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家六口人，建民是我唯一的敌人。在我不记事以前是个什么样子我无从知晓，可从我记事的那天起我们俩就争吵不断，争玩具，夺书包，抢乒乓球拍。我能全程记得的我们之间的战争是争夺毛主席像章，时间持续了七八年，最后以我的绝对胜利而宣告战争的结束。毛主席像章的来源有两个，一是爸爸妈妈单位发放，二是购买。虽然与别人交换也是一种渠道，但是那只是质量的变化，数量上不会有提高，万一通过这种方式提高了数量，那么质量一定会下降。我手上的像章大的比碗口还大，小的比一分钱硬币还小，铜的铁的陶瓷的塑料的各种材质都有，上面的头像有画的有烤的有铸的，毛主席的脸有正面的有侧面还有半身的，他的头上有戴军帽的有戴便帽的有不戴帽的还有戴草帽的，林林总总有三百多枚。
带上毛主席像章还得唱一首歌：
毛主席的像章挂在我胸前
我越想心里越喜欢越喜欢
……
爸爸一定是想把我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每次他外出开会学习总要带一些新材质新样式的像章给我。最让我爱不释手的是带夜光的毛主席像章，戴在胸前不仅白天好看，夜里也熠熠生辉夺人眼目。我手上夜光像章最多的时候有二十多枚。记得在我拥有七八枚的时候建民手里还一枚没有，为此她找爸爸讨公道，她找我是没有用的，因为不是我的占有欲强，我倒是更愿意看见她那种因嫉妒而愤愤不平的样子。
“哦，你还没有一个夜光像章？”爸爸一副惊讶的表情。我看得出，那表情绝对是真实的，而且还带着些许歉意。
要知道那时夜光的像章刚刚流行不久，不仅价格高，而且也不是随随便便可以买到的，能够到手的渠道大概只有到外地出差这一条途径，在山那市是一件很难办的事。
“一个也没有。”建民说，话里有大委屈。
“建军，把你的送你二姐一个。”爸爸说，“等我下次出去另带一个好的还你。”
“我不！”我是坚决的。
“爸爸，我不要他的。”建民说，“你记着下次给我带一个回来就行了，我不愿意跟吝啬鬼打交道。”她还狠狠地白了我一眼。
这样就更加坚定了我不给她像章的决心。爸爸赞许地朝建民点点头，顺便不屑地瞥了我一眼。管他呢，只要像章在我手里就行，说什么下次出差，出差又不是上班，得天天去，若是俩月仨月不去呢？那不就是猴年马月的事了。
然而事情的发展有时候是不依我的意志为转移的。没想到爸爸第二天就去了北京，虽然我不认为他是专门为了给建民买夜光像章才出差的，但是一个星期之后，一枚光彩夺目的像章就到了建民的手上。那是一个红色的托盘上镶嵌了一个白色的头像，红色是国旗红，白色是乳白，放在黑暗的地方，白色的部分就会发出荧光。它是如此精美，我手里的几个没有一个能比得上。
“怎么就买了一个啊，爸爸？”我希望他的口袋里还有一个，这一个我根本就没有来得及看上一眼，就被建民拿走了。
“就剩这一个了。”爸爸说，我听出来惩罚的味道。
“我才不信呢。”
“这有什么信不信的？”爸爸说，“我是从北京百货大楼买的，张秉贵卖给我的，是最后一个。”
当时我忘记了张秉贵是卖糖的，只记得他是全国劳模了。为了惩罚我，爸爸竟然不惜撒谎。但是我是不会被这样的惩罚吓倒的，我有的是办法。之后我就研究了建民佩戴像章的规律，准备在某一个中午或者夜晚，趁她不防备的时候把那枚像章偷过来。我认为偷毛主席像章不是一件可耻的事，就像孔乙己偷书一样，我是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和无比热爱才去偷的，就算被人抓住了也是光荣的。不过，我想了，我也不能纯粹地偷过来，那样会有把螳螂姐姐惹疯的危险，她发疯的时候是很可怕的，最好的办法是偷梁换柱，用另一枚给她替换下来。
