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月，月底发赏金，大伙都在杠局里，有个小二问了你。
“掌柜，嫂子还会生娃吧？”
你那天正在算账，听了问话没抬头，把珠子拨得哗哗响。
“生啥？”
“娃。”
“屁。”
“那你看上了嫂子哪？”
你看这小二问得认真了，就把算盘放到柜上说：“我看上了你嫂子是个不知愁的人。东京的一二等窑子我都进去过，哪个女的都是接客一脸笑，客走一脸愁。只有蒙天网能想开。老鸨说她进馆二十年，没见掉过一滴泪，天天日子都开心。”
你说有天你问她：“为啥不趁早嫁人呀？”
她说：“妓院好，来的男人脸上都是堆着笑。”
你说：“当婊子还欠笑脸呀？”
她说：“东京日子最苦的是婊子，不当婊子了，嫁个男人再脸上三天两头挂着愁，那一辈子都是愁日子；啥过头，不如死的好！”
“你怕男人愁？”
“愁是女人的事。东京的男人遇事就发愁，不是男子汉！”
“你不愁客人不找你的日子呀？”
“到了那年龄，我就去死啦，愁日子我一天也不过。”
就这样，你对大伙说，你就和蒙天网对上脾性了。你说你就看上了她的不知愁。说人活一世，“快活”二字。别的都是假的，快快活活一辈子才是真的。
我问你：蒙天网和你是咋样把日子打发快活的？
你说人在日子里只要不要脸，准都会有好日子过。
想想也是的，人的日子过得难，不就是太要脸面了？要处处都摆出一张不要脸的脸，该少受多少无端的怨罪呀……
那一天，是你鲁掌柜和我们大家伙第一次坐下认认真真说话儿。说的全是心里话。可是谁信呀，人不要脸还要啥？人活一世不就是要装结实一张脸面吗……
天黑得真快，好像没一会儿，日就西偏了，又过没一会儿，就终于落了山。红光像血样摊在东京的楼堂上，宽敞的街道上，晒暖了的房墙、城墙、地面慢慢凉起来。起了风。不大，徐徐的，把细碎的槐叶朝南卷。城墙下一会儿就蓬蓬松松卷起了一条叶楞子，黄灿灿的，很鲜艳。有一群乌鸦从东京上空斜着飞过来，落在城墙上，蹬下一片虚土，掉在他肩上。他说该走了，天马上要黑下，东京常停电。看看城外，远处的庄稼地都不见轮廓了。我扶他站起，送了他一程。八十多岁了，走路离开棍子就要倒下去。路上我问他儿子媳妇啥样儿，他摇了一下头。问他孙儿和孙儿媳啥样，他就那么老态地笑一下，啥没说。过一会儿，他问我：“那边好？”我说好。他说那边要好我回家拾掇一下就去吧。我说你来吧，我提前把你住的地方扫一扫。他说，你是掌柜，哪能哩。我笑了。
就分了手。
听他一晌叙旧使我想起了很多事。想起了将进入民国时，有次我受人白眼，其实还是很要脸面的。
东京偏中的山货店街有个茶园，四四方方的，用墙围了，里边垒出一个不高的台子，台前设有方桌三十张，每桌空下台前正面一方，其余三边例坐三人。桌上放茶壶一把，杯子三只，瓜籽一盘，到日后晌开门，由第四巷歌妓到茶园清唱，偶尔也有些杂耍和戏班到茶园演演。茶园也是戏园。那天，我去晚了，坐在后边。歌妓是第四巷双雁书寓新从苏州买的妞儿，白白秀秀，能弹能唱，有一腔好歌，当时东京人都叫她“白芍药”。开始，她唱的多是南方小调，东京人不懂，并没多少人来这茶园。后来她在书寓关起门来学河南梆子，三个月不到，竟就学会了，几天时间就唱红了东京城。我是听小二们说的，闲下时就来了。恰巧杠局那天城郊一个大户人家里抬棺材，没有赶早。我一人坐在后排桌上，听白芍药唱《半夜寻媳家》，喝着茶，嗑着瓜子，很有味儿。那时候，东京人都很会做生意，为了不误客人听戏，茶园老板专门备下一个水烟袋，上好白铜制的，很精细，锅很大，三五口决然吸不透。到戏唱到动人时，就有个小二拿着烟袋，装满水烟丝，燃起来，弯腰从桌子缝间走过去，把烟嘴塞进看客嘴里边。看客不低头，眼依旧盯着台子上，呼噜噜吸几口，顺手取一两个制钱递出去。小二接过制钱，拔出烟嘴，就慌忙塞进别个看客嘴里。动作快些，刚好一袋烟打发一张桌上的三个人。看客来茶园都是不带烟的。自从开了杠局，我的烟瘾就特大起来，那次，瘾也犯得厉害，等半天小二还没走过来，直到白芍药唱了六七段，一个精瘦的家伙才提着水烟转过来，到我的桌前，刚好上桌抽完，新装一袋。我把口水咽进肚里，等着他把烟嘴往我嘴里塞，两眼打量着白芍药一飘一飘的裙袖子。过一会儿，又过一会儿，半晌儿我的嘴里还是空的。等急了，我收回眼一看，这小二竟隔过我的桌，把烟嘴儿伸进了一个架眼镜的先生嘴里。
