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有知识的中国人来说，加入本国思想的传统主流，不做被剥夺国籍的中国人，是一种很自然的期望。我是在全国英语最好的大学毕业的——那又有什么了不起？我因为幼承父亲的庭训，儒家经典根底很好，而我曾把它铭记于心，每一个有学问的中国人都被期望铭记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话，它是有学问的人会话的重要内容。但我的书法很糟，是中国缺乏教养的人最显著的标记。我的关于中国历史、中国诗、中国哲学及中国文学的知识，充满漏洞。现在我是在北京——中国文化的中心。我觉得好像剑桥大学一年级的一个英国学生和他的导师谈话一样。那个导师用烟喷他，并且喋喋不休地谈及斯温伯恩、济慈及霍斯曼。对于这些文学家，那个学生只是一个泛泛之交。一个有才智的小伙子经过这样的会谈之后的第一件事，是去图书馆读斯温伯恩、济慈及霍斯曼，这样他在第二次会谈时才不会显得那般土气和无知。这是我们所称的真正大学教育正常的程序，通过心与心的关联，甚至也可以说是通过传染来进行的。我带着羞愧，浸淫于中国文学与哲学的研究。广大的异教智慧的世界向我敞开，真正大学毕业后的教育程序——忘记过去所学的程序——开始。这种程序包括跳出基督教信仰的限制。
外表上，我是一个有成就的教师，我在清华大学做得不错。清华大学是用美国退还的赔款建立的。这所大学发展迅速，成为中国最现代及设备最好的大学之一，而它那时正开始建筑一座壮丽的图书馆。它有一位不平凡的中国籍校长与一批本土及美国的好教授，它坐落在北京郊外一个从前满洲王公的花园。但心智上我是笨拙的，而且不善适应。直到那个时候我仍有时被胡适博士视为清教徒。我是一个清教徒，我对一位非基督徒的诗人或学者报有和善、友爱的期望。我的体质不适于饮酒，酒可使我眼睑干涩、闭合。至于烟斗，我愿为这可靠的精神安慰者永远辩护。虽然我自称为异教徒，但像罗马酒神节这样的东西，那时仍非我的能力所能理解，现在仍是如此，在罗马将领的宴会中斜倚在卧榻上吃用金盘送上来的一串葡萄，我一直是一个旁观者。在对待女人方面，在清教徒教育中的训练则有某些益处。当礼拜天我的某些同事去嫖妓时，我却在清华大学主持一班主日学，而清华是一所非基督教大学。一位同僚教授称我为处男，直到结婚时我仍是如此。这就是我喜欢巴黎夜总会的脱衣舞的原因所在。没有一个人能像一个好的清教徒这般正当地欣赏脱衣舞。我永不会像大学里的富家子弟那般文雅和自信，虽然我在后来的日子里学习在男人与女人的社会中安详、自然，我仍学不会在一个家伙背上猛地一拍的动作。我想这是因为高山的精神永远不会离开我，而我本质上就是来自乡村的男孩，这是“异教徒”一词语源学的真意。直到现在我仍喜欢穿着袜子在我办公室的地毯上行走，并视之为生活中最奢侈的享受之一。我以为人的双脚，即因为上帝为了叫人行走而创造了它们，所以是完美的。对它们，不能再有什么改良，而穿鞋是人类退化的一种表现。托马斯·沃尔夫曾在《天使，望故乡》一书中亲切地写，天使脚趾跷起，因为他生来就是如此。有时，晚上在曼哈顿区的街上散步，我因妻子一个大声的哈欠，或突然的、故意拖长的尖叫声而对她表示愤怒。因为我虽然在曼哈顿水泥铺的行人道上行走，我的眼仍能看见山巅未受拘束的天空，我的耳朵仍能听到山泉甜蜜的笑声，而我并不害怕。
我常想，作为一个富家子弟，要文雅，要知道在什么时候闭嘴，要懂得静待升官，真不知道这其中的滋味是怎样的。因为在中国，作为学生，就要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我曾看见一位来自官宦家庭的同事，他的出身和前途无可怀疑地是官场。但我来自福建——不是来自上海或北京。我们在整部中国历史上出产诗人、学者及美人，但没有产高等官吏。[1]
在外交部的短暂时期，我发现这位同事已学会闭嘴，对任何人都彬彬有礼，态度自然。他在办公室，把时间都花在喝茶及看报纸上。我对自己说，这个人将来一定会成为一省的首长，结果果然不出我所料。我常想彻底弄清楚这种不说话的神秘与闭嘴魔术和升官主义的关系。而我所得的结论是，一个兵把他的血贡献给国家，但永不放弃他的荣誉；一个真正成功的官吏为他的国家放弃他的荣誉，但永不奉献他的血。一个兵的责任是只去做及去死；一个好政治家的责任是只去做而永不谈及它，他所做的只是爱他的国家。