时机终于来临了。
在一个星期四的中午，建民进门后把她那件戴着像章的军褂搭在了客厅晾衣服的铁丝上，天气有点热，她穿着衬衫帮妈妈做饭去了。就在她钻进厨房开始切菜的时候，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早已准备好的一枚普通的像章把那枚夜光像章替换下来，然后再按原样把她的褂子搭在铁丝上。当时我的心口怦怦直跳，然而任何人都没有发现我。往常我是吃过午饭就立即奔学校去的，那天我没有。吃罢了午饭后我一直在家里磨蹭，我想等建民穿上她的褂子，让她先走，看看她会不会发现问题。后来我想起来这样做是很愚蠢的，就算我像往常一样先走了又怎么样？就算建民发现了像章被偷换了，就算她暴跳如雷又能怎么样呢？就算当时她发现不了，也不可能永远不会发现。看起来国庆的理论有时候也是正确的。
“吃饱了不去上学，转来转去的干什么？”爸爸好像看出来我的反常。
“一会就走。”我支吾道。
建民果然没有注意到像章的事，穿起褂子就风风火火地走了。我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真是比喝了蜜还甜。
在上学的习惯上我和建民最大的不同是，她一放学就往家里跑，我则要到球场打一会篮球或者打乒乓球排球，即便是天气不好不能到室外活动，那我也要跟国庆漏子之类的同学吹上一通才能回家，一般我到家的时候天色都很晚了。那天我都回家好一会了，建民还没有回来，妈妈把晚饭端上了饭桌，仍然不见建民的影子。
“建军到院门口去看看，你二姐怎么还不回来。”妈妈说。
我心里是很不情愿的，她都那么大一个人了，还能丢了她？但是我还是去了。我磨磨蹭蹭刚出了屋门就见佟花豹急匆匆地走来，显然她是从学校里直奔我家来的，书包还在她身上背着。佟花豹是建民最贴心的朋友，俩人同年同月出生，从小学就是同学，一直到高中毕业。因为同住在一个大院里，她们俩几乎是形影不离，尤其是建华上大学的几年，佟花豹就是长在我家了，有时候夜里睡觉也在我家，跟建民一起。
“徐叔徐婶在家吧，小军？”佟花豹总是叫我小军，就好像她很年长似的。
“在家，准备吃饭呢。”我说。
佟花豹不再跟我说话，快步如飞径直走进我家。
“没看见建民吗？”我说着，趁机跟着她回到了屋里。
佟花豹进到屋里喊了声徐叔徐婶，灯光下才看清她焦急的脸色，她说：“徐建民出事了，你们快到俺学校里看看吧。”
原来那天下午课间的空当建民去了一趟厕所，不小心把佩戴的像章掉进了粪坑里，在场的几个同学都看见了，提醒她像章掉了。建民确实发现自己的像章丢了，可是，她却不承认粪坑里的那一枚是自己的。要知道故意把毛主席像章扔进粪坑是一种罪行，如果不是故意，并且及时弥补那还是可以原谅的。可是建民死不承认那枚像章是她的，而证人，不止一个证人亲眼看见就是她的像章滑落进去的，这样就是建民的思想意识就有问题了，其性质就等同于故意把像章扔进了粪坑里。事情已经惊动了学校政治处，党委书记，校长，甚至市教育局也来了人，不把事情说清楚，建民今天就很难回家了。
这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事情原因一定是从我这里引起的，我偷换了建民的像章，建民不知道；而我在匆忙之中或许又没有把像章后面的别针扣好，这样就造成了脱落。因为建民始终不知道像章被替换，所以粪坑里的那枚像章她当然不认识。不认识她怎么会承认呢？问题就是出在这里了。这是我用国庆的逻辑思维推论出来的。
“我知道那个像章不是她的，哦，不，那个像章是我二姐的。”我说，我当着爸爸面的时候一般把建民叫成二姐。
