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之后我就该升高中了。我还没有放假，建民就高中毕业了，她开始准备上山下乡，一开始妈妈是不同意她去的，但是爸爸好像很支持。
“咱家还没有一个人上山下乡，愿意去就让她去吧，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咱们也不能比别人家落后。”
得到了爸爸的赞许，建民很是兴奋，当天她就去妈妈的工作单位山那市造纸厂的知青办报了名，然后她又去联络其他同学，问人家去不去农村那个广阔的天地。在联络到了两个女同学和她一起去接受再教育之后，建民开始收拾她的行囊。山那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给她们这帮大有作为的人每人发放了一个光荣证，一个柳条包，一顶草帽，一个军用水壶，好像还有洗刷用品，毛选四卷等等。她每天把那些东西拿出来，又放回去，一会到街上买东西，一会又跑到同伴那里规划她们的明天，风风火火，就像一个即将开赴战场，而且必将成为英雄的战士。还别说，那几天把我羡慕得哈拉子都流出来了，人家这才是有志气的革命青年！不像我，天天得去学工学农又学军，学又学不会；还得天天批林批孔又批邓，批又批不臭。我多么希望自己能早一天加入她们的队伍！
那些天虽然我还在上学，但是我还是自愿地把自行车让给了建民使用，一来，表示我对她的支持，显示一下我的高风格，再说，我清楚地知道，一旦她离开了山那，走出了这个家，那么这辆自行车差不多就是我的专车了，我还能跟她计较这一时半会的？
暑假前的毕业考试很快就结束了，学工学农学军这些科目我的成绩优秀，政治思想合格，身体一点毛病没有，文化课的成绩没有不及格的，因为都是开卷考试。考试的时候，老师把试卷发下来，然后就自动退出教室，到办公室里喝茶，到院子里打球去了。等规定的时间到了，他们再返回教室把试卷收起来。同学们对文化的兴趣和对知识的热爱程度只有在此时才到达了顶峰，我们相互交流答案，交流体会，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千篇一律地完成了考试。接下来还有一段时间的，要举行毕业典礼。校长就安排音乐老师把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再拉起来，每天进行节目排练，准备毕业典礼时的演出。
我们排练的时间不是很固定，主要是看音乐老师是否有空闲，相对集中的时间就是下午放学以后，天已经很长了，练上一个小时再回家也不迟。在学校的西墙下，在办公室的后面，教室的前面有几间西屋，其中两间被用做图书室，两间是单身教师宿舍，再有两间就是盛放乐器的仓库。学校里所有的乐器都存放在这里，大鼓小鼓腰鼓大锣小锣大钹小钹和几只铜号，这些东西基本上在节日庆典或上街游行才用，我们文宣队只有在表演三句半的时候使用其中的一部分，平时就在那里堆着。属于学校的伴奏乐器，大概只有那台风琴了，其余的，比如二胡笛子口琴都是文宣队的同学们自己从家里带来的。我虽然喜欢表演，可是我们家里没有一样乐器，曾经有过一只笛子，有八十公分的长度，早就被建国捏劈了。建国发怒的时候不会干别的，就用力握住笛子，使劲握，使劲捏，久而久之，那笛子劈成了筷子，虽然他不经常发怒。
文宣队由两个人共同负责，一个是音乐教师，另一个是政治教师。政治教师是学校的党支部委员，团总支书记，他对音乐也十分爱好，会弹琴，会吹笛子，会拉二胡。一开始组建文宣队的时候是没有政治老师的，后来不知道是学校里派来的还是他自愿加入的，反正他来了。从此，文宣队里的一切活动音乐老师都与他商量，从节目的编排，人员的组织，到表演的次序，不一而足。在政治老师加入之前，我一直是以歌唱为主，就是这一次的排练，音乐老师也是安排我和王专红演练男女二重唱，曲目是电影《青松岭》的插曲——《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之前我跟王专红很少合作，她是那种很难接近的人，搭眼一看就知道她比我的觉悟高。我呢，虽然心里是愿意和她站在一起的，可一旦站到一起又觉得别扭。我们排练了几天，配合得还好，渐渐地王专红就对我有说有笑了。就在这时，政治老师却要把我们分开。