短暂的神学研究曾动摇了我对教条的信仰。有一位教授想用如果这里有A和B，则二者之间必有一条关联线C，来使我相信圣灵在神学上的必要性。这种经院派一法的傲慢和精神上的独断，伤害了我的良心。这些教条产自迂腐的心，在对待灵性方面的事情时像对待物质方面的事情一样，甚至把上帝的公正和人的公正相提并论。那些神学家充满自信地认为，他们的结论会被接受，成为最终的盖上了印并装入箱子保留至永恒。我当然予以反抗。这些教条中有许多是不相关的，且掩蔽了基督教的真理。按典章编成的次序而论，保罗比彼得知道得多，而第四世纪的教父比保罗知道得多。按他们真言的比较而论，耶稣知道得最少。
我已失去对信仰的确信，但仍固执地抓住对上帝父性的信仰。圣诞节在清华大学主领主日学班时，那颗大星怎样准确地把三位东方博士引领到马槽所在的那条街，我已经很难做出这种想象了。我只能在桑塔亚那[2]的感觉中欣赏天使们夜半歌声的象征美。圣诞老人是失去了魅力的神话，但仍是一个美丽的神话。虽然如此，但在我自己切断和基督教会的联系之前，还必须遭遇某些事。
在北京，我和两位具有一流才智的人接触，他们给了我难以磨灭的影响，对我未来的发展有不同的贡献。其一是代表一九一七年中国文艺复兴的胡适博士。文艺复兴，和其他较重要的事，严格说来就是反儒学。胡适博士，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在纽约放出第一炮，这一炮完全改变了我们这一代的中国思想与中国文学的趋势。这是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路标，提倡以白话取代文言文，以白话作为文学表现的正常媒介。同时，国立北京大学有一个信奉共产主义的教授陈独秀，编辑《向导》机关报。胡适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博得全国的喝彩。我和他在清华大学相会，是触电般的经验。对于这个运动的整体进步，我直觉地予以同情。同代的中国大学者，梁启超、蔡元培及林长民，都参加这个运动。然后保罗·门罗、约翰·杜威，在我出国留学之前，又来北京大学访问。（我一九二三年从德国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毛泽东在那里当图书馆管理员——但没有人注意他，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他。）
总之，文艺复兴是一种解放的力量，是中国知识分子与过去所做的一种全面的分裂。一方面军阀们在交战，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被他们自身挑战及斗争的紧张情绪支配，北京是充满活力的林纾——那位我姐姐曾读过他的作品的伟大译者，同时也在北京大学，谴责白话为“引车卖浆之徒”的语言。哪里有斗争，哪里便有活力，便有思想及研究的推动，有为它而战或为它而反抗的主义。年轻的中国彻底地被震动。共产主义者陈独秀继续谴责儒家的整套系统，特别反对祭孔及寡妇守节。而胡适，一个典型的理性主义者，以科学考据为依准，其实较为温和，写文章像一位学者。陈独秀谴责迷信，如通灵人用它写出诗句的中国扶箕。当然，那个机关报能轻易地作反对缠足的努力，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民国时代，所以这种努力有点像马后炮。一个热心的学生写着：“我们大家都要肩负起所有中国女人的小脚（的责任）。”——这对新的自由战士而言确是一种不寻常的任务。你想，事实上至少有五千万双中国女人的小脚要肩负，而这位青年可能有一双软弱的膝头。我不免被北京大学吸引，我出洋回国之后便在那里任教。在这思想大动乱中，我为自己的得救而埋头研读中国哲学与语言学——每一种我可以抓得到的东西。我漂浮在中国觉醒的怒潮里。
