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可蕴的信，我读了不止一遍，许多往事一件一件地在我脑海浮现出来，有的事情在记忆中很清晰，有的事情则模糊不清了，还有些事情或者是我们后来见面时的情景，也还有的事情是我的想象或者她的想象。我和邓可蕴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主要是1948年底解放军围北平至1949年春夏之交，后来有时也见面，但却不是很多了。1948年底至1949年初，我们常去东厂胡同大院傅斯年的住处打桥牌、听音乐，或者“捉迷藏”玩，参加的常常是六七个人，我和邓可蕴单独在一起时，大都是在大院中散步或在小土山的石头上坐着聊天，有时也在我的房间里。多半是我给她讲，她听着，讲的内容大都是我看过的书，例如我给她讲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最欣赏的是那种“人道主义”的思想，甚至托翁书中的宗教气氛，我告诉她：虽然我很喜欢安德烈亲王，但我更喜欢皮埃尔那样的人。我也很喜欢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我大概也让邓可蕴看，特别指出应该很好地体会该书引用的贝多芬1819年2月1日在维也纳市政府的一段讲话：“我愿证明，凡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当时我还根据这句话和《贝多芬传》写成《论善》一文，这篇文章可蕴一定看过。可蕴的善良也许受到贝多芬的影响吧！当时我也很喜欢法国作家纪德的书；我看过不少他的书，如《窄门》、《浪子回家集》、《田园交响曲》等等，我还从《大公报》的《文学》副刊中把纪德的《意想访问》剪下来，保存着。纪德有一句话到今天还影响着我：“人只在忘却自己的时候，才能真正找到自己。”我不记得是否把这句话告诉过邓可蕴。但她后来执着地解决农村的能源问题而忘我地工作，她真正地找到了自己。1949年以后，我们的生活都很不容易，就我自己说在此后的三十年中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也挨过各种各样的批判与斗争，除了其他原因外，我的想出名的思想害了我自己。20世纪80年代，我又想到纪德上面那句话，才真正有所领悟。1948年我就买了纪德的《苏联归来》，但没有来得及看，直到80年代末，我才读这本书，从而对“造神”运动的危害开始有所认识。
我当时喜欢看所谓的国外文艺影片，有时和可蕴一起看，有时和别的朋友一起看，看过后我常常要说说我的感受，要回忆一些画面，到今天我还对那时看的电影的画面记得很清楚，其画面会在我脑中浮现。例如我看过一部叫《王巷城》（King's Road）的片子，是说一个腿残废的男孩子，在朋友和家人的爱护和帮助下，得以痊愈，那时他不过十岁左右。一天，一位比他小的女孩子来看他，他在一片大草原的尽头，女孩子在另一头，看到这位男孩子可以自己行走，就拼命跑过去，这时小男孩也迎面地跑，画面真美极了。我不记得可蕴是不是和我一起看的，但我想这个画面我给她描述过。这种细微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爱无疑是非常感人，而且会对人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现在我越来越感到有“人类之爱”，都是“人”，总有其共同点，也就是有“人之所以为人者”，或者有孟子所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的“人与禽兽不同的那一点点”。这就是“人性”，就是“人类之爱”，但这种“人类之爱”，我们应保护它、培养它、发挥它。我在1949年前大概只有“小爱”，也就是说只有一种抽象的、不实际的“爱”，只是在读了捷克共产党员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后，才知道应该把“小爱”发展成“大爱”，为此写出一篇短文《人生要有大爱》［刊于《中学语文教与学》，2001（6）］。新中国成立后，可蕴无疑也读过伏契克的这本书，她之学农机，之所以关怀农村，之所以热爱农民，我想她和我都相信有“人类之爱”，并且应把“小爱”扩大为“大爱”。这和我们都崇尚托尔斯泰等文学家所具有的“人道主义”精神，不能说没有关系吧！