“徐建军是多才多艺的。”政治老师说，“我知道。”
我从小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一听到别人的夸奖心里就高兴，脸上就开花，浑身上下就特别地舒服。我没有回答政治老师的话，可是我发觉我的嘴已经合不拢嘴了。
“你看，为了更加丰富我们的节目内容，”政治老师接着说，“我们能不能增加点别的，比如说三句半，你看怎么样？”
我说：“好是好，可是，没有剧本哦。”
“你的写作能力是有目共睹的，我相信，你就可以写出很好的剧本来。”政治老师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着鼓励的目光，一定是他看透了我的才能。
我感觉到了他对我的信任，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如果说没有老师们，尤其是政治老师的教育引导信任鼓励，我是怎么也不会想起来去写剧本的。就是到后来我成了作家，我也常常想起这些老师，这些事情，而每每想起来，我的心里就充满了感激之情。我没有不写剧本的理由，我不能辜负老师对我的期望。
之后的几天里，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之中，白天写，晚上写，连做梦都是说三句半的梦话。我不去练习唱歌了，王专红改成了独唱，曲目是《北京的金山上》，由政治老师弹奏风琴给她伴奏。
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就把剧本写好了，这是我的第一部文学作品。虽然多年后因为不符合形势要求，字数也不超过两千，没有被列入我的文学作品目录，可那毕竟是我第一次用心用脑子去创作。我写的题目是《看看孔林邓这一家》，内容已经记得不够清楚了，前几节还是有些印象的：
甲：两千年前孔老二。
乙：不学无术不种地。
丙：周游列国去造谣。
丁：想复辟！
甲：他说生而知之也。
乙：龙凤上天老鼠钻地。
丙：从来不用去学习。
丁：是放屁！
甲：两千年后有个林彪。
乙：他说聪明是爹妈给的。
丙：还说他也没办法。
丁：放狗屁！
甲：右倾又搞翻案风。
乙：想做孔丘大徒弟。
丙：要是他敢搞下去。
丁：就枪毙！
……
我把剧本拿给政治老师看了，他冲着我伸出了大拇哥，夸我是天才。我说我不是天才，我又不是生而知之，怎么会是天才呢？林彪才是天才呢。政治老师又拿去给音乐老师看，音乐老师也通过了，并立即安排排练。文宣队里的队员们大都喜欢看三句半，却不喜欢表演三句半，很显然，表演三句半的人总好像艺术细胞不够丰富似的。最后凑来凑去还是差一个人，我就向老师推荐国庆，我认为他那副阴阴阳阳的劲头很适合扮演丁，就是那个说半句话的角色。音乐老师和政治老师都同意了，国庆就成了文宣队的一员。
还没去演出呢，排练的效果已经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各班级的学生放学后不思回家，都拥到乐器仓库看我们练习三句半。兴许是毕业的时间临近了，纪律有些松散，也可能是外面有人混进来，一段时间以来学校里老是丢东西，不是今天这个班少了黑板擦，就是明天那个班找不到了篮球。校长让各班的班主任在自己的班里强调纪律，注意安全，严防小偷小摸，也要求我们文宣队不要排练到时间很晚，并且还组织了保卫科的人和几个校工在校园里巡逻。
一天下午，我们还没有排练完节目，国庆便神秘兮兮地把我拉扯到一个角落里，那是校园里的一个胡同，经常有人在那里小便，很远就有一股呛人的味道。开始我还认为他要解手，可是到了那里却看不出他有解手的意思。
“拉我到这里来干什么？臊乎乎的。”我用手捂住鼻子。
“还有比这里更臊的呢。”国庆说，脸上的神秘气氛一丝不减。
“比这更臊的？那是什么？”这噎死人的尿味就够臊了，我有些晕。
“现在不能告诉你。”
“操，不告诉我你拉我到这里来干什么？”我有些生气。