但是有一个人不加入呐喊的行列。他一八八五年从柏林大学、爱丁堡大学及牛津大学回国，他比我高一代，在他看来，我们这些民国时代的青年新贵是无知而鄙陋的，即使不被现在称为民主的近代群体崇拜所腐化，灵魂也已被玷污得鬼鬼祟祟。他说我们是“近代没有辫子的时髦中国人，回国的留学生”，“曾向英美的人民学习，不是循规蹈矩，而是‘行为不端’的人”。他是一个怪物，但不令人讨厌，因为他是具备一流才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见识和深度，不是这个时代其他人所具备的。在中国没有一个人能像他这样用英语写作，他挑战性的观念、目空一切的风格，那种令人想起马修·阿诺德的泰然自若，有条理地展示他的观念和重复申说某些话的风格，再加上托马斯·卡莱尔的戏剧性的大言，以及海涅的隽秀。这个人就是辜鸿铭。辜鸿铭是厦门子弟，像是料理中国人文主义大餐前的一杯红葡萄酒。由于他把一切事情颠覆，所以在我信仰的方向上扮演着一个吹毛求疵者的角色。
我觉得最好是引用萨默塞特·毛姆对他的描写。毛姆没有提及辜鸿铭的名字，而在他那本《在中国屏风上》中用“那个哲学家”来代替。毛姆在扬子江上游的四川省[3]见过他，那时大约是一九二一年。下面是一篇生动的描写，极能显示这个人性格的要点。
这里住着一位有名的哲学家，我这次有点艰苦的旅行动机之一就是想见一见他。他是中国儒学的权威。据说他英语、德语都说得很流利。他曾多年做皇太后总督之一的秘书，但现已退休。每星期的几天里，他家大门都为那些寻求知识的人开放，宣讲孔子的教训。他有一班门徒，但人数不多，因为那些学生大都喜欢他简朴的住宅及朴实中的高贵。如果向他提及外国大学的建筑与许多野蛮人的实用科学，只会被他轻蔑地开除。从我对他的一切所闻看来，我断定他是一个有个性的人。
当我提出想和这位著名的绅士见面时，主人立刻安排，但是过了许多天还没有消息。我问起来，主人耸耸肩。
“我送了一张便条通知他来这里一趟。”他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来。他是一个脾气很大的老人。”
我不认为用这般傲慢的方式接近一位哲学家是适当的，所以他对这种呼召置之不理的做法并未使我感到惊讶。我寄一封信给他，用我所能想到的最有礼貌的词句问他可否让我去拜访他。就在两小时后，我接到他的复信，约定第二天早晨十时会面。
当这位哲学家走进客厅时，我立刻向他的赐会表示感谢。他指给我一张椅子，帮我倒茶。
“你想见我，我感到很荣幸。”他说，“你们国家的人只和苦力与买办打交道，他们以为中国人如果不是苦力，就一定是买办。”
我想冒险抗议，可是我还不了解他话语的真意。他背靠在椅子上，用一种嘲弄的表情望着我。
“他们以为只要自己点点头，我们就一定会去。”
我知道他仍然对我朋友草率的通知而感到不满。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喃喃地说了一些恭维话。
他是一个老人，身材很高，留一条灰色的细长辫子，长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眼睑下有很重的眼袋。他的牙已有残缺，而且变色。他骨瘦如柴，手优美而小巧，干枯得像鸟爪。曾有人告诉我他吸食鸦片。他穿着一件黑长衫，戴着一顶小黑帽，长衫和帽子都已破旧不堪了，穿一条深灰色的裤子，裤腿束在脚踝上。他在观望，并不十分知道应采取什么态度来待我，保持着一种戒备状态。……我从他的态度上感到他松弛了下来。他像一个全身端严起来等待人家来替他拍照的人，听见快门咔嚓一响，才恢复他的自然本性。他拿他的书给我看。
“我在柏林取得哲学博士学位，”他说，“后来又在牛津大学读了一段时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要说，英国人对哲学没有很大的胃口。”
虽然他把话说得像有点歉意，但显然他还高兴说了一件大家多多少少不能同意的事。
“我们曾有过一些对思想界略具影响力的哲学家。”我提醒他。
“休谟和柏克莱？我在牛津时这两位哲学家在那儿任教，他们深恐得罪他们的神学同事。他们不会追求他们思想的逻辑结论，因为怕危及他们在大学圈子里的地位。”
“你曾研究过哲学在美国近代的发展吗？”我问。
“你是说实用主义？它是那些对不可思议的事深信不疑的人的最终避难所。我喜欢美国的石油胜过美国的哲学。”
接着还有更多类似的尖酸话语。我想毛姆的人物造型是真实的（我曾立誓不用批评家爱用的曲词套语，“有洞察力”），他说：“他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只能满足他所谓的‘智慧只能在儒家经典中找得到’的那种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