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闻报大惊，担心刘备势力坐大不能对付，即遣大将司马懿统兵七十万击蜀。刘备接报，遣孔明率兵三十万拒敌于蜀、魏边界五丈原。两军隔河对峙五十余日，而魏将仲达坚守不战，由是魏军渐渐马疲粮尽，炊灶日减，众将士纷纷请战，但仲达只是不准。一日仲达捕得蜀国樵夫几个，询之以孔明军情，樵夫答曰：“蜀帅孔明体恤士卒，优礼相向，从不随意喝斥。纵杯酒瓢食亦与众军士共分享。士卒未炊则大将不食，三军淋雨则大将帷幄不张。后三军之乐而乐，先万人之忧而忧。夜则亲自巡营查哨而废寝，昼则温和接待将士而忘食，从未见有须臾怠慢。由是所部三十万人个个奋勇，人人争先，生死与共，万众一心，击鼓则进，鸣金则退，从未见有违抗将令者。我等所知就是这些。其他事非我等所能知晓。”仲达听完不由叹道：“我军虽有七十万之众，然万众万心，各怀异志；彼军虽仅三十万之寡，然万众一心有如一人。是以我等每战必败，不能取胜。唯有待孔明患病时乘虚击之，方可获胜。而如今时值盛夏，天气炎热，孔明如此日夜操劳，暑气入侵，又焉能不病。”于是不顾众人讥笑，只管后移营寨，再也不战，如此无所作为地又过了数月。（众将士见仲达如此惧怕孔明，又听他如是解说，皆抚掌嘲曰：“纵为良医，又焉能远隔四十里之遥而暗中察知敌将脉象？此不过是畏惧孔明卧龙之势，借此欺瞒我等罢了。诚可笑也。”）忽一夜，两军阵间有客星流坠，色赤，煌煌似火。仲达见了大喜，曰：“此主七日之内失天下一豪杰，必是孔明无疑。不日魏必吞蜀。”果然，翌日孔明即卧病不起，七日后死于军中。蜀军副将恐魏兵得势，乘虚来攻，因匿丧不发，传令众将仍打孔明旗号，大举进攻魏营。仲达原无克蜀自信，未及交锋便回马加鞭，纵马奔走五十里方为险阻。后世人因此谚曰：“死孔明走生仲达”。
战后蜀兵闻孔明既死，纷纷投降仲达，于是蜀国先灭不久吴国也亡，曹操因一统天下而有之。
（注：原文未分段）
1.2《太平记》中的三国故事
（一）典出《晋书·宣帝纪》说
日本中世军记物语于借鉴中国典籍时大致有一模式：褒扬明君，必引唐太宗、尧舜为例，赞曰“犹如唐太宗文皇帝剪须烧药赐功臣，含血吮疮抚战士”，或“世返淳素，君奉尧舜”（岩波书店《日本古典文学大系31·保元物语 平治物语》p189、p190）；贬斥佞臣，必引杨国忠、安禄山为例，斥曰“即如杨国忠违背圣意、安禄山紊乱朝纲，亦不过如此”（《曾我物语》卷二“源赖朝谋反”）。欲言其勇，必称“丝毫不输樊哙、张良”（岩波书店《日本古典文学大系37·义经记》p163）；欲写其美，必赞“尝闻异国有李夫人、杨贵妃……其美亦不过如此”（岩波书店《日本古典文学大系31·保元物语 平治物语》p286）。男女相爱，总发誓要“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讲谈社《平家物语》上p360）；男子受辱，则必定要“雪会稽之耻”（同上，p81）……
由此可见日本中世军记物语经常借鉴的中国典籍，书则《史记》，诗则《长恨歌》，《太平记》自然也不例外。据日本学者考，作品借鉴的“中国故事中，具体引述了故事内容的”总共有62例，“其中典出《史记》者30例，几近一半”（增田欣《太平记的比较文学研究》p112～116）。而作品对中国典籍近万字的长篇借鉴共两处，一是卷四的越王勾践故事，约8500字；一是卷二十八的楚霸王项羽故事，约9000字，二者或基本或完全都借鉴自《史记》。至于“《太平记》作者描写上流贵妇时经常借鉴的总是《长恨歌》以及《琵琶行》、新乐府《上阳白发人》、《李夫人》等白氏诗句”（同上，第二章）一点，则已如增田欣所指出，于此不须赘言。但与其他军记物语不同的是，作品对中国人物的把握极具个性，对中国典籍的选择独具慧眼。譬如项羽于《平治物语》人物心目中是“虽有铁骑百万，然时运不济，终为汉高祖所败”者（岩波书店《日本古典文学大系31·保元物语 平治物语》p270），于《平家物语》中也只能“垂泪不已”，“彻夜悲叹”着与虞姬的别离（讲谈社《平家物语》下p214）……于作品之先项羽是“时运不济令人悲叹的失败者”，但在作品中却被改造（严格地说应是：还原）成了“信奉武力的无敌英雄”（长谷川端编《军记文学研究丛书8·太平记的成立》p253）。