在儿子八个月的时候
1957年春，由于苏联批判斯大林，东欧也发生了对现政权的批判，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某种解冻的现象，这对中国大陆特别是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不会不发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在文艺和学术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我们这些毫无政治经验的知识分子真的以为学术研究的春天来到了。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抱着爱护国家的目的，提出了现在看来是完全正确的意见。
我的妻子乐黛云被打成了右派。在我得知她要被划成右派时，我打了一个电话给当时中文系的中共党总支，我说，我想和他们谈谈，我不认为乐黛云会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们并没有和我谈，而是向哲学系中共党总支报告了我不能和乐黛云划清界线。于是，中共哲学系党总支也据此给了我一个严重警告的处分。当时，乐黛云刚刚生下我们的第二个孩子汤双，在这种情况下却要她接受那些莫名其妙、胡言乱语的批判。批判她的人有的是她的老师、有的是她大学时的同学、有的是她的学生。这些人本来应该对她很了解的，而这时唯恐发言不积极而落得一个右倾的称号。为什么人性被异化到如此之程度？
乐黛云不仅被划为“右派”，而且是等级很高的极右派。她的罪名是和中文系其他一些青年教员一起要办一份文学的同人刊物，这个刊物并没出来，只是大家报了一些想写的题目，后来因为反右开始，而没有办成。在大家报的题目中，有两个题目被认为是最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篇是《对“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再探讨》；另一篇是《一个司令员的堕落》，这仅仅是要写一个司令员之堕落，难道仅仅只有一个司令员堕落吗？乐黛云要写的是一篇关于郭沫若文学研究的文章，但由于她是组织者，因此划成了极右分子。当时，所有的“右派”都要下到农村去劳动，也许因为我父亲当时还是北大副校长的缘故，校党委批准她在汤双八个月时再下乡去劳动。1958年春，我已经和哲学系的同学一起到北京南郊大兴县去劳动了。我们下乡去劳动叫劳动锻炼，不像右派下乡叫劳动改造。8月底，一天晚上我从大兴县溜回家，想看看乐黛云和我们刚刚八个月的儿子汤双，但到家后，才知道乐黛云于前一天已由燕南园被发配到农村劳动改造去了。一天也没有多，刚满八个月就让乐黛云下乡去了。我看着我那睡在小床上的儿子，我把他抱起来在房子里来来回回地走，满眼含着泪水。人呀，为什么这样残酷！
反右使得多少人家破人亡，有的自杀了，有的因不服罪而被枪杀了，为此夫妻离婚的不计其数。而我始终不相信乐黛云是右派。乐黛云去劳动的地方是北京西郊的门头沟区，她要三个月才可回燕南园两三天，而那时我还在带学生住大兴，大搞深翻、大炼钢铁，不能回家。我就常给她写信，并且在信封上仍然写着“乐黛云同志收”。有一次，我让一位同学帮我发信，他看到信封上写着“乐黛云同志”，就向哲学系的总支报告汤一介竟然称右派为同志，划不清界限，因此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我又受到批判。现在回忆起这些往事，真是让人啼笑皆非，它是悲剧？闹剧？或者更是一幕丑剧？
香山红叶山庄小住纪实
北京的春天很短，夏天却很长，1962年北京的春天也是很短，匆匆而过，就到了夏初。自父亲生病后，他很少外出，政协会议和人大会议他都请假，一次也没参加。但这年初夏，他忽然提出想去香山小休息一下。我记得20世纪30年代，他在初夏也常去香山住一两周，有时住在钱穆先生租的房子里，也有时住在香山红叶山庄。因为钱穆先生早已不在北京，就只能去住红叶山庄了。我推想，他为什么想去香山小住，很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写完了《论中国佛教无“十宗”》松了口气，他觉得对研究中国佛教隋唐宗派问题有了点底，可以休息一下，静静地思考如何继续下去。