“我是约你嘛。”国庆说“排练完了先别走，你跟着我，约你看一处好戏。”
“看戏？剧院还是电影院？”
“都不是，就在学校里。”
“学校里有什么好戏！难道比咱那三句半还好？”我就不喜欢国庆这一点，可是我还常常被他吸引着。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回到乐器仓库我刚刚缓过气来，政治老师就宣布解散，今天就练到这里了，明天继续。国庆给我使个眼色，故意大声说：
“哎呀，我的钢笔怎么不见了？徐建军，你看见没有？”
“没有啊。”我说。
“哦，可能落在教室里了，我得回去找找。”国庆又给我挤挤眼。
“那我陪你去。”我明白他的意思了。
我们装模作样地来到教室门口，并不进教室，而是继续向前，由国庆带领沿着学校的东墙一路南下钻进了厕所。俩人谁也没有解大便的意思，只是象征性地解个小便。厕所里的气味自不必说，那里还有不招也来，挥也不去的苍蝇大军。
“不是在这里看戏吧？”我说。
国庆不言语，蹑手蹑脚地走到厕所门口，把头伸出去探望，可能是他也认为这里不是久留之地，便挥挥手领我到了一座花坛的后面。这边的空气要比厕所里好多了，也没有苍蝇，但是，我们刚刚蹲下，就有千万只的蚊子向我们涌来。不一会的工夫，我的脸上手上，凡是裸露在外的地方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攻击。我一边奓手舞掌地驱赶蚊子，一边对国庆发牢骚：
“你是想让我把这里的蚊子都撑死吗？”
国庆依然不说话，也不驱赶落在他身上蚊子，两眼直勾勾地向北望去。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还能有什么好戏？就算有还能看得见？突然，国庆扯了扯我的衣服，小声说道：
“走！”
沿着西墙根，我们俩猫着腰向北摸索前进，样子就像电影里的游击队要去爆破日本鬼子的碉堡。我只顾跟在国庆屁股后面走，也不知道这究竟是去哪里，等他要我停下来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们是围着校园整整转了一圈，现在又回到了乐器仓库。国庆回头把一根食指竖在嘴上，示意我不要出声，然后放轻脚步来到了仓库隔壁的教师宿舍窗下。天气很热，教师宿舍的门却是紧闭着，窗子也关了，但那是两扇破旧的窗子没法关得严丝合缝，有点虚掩的意思。
“哦，哦……”屋子里传出来的声音，同时还有窸窸窣窣的动静。
“唉哟，老师，我疼呢。”这声音使我大吃一惊，怎么有点像是王专红的呢？
“别喊，别喊，我慢点你就不疼了。”这个声音我听出来了，是政治老师的。
屋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会不会是一场谋杀，政治老师正在杀死王专红？可如果真是谋杀政治老师为什么说他要慢一点？他是不是像当年的恶霸地主一样，正一刀一刀地在割王专红的肉呢？而王专红既然能说话，为什么不喊救命？为什么不反抗？我想站起来拨开窗子看个究竟，国庆一把按住了我。
“舒服了吧？”是政治老师的声音。
“嗯。”是王专红的声音。
“那我就用力了？”
“嗯，……哦，哦……不行，我疼。”
这次我真的要站起来了，我想知道屋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就在我要站直身体的时候，一双大手从后面抓住了我的双肩。
“站住！你们俩个在这里干什么？”
我回头一看，是保卫科的两个人和一个校工，国庆也同时被他们抓住了身体。直到现在我还不明白国庆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也没法回答，就拿眼睛看国庆。国庆不慌不忙，他摆脱了抓住他肩膀的手，对着教师宿舍努努嘴，说道：
“你们进去看看吧，一看就知道了。”
