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萧乾
1999年4月2日，时钟指着下午6点。五十天前的此刻，你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你属于那种死后不会声销迹灭者。尽管咱们两人相濡以沫，度过了近半个世纪漫长的岁月，通过陆续见报的关于你的文章，还是能够帮助我从新的角度加深对你的认识。
1953年夏咱们初识后，出于好心对我进行忠告的人的声音一度占了上风。于是我提出暂时不再跟你见面，以便清理一下自己的心绪。然而我发现，再也没法过结识你之前的那样一种一潭死水般的单调生活了。你那位美国堂嫂安娜的大女儿曾对我说：“我小时觉得，五叔（指你，大排行老五）身上有一百个人的生命。”她比我小两岁，我还保存着一张你和这位侄女的合影：少年英俊的你蹲在地下，用手扶着当时只有两三岁的她的双肩。
我们分手的8个月期间，你的音容笑貌不断地浮现在我眼前。我意识到：我对你的这腔挚情，一生中只能有一次。不论将来要冒多大风险，吃多大苦头，我也豁出去了，决定与你携手前进。
婚后，我们住在东总布胡同46号作协宿舍后院的小西屋里。除了建国初期奉命写土改，你只在难忘的1956年有机会到处跑跑，写下了《万里赶羊》等散文随笔。你多么羡慕同院的艾芜等作家啊，因为他们能够下去体验生活，埋头写作。接着就是1957年的“六月雪”。你降为次等公民，被夺去手中的笔达22年之久。
1979年3月，当你拿到一纸平反书时，已年过七旬，垂垂老矣。50开外时从柏各庄农场回来，你就有了尿频的毛病。1972年在干校农场，又患上了冠心病。1978年还查出左肾长了一粒蚕豆大的结石。
我给日本友人、京剧研究家吉田登志子写信，问她日本医院对取肾结石有什么办法，治的话，要花多少钱。她回信说，一般情况下，采取体外震波碎石方法，治疗需500万日元。我当然不曾抱陪你赴日治病的奢望，只是当年8月你准备赴美参加艾奥瓦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时，我曾提醒你带上左肾结石的透视片，万一在美国结石发作了，好就地治疗。你不以为然，斩钉截铁地说：“这是30年来大陆作家第一次参加海峡两岸和中美作家之间的交流活动。我绝不能因私事给东道主添麻烦。”
你太不服老了。在美国和香港先后活动了将近5个月，对自己的健康信心倍增。你觉得只消把身上这颗“定时炸弹”（指结石）去掉，就又可以像年富力强时那样走南闯北、采访人生了。你告诉我，1950年你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曾自费住进协和医院，切除了盲肠，半个月后就康复出院了。朝鲜战场没去成，但你并不后悔挨了这一刀。这次你准备去大兴安岭，进入人迹罕到的原始森林。我感到，我面对的是恢复了本色的萧乾，从30年（1949——1979）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的萧乾，以其写作才华和人格魅力，结交了本国文坛泰斗冰心与巴金、美国记者斯诺、英国汉学家魏理、小说大师福斯特和作家艾克敦爵士。过去你夹着尾巴，不得不听我的，而今轮到我被你牵着鼻子走了。去年12月钱锺书先生病逝后，我曾见到北京医院的一位副院长。她说：“杨老（指杨绛先生）什么都听钱老的。大夫说该翻身了，钱老不愿意，杨老就说别翻了。大夫认为该把床摇起来，让病人换换姿势，钱老不同意，杨老就说别摇了。”
我把这番话学舌给你听，并补上几句：“其实，1980年以来，我又何尝不是如此。你豁出去做一件事，十匹马也拉不回来，非做到不可。”
你是不顾四家大医院（协和、友谊、广安门、北大）的四位有权威、经验丰富的大夫（其中还有一位中医）的劝阻，而于1980年12月强行做了左肾取石手术的。术后尿道不通，只好造瘘，改用肾管导流，不知受了多少罪。你在1981年5月2日致巴老的信中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日前，我一边同病魔斗争，一边在赶译《培尔·金特》（上次只译了一、五幕，现正译二、三、四幕。出院快2个月了，大夫出诊三次，我去医院四次，不断有情况，不是管子从伤口中溜出来（即是一场危机，已发生三次），就是漏尿，或尿道不通，每次折腾后，即得发高烧数日至一周。洁若也觉得不是长远之计（我还是托人从香港带回来的日本进口管子）。”