“到底是她的，还是不是她的？你怎么知道？”爸爸瞪着我问。
我就把偷换像章经过说了一遍。本来我担心爸爸会生我的气，没想到听完我的叙述他倒变得轻松了。
“走，建军和我到学校去一趟！”爸爸说着就到门外推自行车去了。
“让花豹和你们一起去吧。”这时候半天说不出话来的妈妈颤颤巍巍站了起来，说出来一句话。
我来到建民的教室门前才跳下车子。我的动作要比爸爸和佟花豹快，他们还没停稳自行车呢，我就从玻璃窗看见里面的情景了。教室里坐着站着的十几个人，有老师也有学生，他们把建民围在中间。建民坐在她上课的位子上，桌上放着一张白纸和一只钢笔，大概是要写认罪书或者是检讨吧，但是她没有动笔，她一脸的倔强，眼睛里满是茫然和绝望。整个屋子里的气氛紧张，人们都拿同一种目光盯着建民，仿佛一眨眼她就要逃走，或着她有可能咬人，或者别的祸事发生。
这时候，我们走进了屋里。谁能想得到，这个平时寇得比螳螂还寇的丫头，在看见我们进门后竟突然放声大哭起来，显然是受了委屈。爸爸从人群中找出了校长和党委书记等领导，向他们说明了情况。我向他们出示了建民上午佩戴的夜光像章。建民的班主任和两个作证的女同学在看了像章之后都认了出来，肯定那是建民最近一直戴着的，事情就这样明了了。这时建民却更加委屈，哭得更加带劲。
“要是没有什么问题，我就带她回去吧？”爸爸有点讨好的口气问那些领导。
“没有什么问题了。”说话的人应该是校长，他的神色也轻松了不少，“徐建民同学不用写检讨了，只把今天的事情经过写写就行。今天也不用写了，明天写完了交给你们班主任，我们好对这个事件做个总结，向上级汇报。”
校长停下来，看了看屋里所有的人。大家都有了一些轻松的感觉，仿佛从一种捆绑中挣脱了出来，有人开始交谈，有人开始咳嗽，建民那两个作证的同学甚至上前去帮助她收拾书包了。
“我看就这样吧，大家都可以回家了。徐建民同学也可以回家了，别忘了明天按时到校上课。”校长说。
回到家里建民一股脑将她所有的像章全都给了我，自己一枚不留，并且宣称它们归我所有了，如果今后需要佩戴，比如参加什么重要场合或照相等，她会向我借用，用完了一定按时归还。
眼看着建民离家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们家里的气氛有些凉飕飕的感觉，特别是妈妈，眼睛老是一阵红，一阵泪的。建华一定要拿出两个月的工资送给建民，建民死活不收，她说她是去接受再教育的，又不是去享受的。也是的，一百多块钱要是去了一个偏僻的农村还不把那里的好东西都买完了？我计划着我也应该有所表示，可是我实在是没有太多的东西，除了赠送给建民了一顶军帽，剩下的就只有像章了。最后我把所有的像章都拿出来，摆在我的床上任她挑选，喜欢哪一枚就拿哪一枚，而且数量不限。建民只挑选了五枚，都很一般，没有夜光的。
佟花豹一心想和建民一起上山下乡，可是她条件不够，因为她的妈妈去世多年了，唯一的哥哥佟花虎在外地工作，她只能留在市里照顾家庭。按照当时的说法，是城市也需要发展，总不能把城市里的人都放到农村去种田，我们还是需要工业的。佟花豹的爸爸是解放前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家庭成分虽然不是很好，可是他很早就参加了革命，由于他是学机械制造专业的，解放后就一直在山那市拖拉机厂工作。早的时候他是技术员，工程师，后来就是党委委员，工会主席。有两种说法来解释她家为什么和我家同住一个大院，一是佟花豹的妈妈死在了造纸厂，另一种是佟花豹的爸爸曾经在造纸厂工作过，我没有认真探究过，反正在一起住着就是了。她对建民的离开与其说是依依不舍，还不如说是羡慕，当然我不能否定前面的成分，毕竟她们是最要好的朋友。