对项羽的定位如此，对三国故事的借鉴也一样。《三国志》问世于四世纪初，但在作品问世前的千余年间却一直鲜为日本人所知，至少在《保元物语》、《平治物语》、《平家物语》与《承久记》等先于作品问世的所有军记物语中均未见有任何影响痕迹。在《曾我物语》、《义经记》等后于作品问世的军记物语中也未见有任何借鉴，“于《平治物语》卷中的‘六波罗之战’中倒是有‘死孔明走生仲达’一句引用，但此句引用不见于古本《平治物语》”，而只见于古活字版《平治物语》。古活字版《平治物语》是十六世纪末时人对当时传世的《平治物语》各种抄本进行了大规模的增补修订后刊行于1599年的，此时距作品的“风行天下”已有两个多世纪，因而其于《平治物语》中的出现“显然是受《太平记》影响的结果”（岩波书店《日本古典文学大系34·太平记一》p441）。
如此于日本中世军记物语中唯有作品对三国故事情有独钟，随处可见有对三国故事的借鉴，譬如卷二十“义贞传檄山门及山门之答复”中有“昔范蠡斗黄地，破吴三万之旅；周郎挑赤壁，虏魏十万之军”、卷十五“建武二年正月十六日战斗”中有“将军扎营松尾、叶室间，以解望梅之渴”等，俯拾皆是，不胜枚举。而如上所述，于卷二十“义贞梦蛇及诸葛孔明事”中作者更以几乎一整节的篇幅，以孔明为主人公大致讲述了三国的历史。为什么只有作品如此钟情于三国故事？其作者于三国故事中发现了什么？其所借鉴又典出何处？所有这些问题无疑都值得深入探讨，可惜迨今为止论及者寥寥无几，只主要有日本学者对作品中三国故事的出处作了一些探讨，譬如增田欣的“论太平记与三国志——诸葛孔明出山”（载日本和汉比较文学丛书第十五卷《军记与汉文学》）与“新田义贞与诸葛孔明——论太平记与三国志”（载日本《广岛女大国文》第九号）等。
于论文“新田义贞与诸葛孔明”中，增田氏先分析了作品中三国故事的后半部分，亦即孔明病死五丈原部分，指出其主要情节有三，即
①司马懿询蒭蕘以孔明寝食政事，预知其将病；
②司马懿见客星坠落，知孔明既殁；
③蜀军匿丧而走，司马懿引军追赶；蜀军回旗返鼓，司马懿回马奔逃，世人讥曰“死诸葛走生仲达”。
又考胡曾《五丈原》诗各注后认为：“诸注中俱不含有上述三情节，以故不能断定《太平记》中孔明病没军中故事典出胡曾诗诸注”；继而又分析了《晋书·宣帝纪》中相关记述，认为“文章记述虽然简洁，但包含了上述三情节”，以故“可断定《太平记》中孔明病没军中故事主要借鉴自《晋书·宣帝纪》”。但查《晋书·宣帝纪》原文，却发现其与作品差异颇大。为方便论述，现将《晋书·宣帝纪》中相关部分摘引如下，括号中部分为增田氏论文略而未引用者。
会有长星坠亮之塁，帝知其必败，（?遣奇兵掎亮之后，斩五百余级，获生口千余，降者六百余人……与之对塁百余日，会亮病卒，?诸将焼営遁走，?百姓奔告，?帝出兵追之。亮长史杨仪反旗鸣鼓，若将距帝者。?帝以穷寇不之逼，于是杨仪结阵而去。経日，乃行其営塁，観其遗事，?获其図书、粮谷甚众。帝审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为尚未可知。帝曰：「军家所重，军书密计、兵马粮谷，今皆弃之，岂有人捐其五臓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关中多蒺藜，帝使军士二千人着软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着屐，）然后马歩俱进。追到赤岸，乃知亮死审问。时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帝闻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先是，亮使至，帝问曰：「诸葛公起居如何，食可几米？」对曰：「三四升。」次问政事，曰：「二十罚已上皆自省覧。」帝既而告人曰：「诸葛孔明其能久乎！」竟如其言……
