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想要得到另一个女人的认可和赞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开口赞美人的是个心气甚高的女性文人，这更是一举跨越了“同性是天敌”和“文人相轻”两大障碍。
时间是最无情的橡皮擦，将过往涂抹得面目全非，只在岁月的书本上勉强寻觅到一点清浅的痕迹。
如果没有张爱玲的那篇《我看苏青》，大约现在知道这个名字的人会更少。然而将时钟拨转回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在“孤岛”文坛上，张爱玲和苏青其实是势均力敌、相得益彰的两位女作家。而如今却要在张爱玲的传奇里寻找苏青的过往，难免不叫人唏嘘。
张爱玲说苏青是“乱世里的盛世的人”，其实苏青更像是普通人身边熟悉的那一个人。她们热闹而世俗，这种世俗不是张爱玲笔下那种冷到骨子里的清透和精明，而是一种忙碌的人间烟火气。
她快人快语，有说不完的话，却并不唠叨。听她说话觉得热闹又有趣，却从来没有深沉的人生启示，有的只有叫人会心一笑的生活真相。
这种热闹容易叫人心生向往，在那个灰色的年代忍不住想让人当成取暖的太阳。但苏青终不是太阳，张爱玲说她“是个红泥小火炉，有它自己独立的火，看得见红艳艳的光，听得见哗栗剥落的爆炸，可是比较难伺候，添煤添柴，烟气呛人”。
其实，从前的苏青并不是如此辛辣的，她人生的开篇也是很华丽的。
1914年苏青出生在浙江宁波一个富有的书香门第。她原名冯允庄，早年发表作品时署名冯和仪。
苏青的祖父是清末举人，后来经商也风生水起，家境殷实。她的父亲冯松卿是早期庚子赔款的留美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银行学。苏青的母亲也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在冯松卿留学的时候，在女子师范读书，而苏青就由外婆抚养。
如同胡兰成所说，苏青因为不是上海滩新派巨富家的小姐，所以她的人生态度较之严肃；她也不完全是封建家庭的小姐，所以胜在明朗。
那种天然的热情和直率，成为她性格中的“伟大的单纯”，也让她说话、作文都有一种叫人侧目的直白和辛辣。
当时文坛上有一位叫潘柳黛的女作家，写文章挤对张爱玲。而张爱玲却很对苏青的胃口，苏青当面就揶揄潘柳黛：“你眉既不黛，腰又不柳，为何叫柳黛呢？”
她说冰心：“从前看冰心的诗和文章，觉得很美丽，后来看到她的照片，原来非常难看，又想到她在作品中常卖弄她的女性美，就没有兴趣再读她的文章了。”
聋哑作家周楞伽写文调侃她四处兜售作品，做生意比男人都精明，给她一个外号“犹太作家”。苏青当即写文反唇相讥：“你耳聋，一张嘴又说不清楚。”
文章中出位惊人之语比比皆是。
她的童年是幸福的，如果一直幸福平安下去，按部就班地读完大学，说不定文坛会再出现一位冰心似的女作家，文章里也可尽然歌颂母爱和真善美。然而苏青的人生从父亲的外遇开始转弯。
虽然受过西方教育，冯松卿骨子里却仍旧是少爷做派。1921年，七岁的苏青跟着父亲来到上海。很快父母之间曾经相敬如宾的关系，便因为父亲的不断外遇而崩坏了。
母亲虽然是读过书、受过教育的新女性，在婚姻问题上仍旧顺从了传统“美德”，锐意做孝顺媳妇，对于父亲的“游戏人间”，她同苏青的外婆一样选择了隐忍。
从小耳濡目染种种女子生活的艰难，给苏青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让她一面对现实有着敏感清醒的体悟，一面又对这世界还存着一份有所依附的渴望。
四年后，父亲经营的银行倒闭，不久父亲也病逝了。家庭的经济日渐拮据，后来有媒人上门提亲，苏青便和一位叫李钦后的富家少爷订了婚。
1933年，十九岁的苏青，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这是宁波六县唯一被录取的学生。而李钦后则考入东吴大学法律系。
苏青在高中时代就很活跃，她在校刊上发表过不少文章，是学生中的“天才的文艺女神”。到了大学，更是很快融入了学校生活，得了一个“宁波皇后”的称号。
胡兰成和张爱玲都描述过苏青的相貌。作为阅人无数的男子，给予她的评价是“无可批语的鹅蛋脸，俊眼修眉，有一种男孩的俊俏”。而为人向来挑剔、眼高于顶的张爱玲，也认可她的长相，说她眉眼“紧凑明亮”。
这样才貌出众的未婚妻在青春萌动的大学里游弋，是顶不让人放心的。李家不愿再履行当初求婚时答应她读完大学再完婚的条件，要求两人立刻结婚。