（见《萧乾文集》第9卷，第3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当年8月底，左肾完全排不出尿来了，说明已失掉功能，就又住院把它切除。这里我衷心感谢友谊医院的泌尿科主任于会元大夫那崇高的医德。（当初你不听他的话，住进了泌尿科两个人一间的普通病房。于主任来查房，急赤白脸地对你说：“哎呀，不让你开刀，你怎么还是住进来啦！”你只好出院，但还是不死心，遂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周游社长取经，这回干脆住进了外宾病房。它不在于主任管辖范围之内。就这样，终于贯彻了开刀取结石的初衷。）切除左肾的手术义不容辞地落到他头上。由于坏死的肾已粘连，不得不用手术刀一点点地剥离，费了很大劲。手术毕，你躺在担架床上被推回病房，还吊着瓶子继续输着血。陪同前来的于主任的脸色跟你一样惨白，额头上沁出黄豆大的黏汁。几年后，我听说他患了脑血栓（肯定是积劳成疾），一度康复，后又复发，遽然去世。作为病人家属，我对他由衷地怀着内疚。
你在1981年9月7日致巴老的信中写道：“我第二次开刀很顺利，伤口已快长好，今后不再需人看护，只少了一个肾而已。”（见《文集》第37页）殊不知，这仅剩下的右肾自1985年6月起就告“功能中等受损”（见你致姚以恩信，《文集》第9卷，第412页）。从此，每次检查，肾功能逐渐减退，由肾功能不全发展到尿毒症，诱发了心肌梗死，其他器官也不可避免地相继受损。你这个不向命运低头的硬汉子，终于被死神接走了。
你生前的一大恨事是改革开放后你虽苦尽甜来，三个儿女却相继到海外各奔前程，一个也不肯回到年迈多病的慈父身边侍奉。我忙里忙外，根本顾不得想孩子，你却常常感到孤寂，长吁短叹。
一个人童年的回忆至为深刻，往往铭记终身。你在《往事三瞥》中写了儿时见到的一个白俄倒卧的惨景。你不愿意重蹈他的覆辙，所以在1948年谢绝剑桥的聘请，返回故土。但你跟那个白俄毕竟是素昧平生，何况他还是个外来者。18年后，1966年的“红八月”中，你儿子桐桐在当时那个年龄（不满10岁）所目睹的却是朝夕相处的一帮邻居在“红卫兵”率领下前来抄家的恐怖景象。他们把你多年来收藏的一幅幅珍贵的英国版画撕得粉碎，疯狂地砸烂了一切砸得动的，拿走了一切值得拿的。咱们花4年心血惨淡经营的家园毁于一旦。这还不解气，他们竟给你挂上一块大黑牌子，罚你跪在八仙桌上，接受批斗。桐桐本人也成了“狗崽子”，受尽欺凌。
自1961年6月你从柏各庄农场回京，至1980年7月这个老儿子出国深造，近20年间，他几乎跟你形影不离。在咸宁干校，他还看到了年满六旬的老爹在水田里吃力地弯下腰，气喘吁吁插秧的情景。他在美国上大学期间，曾在收入校刊的一篇英文作文中写下了这一段。
一句话，你幼时在本土见到了流落在外的白俄的下场，于是下定决心落叶归根。儿子却因为亲眼看到你所受的不公平待遇，才打定主意到异国他乡去开辟属于自己的一方净土。
你为孩子付出了很多很多，却从不想向他们索取什么。从你的遗稿中，我找到一篇《新春自勉》。没署日期，从行文看，该是1998年初所写。文中提到一个朴素的愿望：“弥留时儿子能赶来看我咽气吗？像我当年妈妈倚着我死去那样？”
你放心。感谢现代交通的发达，你病危后，两个儿子先后都赶来了。所幸小儿子在11月间就曾回国一趟，返美前的最后一夜还是在病房里度过的。老大也在12月间回来看望过你，所以你总算尚清醒时跟两个学有所成、分别在美国和新加坡的大学执教的儿子长谈过。这一次，小儿子是他岳母家替我打的越洋电话。大儿子则颇费了些周折，他没有留电话号码。还是你的老友李蕤的女公子、远在武汉的宋致新多方设法给联系上的。
你的生命力真是顽强。虚岁九十的老人，一周未进食了。最后这几天，胃开始出血。原本一直健全的肝、肺等脏器也出现病变。大夫不时公布的数字吓得我没有勇气记下来。全靠几根管子支撑着，不见到大儿子，硬是不肯咽下这最后一口气。
11日下午5点多钟，大儿子手捧鲜花，终于露了面。奇迹出现了。在锃亮的灯光下，在儿子们喊爸爸的声浪中，大家都看到你的下巴朝他们动了动，眼皮也翕动着，似乎还睁开了一条缝，这样持续半晌，心电图上就什么也不见了。
安息吧，老伴儿。1997年住院之前，你曾细读过《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著）一书，在空白处做了许多记号，原想写篇书评，终因住院而只得罢休。这位学贯中西、文史兼通、百年不遇的文化大师，竟惨死在“文革”浩劫中，不禁令人唏嘘。
