”的作用非常明显，决定了百姓们支持哪个政权。可是在尚有一丝活路的情况下，你再“得民心”，也很少有人愿意冒着被杀的风险放弃家园去跟你造反。百姓不在乎哪一方更正义，百姓只想苟活而已。
我们可能会有一种错误印象：以为大众总代表着进步，以为老百姓都是公正的道德审判员，自觉的站在道德水平高的统治者一边。
事实恐怕不全是这样。
否则，怎么会有鲁迅笔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麻木的中国人？
事实是，大部分百姓未必有多高的道德觉悟，只有“趋乐避苦”的人性本能（想想一开始说的那个自私的基因），正义的口号喊一喊可以；要我去牺牲？对不起，您去吧，我的命就一条，我可不去，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呀。
人的本性如此，不用避讳，也不用苛求。
好，假如我们否认掉“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条，那么在群雄争霸的时候，决定胜负的是什么呢？
还记得秦帝国的崛起吗？决定胜负的是国力，是高效合理的治国政策，是赏罚分明的用人制度。合理的国策带来强大的国力和军事实力，也就会带来胜利。
略次于国力的要素是战略方向。国力有了，如果把国力使用在错误的地方，也有可能导致失败。好比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六国中的一些国家还在互相攻伐，不能及时结成同盟共同对抗秦军。这是六国犯的一个战略错误，也是加速六国灭亡的原因之一。
秦帝国在灭亡时，也犯了战略错误。在百姓遍地造反的时候，秦军的主力部队都在边疆——一支在北方修筑长城，一支在南越驻守。古代交通不便，这两支远在天边的部队不能及时回防，那支驻守南越的军队后来干脆就没有回去保卫朝廷，就地独立了。
陈胜、吴广的失败，并非由于“失民心”，而是因为他们犯了战略错误。陈胜和吴广的才干很平庸，大吼一声纠结一帮勇士的能力有，制衡诸侯运筹帷幄的能力却没有。秦朝灭六国不过十余年，六国的故人大都尚在。陈胜、吴广的旗帜打出来以后，原来六国的旧贵族和旧百姓都站出来要求恢复他们的旧国。要想打败强大的秦军，陈胜、吴广必须利用这些反秦势力，但是这二人缺少牵制利用旧贵族的能力。陈胜把六国的旧贵族派往各地收复故土，这些被派出去的部队一旦打下城池，就纷纷自立，不听陈胜的命令。
总之，陈胜、吴广能力不足，战略一塌糊涂，失败也就属于必然。
项羽比陈胜、吴广能力更强一些，胜绩也就更多一些。
项羽是楚国贵族，他的家族在楚国非常有威望，因此项羽有整个楚国的势力支持他。这是项羽背后的国力基础，比陈胜、吴广那种无依无靠的平头百姓要高多了。项羽还是个历史上少有的军神级别的军事天才，他训练的部队战斗力极高，作战勇猛，项羽本人又善于运用战术，当时横扫六国叛军的秦军主力和项羽硬碰硬地正面交战，愣是被项羽打败了。项羽如此刚勇，六国贵族纷纷臣服，奠定了项羽的统帅地位。
总之，项羽比陈胜、吴广在资源上、能力上都强一点，所以他的成绩也就更大一些。
刘邦呢，又是另一种玩法。
如果拿网络游戏打比方的话，项羽这个角色的战斗技能点满了，但是外交技能忘了点。刘邦正好相反，战斗技能一点儿没加，外交技能却加满了。
项羽是楚国贵族，他只能得到楚国百姓由衷的支持。其他诸侯国虽然臣服于项羽，只是因为钦佩和恐惧，并非同心同德。项羽称霸的时候只有二十岁出头，还是个毛头小子。他一路攻略杀伐，没遇到敌手，自然有些心高气傲。项羽灭掉秦国以后，认为天下都是自己打出来的，对其他诸侯国不知道笼络只知道遏制，因此得罪了不少诸侯。当时不仅仅是刘邦在反抗他，还有不少诸侯也反叛了他。
不应该在同一时间得罪所有人，这是项羽在战略上犯的错误。
刘邦不同。刘邦大项羽二十多岁，项羽称霸的时候，刘邦已经四十多岁了，社会经验非常丰富。刘邦从小就混迹在市井和基层官吏之间，深刻了解人性，懂得利用人的弱点。刘邦实力不如项羽，但是他能够用尽一切手段策反天下诸侯，时而离间，时而拉拢，让诸侯帮助他围攻项羽。项羽再能征善战，也只能靠楚国一地的国力，终究打不过天下诸侯的轮番进攻。最后项羽终于战败，把天下让给了刘邦。
简单说来，刘邦的国力比项羽的差，但也没有差太多（没有差到项羽随手就能把刘邦灭了的程度），同时，刘邦的战略水平又比项羽高出好几个等级，用战略上的优势弥补了国力上的差距，所以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这就是政权争霸的胜负规律。
两千年来，无数英雄竞相登上逐鹿中原的舞台，无数将士血染疆场。他们中有些人创立了千古伟业，有些人只得昙花一现。在这两千年的起起伏伏中，到底有没有什么可以遵循的规律？
儒家总结的规律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我的观点不太相同。我认为，决定政权胜负的第一是国力。在国力相差不悬殊的情况下，战略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至于谋士的策略、将士的勇武、一场战斗的胜负，它们的影响力就小多了。
“民心”也不是没有用，但只有在统治者把百姓推向死亡边缘的时候，才会对政局有影响。它的作用是让暴君把自己的民力白送给敌对势力，本质上改变的还是国力。
三
有的书里，把从陈胜吴广、刘邦项羽他们起义开始，一直到“楚汉之争”之前的这段战争，都定义为“农民起义”。也就是说陈胜吴广、刘邦项羽，他们都是农民起义军。
这个定义仔细想想，有一点儿古怪。
为什么非说是“农民起义军”呢？如果以领导者的身份来认定的话，陈胜、吴广倒是农民，可项羽就不是了。项羽是货真价实的旧贵族，他的崛起靠的是他旧贵族的威望。刘邦也不是农民。刘邦在起事之前，一开始是个盲流，他的兄弟都老老实实地种田置业，偏偏就他拒绝劳动，整天混吃混喝。后来刘邦在政府里找到了一份工作，身份变成了下级小吏。再后来刘邦反叛政府，躲到山里为寇，他的身份是匪徒。总之，他的哪一个身份都和农民不沾边。
也许，这里的“农民起义”指的不是领导人的身份，而是说军队的主力是农民？
可这样也说不通，古代绝大部分人口都是农民，任何一个军队的主力都是农民，秦始皇也是让天下百姓给他服兵役的呀。那秦军算不算是一支“农民军队”呢？