这一段婚姻，并不是完全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人在初中毕业的时候同演过话剧《孔雀东南飞》，本是旧相识，又同在一个学校读书。订婚后也谈恋爱、通信，都和平常的自由恋爱无二。加之李钦后相貌英俊，她对他并不是没有好感的。
因此面对李家的要求，苏青虽然觉得难以接受，却也没有全然反抗到底，只是坚持婚后仍然要读完大学。然而事与愿违，虽然婚后她仍然接着读了一段时间大学，却因为怀孕不得不退学回家。
苏青对于婚姻家庭生活的失望，是从第一个女儿的出生开始的。重男轻女的婆家对她的态度一落千丈，在历经生产之痛后，她立刻就体味到了世态炎凉。
不久，苏青随丈夫前往上海，但她渴望的两个人相亲相爱的小日子也没有实现。李钦后白天在中学教书，晚上还要上学。他薪金不高，又觉得已然独立不可再向家中要钱，矛盾便在这些柴米油盐中凸显出来。
有一回她找他要家用钱，他却一巴掌拍在她脸上：“你也是知识分子，可以自己去挣钱啊。”
这一巴掌拍碎了她对婚姻的所有的憧憬，将她拍到了职业女性的道路之上。
和身边无数的普通女子一样，她并不是天生就有强大事业心的女子。她是在我们周围的甲乙丙丁，追求一份安稳、有声色的生活。她的追求是世俗的，离不开男人、孩子、漂亮衣服、新潮玩意儿。
然而当生活给了她一个耳光之后，她的独立意识也能觉醒，努力走出一条自强之路来。
苏青开始从报纸上看招聘广告，投求职信，却都杳无消息。她想学外语，增加求职的砝码，但要家用钱已然口角不断，更何况是学费？
生活的逼仄和慌乱，公婆姑嫂的白眼，生儿育女的压力和苦楚，叫她胸中郁闷难当。她将胸中感慨诉诸笔端，写下了一篇《产女》投给了林语堂主办的刊物《论语》。没想到首投即中，还得了五元稿费。
她欣喜之余，仿佛看到了命运给她打开的一扇窗，接着她又投了一篇《我的女友们》给《论语》，同样被刊发。苏青开始在文坛启航，用辛辣的语言、明快的文字，成为文坛上独树一帜的女作家。
在一次女作家聚谈会中，记者问起在座女作家作品的题材，苏青说她写文章总爱取材于自己的实际生活经验。所以她文章里有做儿媳的经验体会，有养儿育女，有穿衣吃饭，有男男女女。
浓浓的烟火气，有时候读起来确实呛得一鼻子烟，但确实是真实的生活。所以我们在她的自传小说《结婚十年》里，看到那样一个为生活逼迫得千疮百孔、手忙脚乱的妻子、儿媳、母亲。
李钦后的事业曾有过短暂的繁荣。物质上的丰盛，使得婚姻关系也跟着缓和。而岁月静好，从来都是乱世里的传说。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李钦后的律师事务所也关闭了。
公婆、小姑夫妇，一大家人也都来到上海，挤在不大的居室里依靠李钦后生活。生活马不停蹄地给予她考验，金钱的窘促、困顿的事业，让李钦后和苏青不断地争吵，最后他常常夜不归宿。这时又身怀有孕的苏青，得到了丈夫和朋友的妻子有染的消息。
苏青始终没能卸下传宗接代的重担，她一连生了四个女儿，最后儿子终于出生了。儿子的出生却没有扭转这段婚姻。
孩子从来不是婚姻幸福的保障，他们只是一个纽带，让牢固的婚姻更加牢固，而让本来就有裂痕的婚姻加速地摇摇欲坠。
她开始了以写作为生的生活。白天带孩子，晚上写文章，常常写到午夜。夏天暑气袭人，她一边写作，一边给孩子摇扇子，因为怕孩子醒来会打断她的写作思路。常常是写完文章已经是五更天了。你想象不到那轻灵泼辣的文字背后是这样一场又一场的辛酸。
之前人生所给予的种种波澜，都不是没有缘由的。它们终将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变成点缀生命的花朵。如同张爱玲所说：“多遇见患难，于她只有好处；多一点枝枝节节，就多开一点花。”
苏青的繁花，在文坛一片枯萎的上海，盛开了起来。
当自己就可以是乔木，谁还会当依附攀爬的藤萝？苏青离婚未成，两人开始分居的生活。她日夜劳碌，得了肺结核，依旧在病中坚持写作，因为她需要养家。
她有着世俗的进取心，内心涌动着一股“向上”的冲动，“总觉得要向上，向上，虽然很朦胧，究竟怎样是向上，自己也不大知道”。然而就是这种冲劲，让苏青双手擎开生死路，在文坛上大放异彩。
1943年，她的最重要的小说《结婚十年》在《风雨谈》上连载，成为当时上海最轰动的小说。1944年单册出版，四个月内再版了九次，次年再版了十二次，到1948年再版了十八次。而她的散文集《浣锦集》也再版了十次。