相形之下，比他晚生二十载的你，就幸运多了。暮年躬逢盛世，边用药物延续着生命，向死神挑战，边创作和翻译了质量、数量都相当可观的作品，也不枉活了一辈子。你不但看到了10卷文集的出版，还在九旬生日的头一天，收到了敬爱的朱镕基总理的亲笔信，可以含笑于九泉之下了。
最后，我把从你9岁时起看着你长大、知你最深的冰心大姐写你的一段话录在下面，作为本文的结束：
“‘饼干’（你小时的外号）这个人，我深深地知道他。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在文学创作上，他是个多面手，他会创作、会翻译、会评论、会报道……像他这样的什么都来一手的作家，在现代中国文坛上是罕见的。”（见李辉著《萧乾传》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9月版。）
1999年4月2日
文学姻缘
从打7岁起，父亲就使我养成了孜孜不倦地读书的习惯。当时我们住的那座四合院，有祖父、父亲和姐姐三代人买下的几屋子书，我们用不着去图书馆，就可以徜徉于书海中。
1935——1936年间，我大姐文馥若（又名文桂新）以修微的笔名写了三篇小说和随笔，寄给《国闻周报》。不但都发表了，还收到编辑写来的热情洋溢的鼓励信，这件事无疑对我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后来听姐姐说，《大公报·文艺》当时是年轻的作家兼记者萧乾主编的，《国闻周报》文艺栏也由他兼管，说不定那封信也是他写的。念高中时，又读萧乾的长篇小说《梦之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再一次听到萧乾的名字是1953年初，那时我已经由清华毕业，在出版社工作两年半了。一天，编辑部主任突然跑进我们的办公室来说：“萧乾调到文学出版社来了，但他正在修改一部电影剧本，暂时不来上班。如果有什么稿子想请他加工，可以通过秘书送到他家里。”
因译作与萧乾结缘
我提请萧乾加工苏联小说《百万富翁》的中译文。此书当时社会上已有了三个译本，这是第四个了。译文生硬，在校对过程中，不断发现不通顺的句子，校样改到第五次仍不能付梓。虽不是我发的稿，我却主动承担了在校样上逐字校订的任务。
50年代初，很多苏联作品都是像这样根据英译本转译的。改完后，仍不满意，因为原来是直译的，佶屈聱牙，尽管下了不少功夫，我只做到了使译文“信达”，以我那时的文字功底，“雅”就做不到了。
十天后，校样改回来了，我琢磨了许久都未能改好的句子，经萧乾校订后，做到了融会贯通，甩掉了翻译腔，颇像创作了。这么一来，这最后一个译本，才真正做到了后来居上，超过了前三个译本。
按照制度，校样得退给校对科，我便把原文和原译文以及萧乾的改动都抄下来，研究该怎样校订和润色稿件。后来听说萧乾终于上班了，就在我们的楼下办公。
一天，我捧着蒋天佐译的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并带上原书，去向萧乾请教一个句子。那是再版书，译者不肯照我的意思改。我不认识萧乾，是请和他同一个办公室的郭姓归侨介绍的。
萧乾的答复是，这个句子原意含糊，我提出的修改意见有道理，假若是我自己翻译，完全可以这么翻。但译者愿意那么译，也不能说他译错了。这不是黑白错，属于可改可不改的问题，既然是别人译的，还是以不改为宜。
在认识萧乾以前，我常常以自己19岁时能考上竞争性很强的清华大学，在校期间成绩名列前茅，走上工作岗位后，对编辑工作也能愉快胜任而沾沾自喜。但我了解到他的生涯后，常常以他在我这个年龄已做出多少成绩来鞭策自己。
编辑工作的质量和数量，很大程度上要靠本人的自觉。一个织布女工在机器前偷懒，马上会出废品；一个编辑加工稿件时马虎一点儿，毛病就不容易看出来。
阵地式译法
倘若说，和萧乾结婚以前，我已经以工作认真努力获得好评的话，在他的影响下，文字也逐渐变得洒脱一些了，好几位有名望的译者都对我加工过的稿子表示满意。
萧乾说，倘若他有心搞翻译，1949年至1954年之间，有得是机会。但白天累了一天，晚上想听听音乐，休息休息，不愿意再熬夜搞翻译了。
我们结婚后，他在我的带动下接连译了三本书：《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和《好兵帅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