要想明白为什么这么说，就必须先了解这个观点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一个社会里，主要存在两个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也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劳动者”和“享乐者”）。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处于尖锐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中。
举个例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美国社会的话，不难发现，在美国社会里，被剥削阶级是蓝领工人、卡车司机、端盘子的服务员；剥削阶级是那些高收入的富人，包括华尔街精英、工厂董事、大公司CEO等。
在美国，大部分时候这两个阶层的人并没有天天打架，穷人见到富人并不是眼冒怒火，富人见到穷人也不是吆五喝六。大家相处很融洽，可以成为朋友，可以在一块拍肩膀喝啤酒。这场景或许应该叫“仓廪（lǐn）实而知礼节”，是社会发达、先进的表现。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美国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和谐只是一种假象，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矛盾才是美国社会的本质，他们早晚得发生激烈的冲突。
在美国，有时两个阶级也发生矛盾。比如美国的工会为劳动者代言，总跟资本家谈判，要求提高待遇什么的，资本家不答应，工会就发动罢工。这种情况在现代一些学者看来，是社会不同势力之间博弈、平衡的必然过程，是社会矛盾的润滑剂，是减少社会内耗的一种有益手段。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工会和资本家之间的冲突才是社会最本质的一面。这种斗争不仅是必然的，而且还是不可调和的，最终会越来越激烈，直到你死我活，工人武装造反、资本家拿枪镇压的地步。
对于古代史，马克思主义也是这么分析的。
前面说过，从秦朝到清朝的这段时间，被剥削阶级是农民，剥削阶级是地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是最为深刻的、不可调和的。当这种矛盾积累到极点，必须爆发的时候，就是农民起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秦末的遍地战争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阶级矛盾不断积累的后果——也许秦始皇不过度役使民力，给百姓一点儿活路，百姓暂时不会造反。但阶级矛盾早晚会爆发，这场战争也早晚会来，顶多晚几年罢了。
按照这个观点，秦末战争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战争。农民阶级就是那些被秦始皇奴役过重的百姓，地主阶级就是秦帝国的官吏和军队。
所以，这场战争才能被定性为“农民起义”。
为什么说刘邦、项羽在反对秦帝国的时候，也属于“农民起义”呢？道理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大势是一种必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刘邦、项羽从表面上看是贵族，是领袖，是一呼百应的将军，其实不是他们创造了历史，而是历史创造了他们，他们只是历史的棋子。刘邦、项羽本人不属于农民，也并不一定为农民阶级着想——刘邦想要的，大概是出人头地；项羽想要的，大概是光复楚国——但是，这两个人心里怎么想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只有维护农民阶级的利益（也就是带领被压迫的农民去反抗残暴的秦国政府），他们才能获得广大百姓的支持，才有可能在争霸战中获胜。所以，不管刘邦、项羽主观上愿不愿意，在抗秦战争中，他们事实上都代表着农民阶级的利益，顺应了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意愿。
所以，刘邦、项羽在反抗秦帝国的时候，属于“农民起义”。
秦帝国被打败以后，刘邦和项羽之间又展开了争霸战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个时期的刘邦和项羽就不是农民起义军了，他们属于“统治阶级争夺帝位”的斗争。因为楚汉之争并不是农民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说白了，跟着刘邦和项羽打仗的士兵，他们不是因为被官府和地主欺压得活不下去了才去打仗。他们打仗仅仅是为了功名利禄，或者人在军中身不由己。这场战斗的目的，也不再是为农民争一线活路，而是变成了谁统治天下的问题，类似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争霸战争。
以上，就是“阶级史观”的思路。
“阶级史观”是用来分析历史的众多工具中的一种，它有一些问题。比如，它只适合分析宏观事件，不能用来分析微观现象。再比如，不能说被剥削阶级就一定代表了正义，不能说只要某支队伍的身份属于农民起义军，它就只做对事，不做错事。但总体来说，它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历史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把复杂的历史事件变得简单而又有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