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现代世界文学之林
从人类历史上看，文学艺术每次面临时代性的美学转型的时候，开始阶段甚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被文学、艺术史家们所承认，所以盛行于17世纪的欧洲“丑怪的”巴洛克艺术被“典雅的”古典主义艺术拒绝了200年之久。19世纪现代主义兴起以后，像卡夫卡这样的顶尖级作家也不得不在文学外排了30来年的队。说来是不奇怪的，一种新的、属于时代的审美信息刚露头的时候，最初只为少数人所探悉。这就不奇怪，当史铁生跟人说，他“不经意间触到了一处富矿的边缘，说给别人不以为然者多”。富矿的具体内容他没有说，从他的创作路径猜想当指转向内心，深入灵魂，开掘人的内宇宙的宝藏，致力于哲理思维。而这确实是一座富矿，因为它符合现代世界文学的潮流，一股在我国中断了半个多世纪后再次涌入我国的潮流。作为外国文学专业研究者，笔者曾概括过西方现代文学的大走向，其中前三点是：文学与哲学联姻，审美视角内向转移，想象呈现现代神话。铁生的创作特点至少与这三点是相关联的。所谓现代神话需要解释一下：古代神话是人的想象在外宇宙天马行空，现代神话则是人的想象在内宇宙自由驰骋。史铁生对生命终极价值的追问，他对灵魂复杂多元的翻掘，他对自身罪愆的痛责，他对天地神性的发问，他对宗教精神的攀爬，等等，确实“其想象力和思辨力一再刷新当代精神的高度”（韩少功语），且构制出一种既是精神性又是诗意性的审美游戏。在这过程中他的不同凡响是：他一再让他灵魂深处的本我在悬崖攀爬，却从未放纵它在非理性疆域狂奔。他的艺术探险既符合时代发展的世界潮流，又不失汉文化的有节制的柔韧精神。他取得的原创价值为中国的当代文学书写了崭新的一页，并有资格与世界第一流世界文学相沟通，从而也为当今的世界文学增添了一个亮点。
抗衡命运的悲剧英雄
笔者曾经读过一篇资料，根据科学推测，一般来说人的一生中只利用和开发出他（她）的全部生命能量的10%，其他90%的潜能都因没有遇到恰当的机遇或处境而白白埋没了。我们常常对看到的高难度的芭蕾动作、绝美歌唱、体育竞技或惊险杂技等等赞叹不已，慨叹自己天生缺乏那个禀赋。其实我们常人中有相当多一部分人少儿时如迫于父母意志也进了那些舞校、体校、音校，也会在教练或学校的威严强令下流着眼泪练就那些功夫。人有天生的惰性，只有生命受到威胁或命运遭遇袭击时才会爆发出生命的深层能量进行自救，所以古训中有“置之死地而后生”一说。在这种情况下，生命放出强光，往往创造出奇迹来。现代哲人尼采就谈到过，大意是：只有经历过地狱磨难的人才有建造天堂的力量。被认为是尼采精神继承人的卡夫卡也说过类似的话：“那来自地狱深处的声音乃是最美妙的歌声。”这两位哲人富有哲理的箴言放在史铁生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如果说史铁生从一个生龙活虎的壮实青年突然被拴在轮椅上几十年如一日还不完全是地狱遭遇的话，那么从1997年开始的被每周三次透析的尿毒症缠住不放，一连14个春秋直到咽气，那完全是地狱的境遇了！须知，他的尿毒症的加重发生于《务虚笔记》这一巅峰之作完成以后，就是说，紧张而艰深的思考极大地消耗着他的生命精血，直接导致了他的病情的恶化，从而被推进了“地狱”的绝境。换句话说，铁生的创作的“华彩乐段”是以“蹲地狱”为代价的！他的另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更是在极度病痛中花了五年时间才完成的，真是从地狱深处发出的美妙歌声啊！
写到这里，笔者不由想起卡夫卡在他生命的火焰即将熄灭的时候，发出了他的创作绝响：《歌女约瑟芬或鼠族》。小说主人公为了“拿到那放在最高处的桂冠”，她“榨干了身上不利于歌唱的一切”。我们的铁生兄弟为了使他的创作达到一种新的精神高度，追求到一种稀缺的美、冷艳的美，也表现出这一震撼人心的悲壮精神。可以说，他为了灵的至美，付出了肉的牺牲，是我们时代抗衡命运、追求真理的伟大悲剧英雄，是当代中国作家队伍中当之无愧的精神坐标。
恩师赵林克悌教授
