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1年11月24日，应是我人生重要的日子之一。这一天，鏖战了六年的《无歌的城邦》初稿终于尘埃落定。在写最后几个章节时，我近乎崩溃，当在键盘上敲完最后一个标点的一刹那间，身心也好像随之掏空了。六年来，我与《无歌的城邦》中的人物一起歌哭，他们俨然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现在突然要舍弃而去，心中充满了留恋、不舍与伤痛。就像一场戏，当一切都已谢幕，只剩下导演自己还在空荡荡的戏园里张望，那种水一样漶漫的惆怅无可言说。
2006年，我还在深圳宝安打工。大概是六月份的某一个上午（具体时间我记不确凿了），我的眼光穿过办公桌上成堆的文件的缝隙，窗外阳光明媚，高大的梧桐树在习习微风中轻轻私语。我心里突然起了一浓浓的、不可排遣的忧伤。几年的打工际遇在一刹那间洪水一样溃堤汹涌而出，过去的人和事纷至沓来，堵在胸里发慌，我觉得要写点什么了。为自己，也为这几年的打工生涯。在满怀激动与焦灼中，我在电脑上敲下了《无歌的城邦》几个字。
于是，漫漫的征程开始了……
而我的战争，则早已在两年前——亦即2004年就已打响……
二
2004年的春节似乎格外寒峭。出了年十五，村子里的青壮年便纷纷外出谋生了，刚热闹了几天的村庄又清冷空寥下来，只剩下老人和孩子在凄白的阳光下孤独地游荡。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清脆的鞭炮声，在泠薄的空气中有气无力地拖曳着，仿佛在追忆和回味刚刚逝去的年味。这情景令我异常悲凉。
正月十八，我怀揣500元稿费，在父母怨懑的目光下只身南下广东。
我并不是没有打过工。
早在1994年，我便在广东东莞市清溪镇的一家电子厂干过保安。那时我复员刚两年，凭着一个退伍军人证，找份保安工作还是很容易——记得那时的工资一个月是350元。
1994年，2004年，不知是命运之神的故意安排，还是冥冥之中的定数巧合，相隔十年后，我再次悄然南下，混迹于庞大的打工洪流中。
于是，我像一头穿山甲，在广州、深圳、顺德、惠州……间穿行，在烈日灼灼和风天雨幕中穿行，在一张张招工榜和10元旅馆间穿行，在嘈杂的天桥底下和拥挤的公交中穿行，在喧闹的人才市场和安静的写字楼里穿行……。在某一个时段，穿行成为我人生最主要的姿态：厂报编辑、策划文案、自由撰稿人、小报记者……，饭碗跟人生一起颠簸、流浪。
写作在那时对我来说是一种奢侈。窘迫如囚的生活和灵魂无所归依的孤独像两把生锈而锋利的剪刀，将我的文学梦剪得支离破碎。有时夜半梦醒，对着隐在黑夜身后的天花板长久地发呆。不堪回首的往昔，望不透的未来，一切正如自己的人生旅程，茫然不可知。
我像一头困兽走在沼泽中。为生活，为无法实现的理想——文学。
在打工前期很长一段的时间里，我刻意去忘记文学，就像一个石匠，用铲子铲掉墓碑上的深痕，让这块生绿的石碑归于空白。我像绝大多数打工者一样上下班，在工厂的人心交错中消耗青春。当躯体没有了灵魂，生活没有了追求，一切便变得碌碌无为。在南国陌生的异乡，我就是一个游荡在尘世的孤魂。然而打工世界的种种艰辛，却在我心上刻满了沟壑。
我一直固执而偏激的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打工者）前赴后继推动的。换言之，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建立在农民工宽阔或羸弱的肩膀上。
但可悲的是，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并没分享到现代化的果实。
留不住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这成了绝大多数中国农民工的宿命。
这是中国农民工莫大的悲哀。
也是一个民族莫大的悲哀。
这些深深灼痛了我。
如果说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那么对待农民（农民工）的态度则可考验一个民族的良知。
我要用《无歌的城邦》为中国的农民工为他们的国家所做出的牺牲立一块碑！
我知道，这个想法很狂妄，无知，甚至有一点“反动”，但这却是我要努力和所奋斗的目标。我觉得，自己作为打工群体的一份子，有义务、也要责任为这段由小人物演绎的历史立此存照。
后来我在英国人E·P·汤普森所著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看到这样一句话：“他们的愿望符合他们自身的经历。如果说他们是历史的牺牲品，那么他们现在还是牺牲品。”
那一刻，我眼里噙满热泪……
三
于是我颤颤兢兢、如履薄冰地开始了这段艰难而漫长的写作历程。