这时候能听见屋里有急促慌乱的动静，好像有椅子碰到了桌子，还有什么东西掉在了地上。保卫科的人将信将疑地去推房门，里面拴死了。国庆就指指那窗子，校工上前一把撕开来，屋子里要比外面黑暗得多，什么也看不见，保卫科的人拿手电往里面照。这一照不要紧，屋子里面的人和窗子外面的人几乎同时呆在了那里，至少是我呆在了那里。我看见政治老师和王专红正在穿衣服，他们神色慌张，大部分的衣服还没穿上。仅仅过了一两秒，保卫科的人就冲上前去踹门，一边踹一边喊：
“臭流氓，赶快给我滚出来！”
那扇门也是腐朽了的，两脚就被踹开了，保卫科的人一拥而入，接着是扭打的声音和政治老师痛苦的喊叫。他们扭出他来的时候，他的嘴角还在滴血，一定是他们打了他。王专红没有挨打，但是她被命令跟着保卫科的人一起走，我看见她正在哭泣。
撇下我和国庆，一行人推推搡搡地走了，他们好像根本就没有看见我们似的。当时我的脑子要么是旋转速度过快，要么是卡壳了没有丝毫转动，我站在那里直到国庆喊我走。我大体上已经觉察到政治老师和王专红刚才在屋子里做了什么事，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样？”国庆说，已经看不清他的脸，那声音却是很骄傲带有成就感，“让你看了一处好戏吧！”
“怎么会是这样？”我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提问。
国庆一定认为我是在问他，便滔滔不绝地给我介绍，他是如何一到文宣队就发现了政治老师在排练节目的时候只围着王专红一个人转，他又是如何发现了每天在大家解散回家后，政治老师总是说王专红还有一句唱腔没有练好，找借口陪她再单独待上一段时间。他看出来政治老师的眼里有一种与常人不同的目光，一直在王专红的身上扫来扫去，他联想到政治老师的宿舍就在乐器仓库旁边，根据福尔摩斯的侦探理论他做了正确的推断，并最终侦破了此案。估计这是他成功告破的第一案，国庆兴奋得手舞足蹈，吐沫星子一直往我的脸上喷。我倒是明白了为什么政治老师不要我和王专红唱男女二重唱，而是让我创作表演三句半的事了，可是我却怎么也兴奋不起来，而且心里一直在想是不是我害了王专红。
王专红没有毕业，我是说她没有参加毕业典礼，听说毕业证还是给她了，但是她没有和我们一起读高中。后来建民告诉我，那一年王专红和她一起上山下乡，只是她们分别去了两个人民公社。政治老师在小范围内被批斗，也就是在教职员工的会议上，之后他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遣返回到他的原籍水磨房区一个小山村种地去了。按照当时的惯例他应该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被批斗，而且要不止一次地批斗，还应该让他戴上用报纸糊成的高帽子游街。最终考虑到他是个根红苗正的，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青年，所以就没有采取这些措施。据政治老师的交代，那次偷看女厕所的不是别人，正是他。
一个三代贫农的后代，为什么会干出这种事来？我不明白。
因为政治老师和王专红的事，我们毕业的时候没有文艺演出，毕业典礼上只是校长讲了话，老师和学生代表发了言，然后把毕业证发给大家了事。其实从那时起文宣队就跟解散了一样，我平生创作的第一部剧作终于也没能搬上舞台，是个不小的遗憾。那几天不再排练节目了，闲得我百无聊赖，加上因为政治老师的交代我的心里多了一份沉重，几乎是一种负罪的感觉。既然偷窥女厕所的不是老鸹，那我岂不是冤枉了人家？还用沙包攻击过他！而且这事是我和哈巴合伙干的，现在哈巴也没有了，就我一个人，该怎么办呢？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想起来这事国庆也是有责任的，就是他用他那套福尔摩斯的臭理论推断出来偷看女厕所的人是老鸹，他还煞有介事地吹嘘自己是什么神探。虽然不是很情愿，后来国庆还是承认自己的判断有误，我们俩就商量着如何去给老鸹道个歉。
“如果见了他我就说‘去年打在你身上的沙包我投的。’他会不会跟我们玩命？”我心里很是担忧，一遍又一遍地想象着老鸹发怒的样子。
“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也不是说就没有这种可能。”国庆又开始故作深沉，阴阳怪气了。