二是，他对香山的旧情难忘，因为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最后就是在香山定稿的。在香山红叶山庄父亲和我有几次谈话，现在大多淡忘了，只记得有一次他谈到我的祖父。他说：祖父虽中进士，但没做过什么大官，而大多时间在甘肃，只是最后几年在北京。祖父喜欢“汉易”。祖父在甘肃时参与了办新式学堂，所以到北京后就把我父亲送入顺天学堂。这是我父亲和我谈到祖父的唯一一次谈话。只是后来我看到《颐园老人生日讌游图》才对祖父有了进一步了解。另一次谈话是讲他自己。他说：你们现在的生活比我读书时好多了。我上清华，当时坐不起车，只能步行，来回几十里，每月总得回城里看望你的祖母几次，否则她会骂我“不孝”。但她思想很开通，我考上了“留美预备班”，要到美国去四五年，她不但没有阻拦，反而说不要恋家，学成再回来，所以父亲到美国是专心攻读，生活非常清苦，吃饭只吃最便宜的面包，吃点切下的牛肉末，喝清水。为的是省下钱买书，这样，他从美国回国时带了四五百册英、德文书。他说，这些书让他一辈子受用无穷。其实父亲在读清华和留美时的艰苦生活，我不止一次听母亲述说过。但这次是父亲自己对我说的，也许是有某种警示的意思。父亲还说：做学问主要是认真读书，勤于思考。读书要真读懂，要会利用各种工具书。遇到问题不要轻易放过，可以找相关的书相互对比，以求得解决。父亲对我批评说：我看你读书很快，是不是都弄清楚，我有点怀疑。你选修过我教的课“英国经验主义”，我让你读洛克、休谟的书，但你很少提问题。这说明你没有下功夫读书，也没有动脑筋思考问题。今天我回想当时的情况，感到我和我的同学们可以说都没有认真读书，我们当时一门心思只是想着按党委的要求，了解那些教授的思想，以供批判用。父亲和我的谈话是“有心”还是“无意”？在当时我并未仔细想过。这说明，我的无知。
父亲和我的谈话并不多，我能记得的只有以上几点。在香山时，他比较多的是和孙女汤丹（9岁）、孙子汤双（5岁）同乐。父亲常和汤丹、汤双到红叶山庄的“九曲回肠”（将山泉引入弯弯曲曲，象征九曲黄河的小水槽），看着两个孩子把手帕放在“九曲回肠”的上端漂流，然后孩子跟着手帕顺水往下流处跑着、叫着、笑着，父亲很开心，孩子们更开心。夜晚两个孩子到山坡的草地去捉萤火虫，他们把萤火虫放在南瓜叶的空茎里，萤火虫一亮一亮地很好看，两个孩子就争着跑去给爷爷看。汤双对爷爷说：“爷爷，你看它像不像灯笼？”汤丹说：“我看它更像霓虹灯。”
离红叶山庄不远处有个小游戏场，这是孩子们最爱去的地方。我们带到山上一把轮椅，父亲坐着，我们推着，孩子们走着，跑着。母亲在后面叫着：“汤丹，管住你弟弟，不让他摔跤。”汤丹叫弟弟别跑，弟弟就不跑了。汤丹很爱护汤双。汤双在8个月时，乐黛云就被下放到门头沟斋堂去接受“劳改”。这时汤丹已经5岁，妈妈“劳改”三年，汤丹好像很懂事地爱护着弟弟。在这三年中，发生过一件“有惊无险”的故事，在汤双一岁多刚会走路时，汤丹去找弟弟，在各屋都没找到，就大叫：“爸爸，弟弟不见了。”我问她是怎么回事，汤丹哭着说：“我各屋都找不到弟弟。”于是我们全家总动员，在各屋和院子里找，情急之下，还给各校门打电话，请他们注意。正在我们慌乱之时，汤丹看见汤双由厕所一个角落走出来，拿着刷便池的刷子，头上还顶着湿袜子，呜啦呜啦地走出来。汤丹看到一把抱住弟弟说：“你把我们都吓傻了。”这个故事，以后我们常用来笑话汤双。汤双总是傻笑着说：“臭湿袜子顶在头上也挺凉快嘛。”
香山半山腰处有个“玉华山庄”，可以喝茶，吃零食，如瓜子、花生、小糖块，有时还可以买到包子吃，这是父亲喜欢去的地方，也是孩子们喜欢去的地方，坐在那儿可以看见香山的远景，天气好还可以看到北京城。父亲因中风，留下后遗症，走路有点困难，我们用轮椅合力把他推上去。玉华山庄很大，有各种花树草木，任由孩子们跑来跑去。
在红叶山庄，每天早上，8点以前，我们吃过早饭，父亲和母亲就坐在朝南的走廊上晒太阳，我们就和孩子们去游览香山的景点：双清、眼镜湖、碧沙帐，枫林村……孩子们对这些地方似乎兴趣都不大，他们喜欢爬没有路的小径，自己往上爬。汤丹对汤双说：“这样才叫探险，你别怕难，后面有爸、妈保护。”汤双和汤丹一样也喜欢新奇，他并不怕，有时摔倒，还是往上爬。有一次他们爬着爬着，汤丹看见一条蛇，大叫：“妈妈，不好了，有条蛇。”赶紧往回跑，乐黛云说：“别怕，它不会咬人。”她往前去一看，是条死蛇，汤双说：“我没怕，我见它没动呢！”汤丹说：“你别冒充英雄，那你躲在我后边干吗！”弟弟不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