我知道这小二嫌我脏。
“喂！”
“哎……稍等。”
“你知道我是谁？”
“不知道。”
“那明儿就叫你知道知道。”
正说间，茶园掌柜过来了，端了一铜盆凉水，里边放了一条白毛巾。过去的茶园和现在的礼堂、剧场没法儿比。那当儿，台上搭个棚子遮遮太阳挡挡雨，看客都是要露天就坐的。大夏天，日烈时，掌柜或小二要端着水盆到每张桌前给人拧毛巾擦脸。这不，掌柜随在小二身后过来了，到了我前边一张桌时，我等那三个看客擦完脸，他端水朝我走来时，我说：
“掌柜，你那小二贵姓？”
掌柜答：“你稍等，那边天热。”
说着，这掌柜竟端着一盆水从我面前过去了，到中间一棵小树下，从裤腰上抽出一条新毛巾，在水里浸浸拧干，递给了一个有人帮着打伞的客主儿。
我问：“那人是谁？”
邻桌答：“开封县知事。”
我听了，拿起茶壶盖子在桌上敲了三下。
知事扭回头，瞪了我一眼。
掌柜忙回身朝我歉疚地笑一笑。
当着知事和掌柜的面，我把茶壶里的余水往瓜子盘里一倒，起身走了。
我鲁耀不要脸，是我鲁耀的事，然你茶房不能不给脸！
来日，茶园还是白芍药卖唱，我就购票三十张，发给三十个讨饭花儿，另又每人给制钱五十文，为茶资零用。待茶园门一开，这三十个讨饭花儿，一拥而进，一人坐了一张桌子，都是赤着上身，终日不洗脸的人，又都各端一个烂碗，盛着宿羹酸饭，摆在桌上，怪味弥漫茶园各处，一刻儿苍蝇纷至沓来，越发腥臭。后来的客们睹此情况，均抽鼻而去。
这天，茶园少卖茶座三分之二。
下一天，依然如此。
第三天，掌柜突然闯进我家宅里。
“鲁先生，得罪你了……”
我还没起床，翻了一个身。
“啥儿事？”
“你抬手让我开园吧，两天没人买票了。赔不起呀……”
“我碍了你生意？屁话嘛！”
“鲁先生……”这掌柜叫着，竟一脸少骨缺硬的样儿跪在了我床前。
“两个事……”
“说吧鲁先生。”
“一是拿三十贯制钱。”
“成的，我立马就送来。”
“二是我局里有个小二，人瘦小，抬不动杠，你把你那送烟小二辞了，让他去。”
“这……也成，鲁先生，月底就辞。”
这么着，我又拾起了自己的脸。招回了那三十个讨饭花儿，从掌柜送的钱里扣除十四南贯，给每个花儿赏了二百文。
他们说：“谢谢当家的。”
我扬起脖子大笑。
“这是龟孙请的客，谢我个屁！”
冬季时，东京城下了一场少见的大雪，尺余厚，满城都是白亮。很多槐枝都被压裂了。塌了不少房。这雪是下在民国元年。大相国寺后院的房子整整倒下一排，有个和尚被砸死了，主持僧让鲁耀来看看，把这和尚埋到城外寺坟里。
东京相国寺是个富庙，有庙产七十余顷，按年定期收粮，寺外有寺房七百余间，按月收租；寺内地皮，给商人使用，要按日缴费，这收入远不是一般商贾所能比的。凭着这些，主持僧就有很高的地位。所结所交，也都是东京有头有脸的上层人物；然而，鲁耀却也和主持僧有很深交往。这日在寺内吃了饭，商量了一应棺埋和尚之事，他听主持僧说开封知事要调往淮阳，因在东京欠各商号银子三千余两，怕被扣下，不日将要偷偷先走。
僧是闲言，鲁耀却留了意。
开封县官场中的人，一向是被称为“赔缺”的，而杞县、太康、淮阳等地的，则是“富缺”。清代时，东京这里上有抚、臬、道等各司衙门，其一应开支，多半是就地筹措解决。入了民国，东京为河南省会，督军、省长以下五厅、八处，开支比清代更加繁多。开封县署征收粮秣银两，从不上缴，都是应酬这些。知事为了疏通官路，粮秣银两不够，就到东京城里商贾手中借筹。因而每任知事，在开封县署虽无油水可捞，但都多则干上半年，就可调往“富缺”聚财。
现任知事到了淮阳，欠银其实也就一风吹了。鲁耀是认识开封知事模样的，在山货店街的茶园见过一面。这知事瞪过他一眼。知事瞪了杠头一眼睛，杠头会立马忘掉吗？
从相国寺出来，他直到马道街，无论哪家商号，见门就进。
“龟孙，开封知事可借过你的银两？”
“借过。”
“该你龟孙倒霉，这龟孙要调到淮阳了，雪化了就上任，你龟孙还不快去讨账呀！”
几句话说完，转身又进另个铺里。
“鲁掌柜来啦？”