为了更好地写《无歌的城邦》，我阅读了大量的哲学著作和社会调查方面的书籍：《资本论》、《毛泽东选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理想国》、《乌托邦》、《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我认为，文学的本质就是生活的本质，而生活的本质需要哲学去厘清。
哲学可以提高文学创作的深度和广度。
对于文学，我始终虔诚地满怀敬畏，尤其是站在书店和图书馆的书架前，仰望着那些文化巨人时，就更觉得自己渺小得如同长长时空中的一粒尘芥，纵使存在也苍白得犹如虚无。同时那些海一样的书籍给了我一种巨大的压迫与警醒：在这些充满人类智慧的无声的语言面前，自己如果不拾一点点先贤的牙慧，岂不是枉对生命？
我为自己曾经的沉沦和放弃羞愧无地！
老实说，我很羡慕那些在文联和作协上班的专业作家们，他们拿着国家的工资，衣食无虞地进行自己的创作。有时觉得无甚可写了，还可下去锻炼挂挂职体验生活什么的——这是我所梦想的生活！但同时我也深深知道，所有的专业作家在成专业作家之前，都有着漫长而痛苦的业余作者的历程。自己未能成专业作家，只能说努力还不够，水平差得远，用不着怨天尤人。所要做的就是埋头苦学，苦练，再苦学，苦练……
我很钦佩那些走在我前面的同行——那些被文坛所认知的“打工作家”们！
所以我很少在文友们面前谈论文学。我觉得，以自己的浅薄来谈论庄严的文学，实是对文学莫大的侮辱和讽刺！（自然，我对那些沽名钓誉和自吹自擂之徒充满了厌恶和鄙视，恶心如粪便避而远之！）
在巍峨的文学圣殿面前，我愿、也只能永远做一个顶礼膜拜而不入流的教徒！
但打工的飘零使我无法安心创作《无歌的城邦》，正如一句流行语所云：“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从2006到2007年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只写了八万多字，尔后就不得不搁下了，直到09年夏才续写了三万多字。这一年，湖北举行首届网络文学大赛，我抱着好玩的心态将这半部《无歌的城邦》（参赛时的书名叫《撕裂》）寄了过去，不料竟获了一个三等奖。评委对这半部书的评价是：“现代化伴随着城市化，农村青年涌入城市打工，包括原籍农村的大学生。于是这群青年人上演了一部‘城市草根挣扎史’。城市像一台巨大的搅伴机，将这些年轻人的青春与梦想一一无歌的城邦、搅碎……‘失业，左边是贫困，右边是犯罪。但还有中间的，继续拼搏的路。’小说以写实的手法向我们昭示了这个道理，其冷静的叙事不仅使人悲叹更使人坚强！”
这令我鼓舞！
但为生存计，我在09年的9月底奉命写一部长篇人物传记《一代象棋宗师杨官璘》。
写了4年的《无歌的城邦》又不得不忍痛搁下了。
在生活中，不是理想支配现实，而是现实支配理想。
《杨官璘》一书我从采访到完成写作只用了一年半时间，32万字——我对象棋完全是门外汉，却鬼使神差般写了一部比较专业的书。
坦白地说，《杨官璘》是我创作一个意外的收获。
完成《杨官璘》后，我马不停蹄地转入《无歌的城邦》的写作。在此期间，我几乎没有写过其他的文章，专心、专注而专情——直到来2001年11月底完成初稿。此后又改了一年——总共改了五稿。
所以，30多万字的《无歌的城邦》我前后写了六年。当完成五改的定稿后，我在微博里百感交集地写了一首打油诗以记之：
“《无歌》六年苦，
五改艰且难。
字字滴血泪，
行行寸心伤。
痴狂谁独语？
镜里鬓白长。”
《无歌的城邦》是我花费心血最巨大的一部书！
我极其珍惜她！因为她动用了我最宝贵、最深沉、最刻骨的生活体验——打工！
自2004年至今，我已打工八年。这八年里我忧世伤身，每一天都生活在与现实的战争中，而我还将战斗下去。因为我现在还没老，还能做一点什么，所以祖国的南方暂时还不会将我抛弃。等哪一天我老得不能动了，不能再为南方的城市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时候，我便会像一枚破败枯衰的树叶被咸湿的海风吹起，吹到被我背叛的故乡。在那时，我也许只能躺在荆楚之国的稻草堆上遥望南方，遥望这个我付出生命精华的地方。不管我将来老得怎样一塌糊涂遗忘多少世事，但“打工”，却会钻刻在我的灵魂上一直伴我到天国。
“打工”这个名词，应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可记忘却的烙印。
记忆是可忘却的，但烙印不会。
但愿我的《无歌的城邦》能成为这块烙印上一个小小的标点符号。
若此，我纵横死亦愿足矣！
2012年11月30日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