建民临行的前一个星期，佟花豹天天到我家里来，具体她们谈些什么我是不知道的。但是，她送给建民了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钢笔我是看见了，那好像是最后一天。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她给建民的赠言：
赠：徐建民同学
祝你在农村那片广阔的天地里取得更大成绩！
同学佟花豹
1976年7月17日
佟花豹的字比我写得好，可是她这句赠言让我看着好笑，“取得更大成绩”，难道说建民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那支钢笔是英雄牌的，可那上面没有汉字，只在笔尖上和笔夹上有hero的字样。那几年因为有人反对学习外语而跳进了水库自杀，所以学校就撤掉了这门课程，我就没有学过英语。拿着那支钢笔瞅了半天，当拼音拼了几次，我读出了“何若”俩字。我这里一言既出，那里就把佟花豹和建民笑得弯了腰。建华没笑出声来，只把手在自己面前挥了两下，那意思我明白，是“真臭”。
“哈哈哈，好啊，小军，你可真够何若的！”佟花豹说。
“怎么，难道不是何若吗？”我只能故作镇定。
“那是英文，读黑尔柔，是英雄的意思。”建华说。
“嗨！黑尔柔，何若，何若，黑尔柔，差不多嘛。”我说。
从那以后佟花豹就很少叫我小军了，一般见了面就喊我何若。虽然当时我闹了个大红脸，可我知道了何若就是英雄，英雄就是何若，所以，佟花豹喊我何若的时候，我就爽快地答应。我没有担心别人说我崇洋媚外，反正这个名不是我自己起的，再说能听出点名堂也没几个人。
集合的时间到了，早已肿眼齉鼻的妈妈又开始流泪，爸爸斥责她说：
“你看，你看，你就是这样的水平了！咱建民上山下乡是件光荣的事，又不是去跳火坑，你是哭什么！”
“徐婶，徐叔说的对，像我，想去还去不成呢。”佟花豹说。
妈妈说：“我就是担心她到了那里，人生地不熟的……”
“好了，好了，什么人生地不熟的？她又不是一个人去，不是一大帮嘛。再说，你又不是不知道，农村的贫下中农都是咱们的无产阶级革命兄弟，还能难为了她们？”爸爸说，“到点了，走了！”
按照事先的安排，由爸爸、佟花豹和我三人送建民到集合点去，我和佟花豹分别用自行车给她驮着行李，爸爸用自行车带着建民。那天是星期天，佟花豹的爸爸休班，她骑来了佟大爷的自行车。
集合地点设在市政府前面的广场上，我们赶到时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十几辆从各工矿企业抽调的解放牌卡车停在那里，上面挂着牌子，牌子上写着“卫生系统”、“教育系统”、“公检法”等字样，示意它们要承载的知青的身份。山那市剧团和文工团组织了锣鼓队，军乐队，正在咚咚锵锵地敲打，稀里哗啦地吹奏。在市政府旁边有人用木棒和草席搭建了一个临时主席台，上面贴着“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标语。听说山那市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等领导都来了。
我们到达广场，还没找到“轻工系统”的汽车，领导就开始了讲话，广场四周的高音喇叭传来一阵一阵的口号，欢呼和对革命青年的热情鼓动。找了半天还是没发现“轻工系统”的车，一打听才知道，那是酱油厂里的一辆老嘎斯车，坏了，正在加紧维修。轻工系统的十几个知青只好在那里等着，有人露出焦虑的情绪，好像汽车不来就会耽误了他们的前程似的。知识青年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在那里安慰大家，说这辆车要是来不了，他们会重新安排别的车辆，让大家不要着急。