“你龟孙借没借给开封知事银子？”
“没呀。有事？”
“你个龟孙走运……”
说句半截话，不管别人后话咋问，他概不作答，双脚踏着厚雪就进了下家店里。这样从午时饭后，到夜饭之前，他跑遍东京各大商号，给知事的欠户通知了一个遍。
第二天，依然纷纷飘着大雪，北风呼啸得厉害，就有一批大户商贾到开封公署找知事讨还银两。你去我回，我回他去，来来往往，走马灯似的在公署大堂里走动，直到天晴雪化数日，知事也不能离府上任。
欠钱必还，这是公理，知事对他们奈何不得。然淮阳那边，晚去一天，他私囊就要少得数百两，损失不可估计。如何？有幕僚劝他请鲁耀出面援助，他就备下了酒席，让幕僚来请。
鲁耀说：“回去给知事道声谢，说我鲁耀穷，长袍脏了，不便前去。”
这幕僚作难。
“鲁掌柜，去吧，好歹他是个知事哩。”
鲁耀火了。
“知事怎样？我杠局从东京衙门抬出的死人多了，哪个都比知事大！你开封知事死了我还不抬呢！”
幕僚走了。
静静过了三天，一早鲁耀还睡着，突然有人唤门，开开一看，是相国寺主持僧陪知事站在门口。他就说了几句歉话，把二人迎进屋里，把主持僧让在一把铺垫椅上，将火盆端在僧的脚下，又回里屋转了一圈，端出一个硬板凳，上边满是尘土，还放了一块脏布，一副很随意的模样，将板凳顺手放在火盆远处。
“你坐……”他对知事笑笑，“我这宅院是下九流们才来的。”
知事脸上白一下，迟疑一阵，坐下了。
“鲁兄……”
他自己坐到一张铺垫藤椅上。
“东京人都叫我龟孙的呀。”
不好开口说话了，知事就从兜里取出一个单子递过去。
接过一看，是一张礼单，除了一批绸缎布匹外，还有五十两白银。他在礼单上前后扫了几眼，又把礼单还给了知事。
知事急了，站起来。
“我到淮阳给你补，只要能脱身……”
把脚放在火盆上，他瞟了知事一眼。
“看你不像世家做官的……”
“不瞒鲁兄说，赴考前也要过几年饭……”
乜斜着知事，他说：“原来你也当过下九流？”
知事脸上缺血了。
主持僧踩了一下他的脚。
鲁耀的眼珠滚一下，不再吭声，僵了好一会儿。
“记住你当过下九流就行了。”他说，“礼我不收，你明天就起身上路，到淮阳要给淮阳人留下一碗饭……”
嘴唇有些抖，知事想说话，没能说出来。
主持僧又拉了一下鲁耀的衣袖子。
“看在方丈面上，”鲁耀说，“那些欠账的商号，我全替你应酬了。”
把知事这么着戏了一番，送走他们，他立刻让小二通知各有账商贾，明天日出时赶到县署点名清账。
次日，东天一透白光，鲁耀坐下一辆新轿车，套两匹快骡，提前赶到公署，从知事手里要清单。待日出时分，他到大堂前一看，东京各欠主都已到齐。黑黑站了一片，堂前乱乱停着几排马骡车子，他咧嘴笑着，走到大家面前。
“龟儿子们都来了！”
骂过，从袖里取出账单，读了一遍，问有错没有，都说没错。他便大声接着道：“我鲁杠头借过知事三千两白银，这账我还了！昨儿半夜我让知事去了淮阳。都滚吧，大冷的天，以后都到杠局讨账去！”
说罢，他就钻进了快骡轿车里，扬鞭嘚嘚地前边跑了。待大伙醒过神来，他已离开大堂好远。
于是，在人群里响起了一片“鲁龟孙，你昨不早死啊”的叫骂声。
知事就坐在鲁耀的轿车里。
他把知事一直送到淮阳县公署。
半月后，知事派车把银两从淮阳送来。鲁耀照账单数目，一一包之，查对无错，又装上自己的轿车，在正午时赶到马道街南端，从第一店开始，把所欠银两从车上拿下，到店里往柜台上掷去。
“龟孙，这是你的！”
然后，进入第二店，再一掷。
“所有账户就你龟孙小气，听说你真想去我局里讨账？”
“没有的事，鲁掌柜。”
再入第三店……不到半日，三千多两银子，几十个欠户，全都还完竣事。债户们均对他赞不绝口。他也由此闻名于官府，凡到开封署里任职的知事，一入城里，都要破例到宅院或局里拜见。这已成为东京美谈，不仅眼下东京很多人知道“鲁耀戏知事”，且连“龟孙”二字，东京居民到今天还时时挂在嘴上。老子对儿子，母亲对女儿，骂龟孙是家常便饭。同学、朋友、亲戚、同事、上下级，一见面，都要问声“龟孙，吃饭没？”或“龟孙，去哪？”
可见鲁耀影响之广大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