“打，他肯定打不过我们，跑，他也追不上我们。”我也开始推测。
“不如不提沙包的事。”国庆说，好像有了新点子。
“不提沙包的事怎么道歉？难道去了就说，老鸹，不，大爷，对不起了，来给你道个歉。为什么对不起了？为什么道歉？总得有个原因吧？”
国庆挥挥手，说道：“你还记得老鸹爱喝酒吧？”
“知道，他早晨就喝。”
“你知道他喜欢拿蚂蚱当下酒菜吧？”
“是，那又怎么样？”
“反正今天下午咱俩也没事干，不如就到咱学校的试验田里逮上一些蚂蚱，放学从他门口路过给他送过去，什么也不用说，就行了。”
这个主意倒是不错，而且我也没有更好的主意，我们就去了。那片试验田就在我们校园里面，是老师们带领同学们种的，有地瓜玉米，还有大豆，看不出它们的长势有多好，秧苗和荒草差不多高，可这里却养育了不少的昆虫。不到两个小时，我们就扑捉了七八十只蚂蚱，还有两只螳螂，几只蛐蛐。
那几天里我一直躲避着老鸹，从博物馆门口经过的时候就害怕遇见他，越是不想遇见他，就越想往里面瞧，越想看见他；可越是想看见他，就越是看不见他。
“站住！干什么的？”
我和国庆提着蚂蚱刚走进大门，一个声音就喊住了我们。从传达室里走出来一个陌生的老头，大个子，白头发，一脸横肉，很唬人的。
“我们是后面学校里的学生，”我说，“来找老……就是在这里上班的那个老大爷。”
“找他干什么？”老头对我俩保持着高度警惕，一看就是初来咋到，不不知道我们有出入自由的权利。
“给他送蚂蚱。”国庆说。
“送蚂蚱？”老头打量了一下我们手里的蚂蚱，不耐烦地摆摆手，“不在！”
“他，调走了吗？”我问，心里很是遗憾。
“马路那边，找他的战友去了！”老头冲着大门外面指了指，抛下我们，转身钻进传达室，把门扇摔的很响。
马路对面，与博物馆大门正冲着的，是一个比博物馆还要破败的院子，没有门扇，院墙也有大部分早已坍塌。因为传说这个院里经常闹鬼，阴雨天的时候能听见让人撕心裂肺的叫喊哭泣，加上里面荒草凄凄，古木枯枝更给人一种阴森的感觉，我从这里来往经过了两年，从来没有进去过。据说这里曾经是一个战场，为了抵抗日本人对山那的占领，有过一次三天三夜的激战，近千名中国军人战死在这片土坡上。我和国庆摸索着走进了院里，倒是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院子的深处，但是与其说是个院落，倒不如说是一片荒野更加贴切。我们走进去没几步，就有一只野兔突然从我们身边的草丛里窜了出来，没命地向着远处跑去，吓了我一大跳。
“老鸹到这里来干什么？不会是死了吧？”我已经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国庆说，他的眼睛搜索着别的地方。
前面有一些残破的坟头出现，越来越多，越来越密，有个别的坟头前立着石碑，上面刻着国民革命军某师某团某连，从士兵到校尉，后面是他们的名字，大部分的石碑都破损了，更多的坟头前并没有碑。在一个角落里，在这片坟头的边缘，一处低洼的地方，我们看见了一个新坟，那黑黝黝的新土还带着铁锹铲过的痕迹。
“这个就是老鸹了。”国庆说，口气十分肯定。
我不用去问他为什么了，我也已经学会了推理，如果这个坟头不是老鸹的，那么一定会有死者的后人在坟前烧香焚纸祭拜的，他们也会按照当地的风俗在坟头顶上插上哀杖，压上纸钱，而这个坟头上什么都没有，况且，我更相信我的直觉。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老鸹一到下雨的时候就把博物馆院子里的水向我们学校的方向排放，我似乎也能理解他脸上那似笑非笑的表情，如果不是来自他心灵的某种折射，那也一定是来自于战场上的某一次硬伤。
国庆把蚂蚱放在了坟头上，担心它们挣扎逃脱了，拿起一块石头把串蚂蚱的细绳压住。
“给他鞠个躬吧，这事就算扯平了。”国庆说。
我们俩扭头向四周看了一圈，确信没有人看见我们，便鬼鬼祟祟地冲着坟头鞠个躬，然后迅速离开了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