她被时任伪上海市市长的陈公博赏识，做了上海市政府专员，不久便辞职。后来收到匿名的十万元支票，退又无处可退。加之上有老、下有小，她也确实需要钱来周转局面，于是便留下了这笔钱。
然而她并没有拿着钱去享受挥霍，而是将她的职业之路越走越宽。她以一个女子之力，创办了《天地》月刊和天地出版社，身兼编辑、作者、发行。
凡事亲力亲为，她曾坐在装运白报纸的车上亲自押车，也曾亲自到报摊收款。有一次过年的时候她一时钱不凑手，便在大雪中租了辆黄包车，载了一车的书，各处兜售。
为了编好杂志，她费尽心机地催稿。张爱玲、杨淑慧、梁文若、潘序祖等的文章中都曾专门提起她催稿的本事。
她的为人和她的文章一样直率，对于物质和性一样痛快坦白，口不择言地谈男人、谈女人、谈性，毫不忌讳地涉及女性情欲和身体的话题。这样惊世骇俗之语、言辞激烈之声，既开罪了女人，又得罪了男人，却又是不彻底的女权主义，叫她一时毁誉参半。
没有不渴望爱的女子，单身带着孩子的她，也有男子来来往往。然而她的心境澄明，来来去去，不过是身体上的各取所需，等待着的爱情却迟迟没有到来。
她想要的生活是：“丈夫要有男子气概，不是小白脸，人是有架子的，即使官派一点也不妨，又还有点落拓不羁。他们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常常请客，来往的朋友都是谈得来的，女朋友当然也很多，不过都是年纪比她略大两岁，容貌比她略微差一点的，免得麻烦。丈夫的职业性质是常常要有短期旅行的，那么家庭生活也不至于太刻板无变化。丈夫不在的时候也可以匀出时间来应酬女朋友（因为到底还是不放心）。偶尔生一场病，朋友都来慰问，带了吃的来，还有花，电话铃声不断。”
也只是奢望而已。
孩子、老人、远房亲戚、各色的男子……那么多的人从她那里烘烤了半分温暖，却把她留在寒夜里。
个人生活肆意，心底却并不潇洒。人来时，贪享片刻的欢快；人去时，也只能忍住眼泪笑着说这是她的游戏。心底怎么会不难堪怨恨？“用力揪自己的头发，恨不得把自己毁了。”被伤害有时候是人生的强心针，悔恨亦可成为生命的另一种催化剂。
她将对世界的无能为力，变成满不在乎，用一支笔，为世间女子写她们想说不敢说、不会说、不能说的话，把世间那些女子隐忍的痛，痛快地写出来。
尖锐泼辣的文字，背后是沾染过俗世的无奈和悲哀。将内心的软弱和温情藏起来，才显得强大。她是不得已的独立，只能用满不在乎去对抗着世间的无计可施。
她对于世间谈不上爱，也不够恨，每一句话似乎都要占着上风。所以张爱玲会说苏青的讽刺是不彻底的，“因为她对于人生有着太基本的爱好，她不能发展到刻骨的讽刺”。
她的文章都是切身体会，经历了女子种种身份和社会加诸的种种不堪。她又是绝地反击的弱女子，她有底气、有阅历、有能力，将那些真切的生活娓娓道来，引人共鸣。家长里短的琐碎，没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技巧，没有高深莫测的理论。
而这样的文字是注定无法融入新的时代中去的。所以她会脱下旗袍，和这个时代一起穿上人民装，行走在已经更天换日的街道上。
那些曾经热闹的话语也注定湮没在时代的风云里，没有容身的角落，也注定了她晚景的凄凉。
她曾热情地投入新生活，却并没有被新生活热情接纳。她曾担任越剧团编剧，编写的历史剧《屈原》轰动上海滩，音乐、演员都得奖了，她却因为“历史问题”被默默地遗忘了。她又曾向复旦大学贾植芳请教司马迁的问题，不幸被卷入了整肃事件，被关进监狱一年半才释放。
出狱后她曾去剧场看大门，写的文章不是被剽窃就是石沉大海，最后工作也被辞退了。她在绝境中挣扎，至亲骨肉和她划清界限、断绝来往。她拖着病体艰难地熬着，只求速死。而在给《女声》主编的信里写着：“我的朋友都不大来了，寂寞惯了，心境很舒服。”
我们如今早已经不能分辨那种心境是怎样的心境，那种舒服，到底是一种释然，还是表演给自己看的装腔作势。
狭小的斗室住着她们祖孙三代，在穷困潦倒里相依为命，直至她离开这个世界。
你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什么时候会被逼到死角，理想或者爱情被现实鞭打得体无完肤，并且毫无反击的能力。
我们都是凡人，不是无所不能的。当所有的努力过后，也终将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需要的也许不是和世界对抗，而是和自己讲和。
就算生活已经千疮百孔，我们依然可以选择内心的明媚。不那么在乎了，也就真的没那么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