北大未名湖往北走一二百步，即秀丽而幽静的朗润园，原是清代的王家园林，一座狭长而宽窄不一的荷花池构成她主要的景观，从东向西延伸，有二三百米。湖的北岸相对冷清，中段百米之遥，只住着两户人家，都是终生落户于中国的有名外教，一位是来自美国的温德教授，另一位即是本文主人公、我的恩师赵林克悌教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西语系德语专业自1952年院系调整到“文革”前，通常有七位来自德、奥的外国教师，其中有三位新中国成立前就来到中国，并加入了中国籍。其中，赵林克悌水平最高，她自1954年，即48岁从清华调到北大时，就获得了教授职称。三位中国籍外教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也是赵林克悌。她婚前的德文姓名是Keauml the Starkloff-Linke，按照德国的风俗，女人出嫁后是随丈夫姓的，所以她的姓名变成Kaethe Zhao，我们一般称她Frau Zhao，即赵太太，也可以理解为“赵先生”，却从未按德国人的习惯开口闭口称呼她“赵教授”，而她也从不在乎这些。
她有着一般德国人共有的特点：做事热情、快速，上课准时，批改作业从不拖欠。她称呼学生一律为“同志”，不论男女。大家都认为，外教中她知识最丰富，但在课堂上她却不是一味灌输，而习惯于启发式提问。她说话风趣，爱打比喻，喜欢说笑，有时插一句半句洋腔洋调的中文，因而课堂气氛始终活跃。有时你答错了，她给你指正后，再幽默一下，以消除你可能会产生的难堪。她批改作业，不是简单地判定对错，往往还要写上几句为什么错。如果你答对了，有时她还要告诉你，还有几种别的对的可能。因而上她的课，你总会感到，你真正在享受一个教授的才学和智慧。
后来渐渐知道，赵先生不愧是一位杰出的知识女性。她曾先后深造于德国的两所名牌高校：海德堡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分别攻读语言学和哲学，并于1935年，即29岁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她尤富语言天赋，一一掌握了欧洲各门古今主要语言：英文、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拉丁文、古希腊文等，来北大以前，还教过两年俄文。她除担任北大教授外，还根据国家的需要和要求，参与我国外文出版局某些重要的德文翻译包括《毛泽东选集》的把关和定稿工作，直到1987年即81岁时才告退休，比一般人多工作了21年，能者多劳吧！
毕业以后我继续在西语系待了几年，留在文学教研室当助教。在阅读，特别是在练习翻译时，遇到较难的问题，我仍常常去请教她，总觉得她毕竟是德国人，她的回答总该比中国老师要可靠些。而她真可以说诲人不倦，每次都解释得很详细，让你获得许多相关的知识，感到有这样的老师和学习环境多么值得欣慰。这时，她不再叫我“同志”，而以“先生”相称了，可能觉得已经是同事了吧。那时食品供应很紧张。但她这位外国出身的中国公民，仍受到一定照顾，吃用比我们要宽裕一些。所以每次除了茶水以外，还有糖果、点心相待，离开时，还要往你口袋里塞几颗糖，有一种童年时上外婆家的感觉。
离开北大（1964）以后，与赵先生的接触就少了，路远是主要原因。但“文革”后我们的联系很快又频繁了起来。机缘之一是她的儿子赵侠（此外还有一个漂亮的混血女儿）想练习翻译，赵先生请我帮他一把。出于师生情谊，我当然乐意，何况他儿子由于父亲的“右派”原因而耽误了上大学，更觉得义不容辞。记得他儿子译的是一篇亨利希·伯尔的短篇小说。由于译者学历较浅，又是初试译笔，故译文难免不太成熟。想到他母亲当年教我们那样满腔热情，我决心以同样的热情帮他改好这篇译作。那时正好我在《世界文学》杂志当编辑，改好后便将它在刊物上发表了。赵先生很高兴，特地让她儿子带上好吃的东西登门面谢。
从此以后我跟赵先生的关系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除了上述原因，不可忽视的因素是这时十年噩梦已经过去，国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她的丈夫的“右派”恶名已得到平反，因而心情比较开朗了，所以我再去朗润园看望她时，她显得格外兴奋，不仅忙着张罗点心水果招待，还郑重地把她的亲密伴侣、钢铁学院教授赵锡鳞先生介绍给我。我终于见到这位过去想打听而不敢打听的师长，格外欣喜。同时心里却感到难过：这位体格壮实，当年从德国以名教授身份回国，正踌躇满志报效祖国的时候，却被1957年那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掀翻在地，由于他的“死不悔改”，整整被折磨了20余年！难怪赵先生迟迟不向学生介绍她的爱人，她实在无话可说啊！虽然她本人也遭受过德国***的迫害，但欧洲人一般都接受过“言论自由乃天赋的权利”的熏陶，她怎么能理解这种以言治罪的运动呢？