细读原文不难发现，首先，司马懿见客星坠落而预知的不是孔明“将殁”，而是孔明“必败”，所以他“遣奇兵掎亮之后”并大获全胜（方框A）。司马懿得知孔明既殁，一是因了“百姓奔告”（方框B），二是因了蜀军撤退时遗弃图书、粮谷甚众，而图书粮谷为“军家所重……今皆弃之，岂有人捐其五臓而可以生乎”（方框C）。这说明：原文中司马懿并未见客星坠落而预知孔明将殁，它因而不含有主要情节②。
其次，原文对主要情节③的具体描述是“诸将焼営遁走”（方框D），它与下文蜀军撤退时遗弃“图书粮谷甚众”等描述相呼应，共同表现了蜀军撤退时的仓皇与慌忙。它说明当时蜀军的撤退是无计划的败退，而非如作品所描写，是先进后退、有组织有计划的撤退。作为司马懿（宣帝）的传记，《晋书》作者或也只能这么描述。
因而于原文中，蜀军既未如作品所描写般先进后退、有计划撤退，司马懿也未如作品所描写般狼狈逃窜。相反，他得“百姓奔告”后倒是立即“出兵追之”（方框E）的；遇“杨仪反旗鸣鼓，若将距帝者”，也只“以穷寇不之逼”（方框F）而不追，既未害怕，也未逃窜。更何况他所以“不之逼”，是因对方为“穷寇”缘故，而当时“困兽犹斗，蜂虿有毒，况大众乎”的道理既早已为人们所明白，“穷寇勿追，归众勿迫”（《后汉书》p2305）的原则也早已成为兵法之一，并至迟于汉末黄巾作乱时已被董卓用于实战。因而正如《演义》第三十三回，郭嘉临死前遗书曹操曰“今闻袁熙、袁尚往投辽东，明公切不可加兵。公孙康久畏袁氏吞并，二袁往投必疑。若以兵击之，必并力迎敌，急不可下；若缓之，公孙康、袁氏必自相图，其势然也”，后来事情发展果如“奉孝所料”，“众皆踊跃称善”一样（p297），司马懿“以穷寇不之逼”而让“杨仪结阵而去”的决定不能说明他对孔明的畏惧，却能表现他的足智多谋与冷静沉着。原文的这一记述与作品对司马懿畏惧孔明，一见蜀军“回旗鸣鼓”便“回马加鞭，纵马奔走五十里方为险阻”的描写因而不是相同而是迥异，因为二者对司马懿的评价不是相同而是相反。
这样，原文中蜀军既未匿丧不发，司马懿也未纵马奔逃，《晋书·宣帝纪》中含有的《太平记》三国故事主要情节于是就只剩了一个，即上述主要情节①，据此显然不能断定作品中的三国故事借鉴自《晋书·宣帝纪》。但作品中既引述有三国故事，则必有出处；出处既不可能是《晋书·宣帝纪》，则只能是其他讲述了三国故事、并且含有上述三个主要情节的某一部作品。那么，它应是哪一部呢？
（二）与《三国演义》无缘说
如上所述，增田氏探讨《太平记》三国故事出处的论文有两篇，一为“论太平记与三国志——诸葛孔明出山”，另一为“新田义贞与诸葛孔明——论太平记与三国志”，由此可见他是将作品中的三国故事分成互不相关的两个部分来探讨的。但作品中的三国故事既由三国鼎立始、至三国归魏终，则尽管太过简略且错误百出，仍至少在形式上以孔明为主要人物完整讲述了三国由分而合的历史，因而更应当被视为一个统一体，而非为孔明出山与孔明病殁两个互不相关的部分。而若将之视为一统一体，则自然会让人联想到《演义》，因为后者同样也以孔明为主要人物、同样也至少在形式上完整讲述了三国由分而合的历史。
如所周知，三国的历史由公元184年始，至公元280年终，持续了近一百年；而孔明207年出山，234年病逝，活跃于三国舞台的时间仅27年，仅为三国历史的四分之一略强。但《演义》作者为这27年花费的篇幅却多达67回，占作品百二十回的二分之一强。与之相较，孔明死后三国历史还延续了46年，但在作品中，这46年的故事却只写了16回，仅占作品百二十回的八分之一略强，由此不难看出《演义》作者对孔明的重视。《演义》作者对孔明故事的详写与对后孔明故事的略写，说明了其作品同样也以孔明为主要人物，而既然《演义》与《太平记》中三国故事同样都以孔明为主要人物，都至少在形式上完整讲述了三国由分而合的历史，则在探讨《太平记》中三国故事的出处时就不能将《演义》排除在外。
但遗憾的是，迨今尚少有人将之收入研究视野。究其原因，在国内或主要是由于对《太平记》不甚了解。《太平记》于国内尚未有译本，因而读者少，研究者更少，其中还有人只视之为史书，只将之作史籍利用，就如日本江户时代水户藩主德川光①为编《大日本史》而下令收集作品的各种版本以供比对参考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