时间过了快一个小时，高音喇叭里都传来《大海航行靠舵手》了，那辆嘎斯车才冒着黑烟开进了广场。知青们一拥而上，先把行李扔上去，然后跳上了汽车。这时，游行开始了，十几辆汽车一字排开，要在山那市的主要街道上兜一圈。在车队缓缓启动就要离开广场的时候，送行的人群中突然有人失声痛哭，紧接着有好多人跟着哭了起来，车上车下的都有。
我看见建民站在车上已经扭过了脸去，不知道她是否流泪，汽车就载着她走了。看着建民渐行渐远的背影，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鼻子开始发酸，两只眼睛就变得模糊起来。哎呀，这是怎么了？这个敌人，这个冤家终于离开我了，我应该高兴才是啊，可是，我怎么会这样呢？怎么又想起来她曾经帮助我洗衣服来了？怎么又回忆起她牵着我的手到电影院里看电影了？怎么又记起上小学的时候我被几个坏孩子欺负，她冲上前去一巴掌一个把他们打跑的事来了？
……接着我竟然想起了建民帮我吃忆苦饭的事。吃忆苦饭就是学校先组织学生到郊区野外挖一些野菜，比如大蓟、灰灰菜等，回来洗净切碎，拌上一点玉米面蒸熟了让大家吃。碗筷是由学生自己从家里带来的，你可以吃一碗两碗甚至是许多碗，吃的越多表明你的思想品质越好。但是，你不能不吃，不吃就证明你你脑子里有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劳动人民的本色，因此大家都能坚持至少吃一碗。我虽然不是体弱多病，可是我的肠胃一直不是太好，时常闹个肠炎，胃疼什么的，所以第一次吃忆苦饭就差点要了我的小命。那天的忆苦饭不仅没有油，好像连盐也没放，嚼在嘴里到没什么，可一到嗓子眼它们就在那里打转转，说什么也咽不下去。为了不让别人发现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我还是随着别人的速度和数量，咬牙切齿地吃掉了整整一碗，最后连汤汁也喝了。没想到回到家里我就开始上吐下泻，一连打了三天吊针才勉强止住。然而学校并没有因为我闹病而停止了吃忆苦饭，没过几天，我们学校又和别的学校组织了一次吃忆苦饭比赛，看哪家的学生吃得多，哪家的学生就心更红，苗更正。这下就把我难住了，去吃吧，简直是玩命，不去吃吧，不但不好请假，而且会遭人嘲笑，最最重要的是从今以后会很难抬起头来。
这时候建民秘密地给了我一个办法。吃忆苦饭比赛的那天，我用两个原来盛装青霉素粉剂的小玻璃瓶一个装了熟油，一个装了盐。在我领到忆苦饭后悄悄走到一个角落，趁人不备把油和盐撒到碗里一点，这样吃起来虽然还是很难咽下去，但是要比上一次强多了，而且回家后再也没有闹毛病。那天我吃了两碗，尽管我个人没拿到冠军，但是在总分上为我们学校赢得了一分……
想到这里我的泪水更加止不住了，这不是丢人现眼吗？这怎么行！就凭我这么大一个男子汉，个头都比爸爸高了，怎么能在大街上，当着成千上万的人流泪呢！但是，尽管我使劲地咬住牙关，还是没能止住那两行该死的水涌出了眼眶，没办法，我只好用手抓住头上的军帽从脸前拉下来，让帽子的里布把它们抹去。
那天的天气是阴沉的，没有太阳，空气灰蒙蒙的，整个广场上除了那些红旗和标语没有什么醒目颜色。
在回去的路上佟花豹问我：“小军，哦，何若，你的眼圈怎么红了？”
“迷眼了。”我说。
“又没刮风，怎么迷眼了？”佟花豹故意追问。
“是刚才那些汽车卷起来的风。”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