因此赵先生的内心委屈比一般中国的蒙冤者还要大。正如她后来有一次坦露的：那是她丈夫“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啊”！而赵锡鳞教授特别令人尊敬的是，落难后他始终不屈服，不承认强加给他的“错误”，表现了中国知识阶层中少有的硬汉子精神。认识赵教授之后，我对赵林克悌先生更钦佩、更尊敬了：第一，她没有像有的妻子那样，在政治灾难临头的时候，在配偶正需要家庭温暖和精神安慰的时候，赶紧跟对方划清界线，甚至跑回原籍国；第二，她没有因心中的委屈而懈怠神圣的教学使命。可以说，她始终怀着对青年学生的爱，把一生的智慧和心血都贡献给了中国青年。而在政治风云中，赵先生的精神风骨其实与她丈夫一样可圈可点：就在德国***专政年代，在**大肆追捕犹太人正风声鹤唳的时候，赵先生毅然挺身而出，掩护犹太人逃亡，并因此而被捕入狱。后经友人多方营救才得以出狱（这段光荣经历她从来没有在学生面前提到过）。正是由于这种共同的政治品格和精神操守，她才会与赵锡鳞教授结成伉俪，并于1947年随丈夫一起来到中国，且在危难中厮守终身。
1981年我初次作为访问学者去德国，赵先生知道后很高兴，一心动员我去柏林，说那里她有亲戚，可以让他们关照我。但这时我已经确定去弗赖堡和慕尼黑了。后来第二次去德国的时候，我在柏林安排了两个半月，并有熟人为我解决住处，就告诉赵先生不必为我操心了。但她仍兴致勃勃向我介绍柏林有哪些值得参观的地方，尤其是她一再叮嘱，柏林的施特格利兹小区有卡夫卡下榻过的地方，你一定得去看看。哦，这使我想起，莫非就是卡夫卡与他的第一个未婚妻谈恋爱期间所住的地方？后来我按她的提示，果然找到了那个地方。这印证了同学们昔日对她的评价：知识确实很丰富。
在电话作为奢侈品的年代，我和她联系只能通过写信，逢年过节，尤其是圣诞节、春节都要问候一番。平时去北大，有事没事都要顺便去看看她。她住的是一幢较狭小的旧式平房，一条小径与湖面相隔。鉴于她年事已高，我曾试图劝她换住楼房，和温德教授一样，她就爱这种与环境相谐调的小屋，自豪地说：“你看，我一开门就有粼粼波光迎接我，夏天更有荷花的笑脸。楼房哪有这般享受。”我不甘心被说服，便半开玩笑说：“万一您晚上回来，不小心掉进湖里……”她大不以为然地把头一仰：“啊哈，几十年了，我都没有失足过，要是真的发生像您说的那种倒霉事，八成是上帝在召唤我了吧，那我也该走了。”
大概是新世纪初了吧，听说赵先生身体日益衰老，已经起不了床了！心情不禁黯然，慨叹自然法则的无情。于是赶紧约了一位同事一起去看望她。还是湖边那幢幽静的小屋里，只见老人躺在紧挨南窗的卧榻上，虽坐不起来，却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清晰，声音依旧，仍不忘让保姆张罗我们喝茶品点心。但我们宁愿坐在她的床边，与她聊天，并尽可能谈些轻松愉快的事情，除了介绍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情况，尤其强调她过去对教学的热心，对学生的热情，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等等。我说，今天虽然年纪大了，不能再上讲坛，但你已经桃李满天下，你的生命的热能仍然保留在成百上千的学生们的身上，他们不会忘记你为大家耗费的心血，他们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也有你的一份。在这个意义上说，你并没有老，你是最幸福的。这时她脸上泛出了红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她始终情绪饱满，侃侃而谈。但我知道老人不宜兴奋得过久，否则容易发生意外。于是不得不向她告辞。她紧紧握着我的手，流露出依依不舍之情。于是我俯下身去，在她的脸颊上深情地吻了一下。这时我发现她的眼睛湿润了，我赶紧扭过头去，不让她看出我的感伤……
赵林克悌教授确实是幸福的，连造化都奖励她，成全她，送她到百岁的门槛，成为名副其实的古稀老人！可惜2005年5月她走的时候，我正忙于组织纪念席勒逝世200周年的活动，我也没有及时接到噩耗。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赵林克悌教授的业绩在中国教育史上，至少在北京大学的发展史上将留下抹不去的一笔，她的音容笑貌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