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外的竹林里有只斑鸠在“哥哥苦哇，哥哥苦哇”地叫，远一点的地方，有只斑鸠干脆“苦啊，苦啊”地叫下去。文水谷眼睛望着窗户外，心里在想着怎样逃过这一关。他清楚地知道，只要是阶级斗争的对象，他这一辈子就完了，老婆孩子怎么办？还有竹花……想到这，他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他算是个聪明人，可此时真的没了主意。他清楚，这是自己得罪了大队和小队干部造成的后果。
他坐了起来，两眼直勾勾地望着窗外，屋子里静静的，那只蜜蜂想必是扑腾累了，趴在窗户上一动不动。窗外有个人影一闪而过，他以为是公社或大队干部来找他的，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过了好一会儿也不见动静，便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他静静地坐在那儿，把可能由此带来的后果都想到了，心里便稍稍平静了一些。他反复在心里告诫自己不能态度不好，因为他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事：土地改革时，有一个私塾先生，他用收学生的学费省吃俭用地买了田地，按理说在划阶级成份时，他是不够划地主的，农会主席带一帮人来找他，泥腿子出身的农会主席说他没有下地劳动就是地主。
他一个教书匠有一点文人的儒腐气，反驳说：“我怎么没劳动？我舌头劳动。”
他们说：“你剥削劳动人民！”
教书匠说：“我教书算什么剥削？”
他们说：“你说你是劳动人民，那你会犁田耙地吗？”
他们找来一根绳子和耙，要教书匠把绳子系在耙上。但凡是个种田的人都知道，别说做这个事他做不到，就是一般的种田的人也没多少能熟练做下来的。教书先生系了几次都没把那根绳子按要求系上去，这时他额头上的汗直往外冒，全身直打哆嗦。他们喝令他跪下，可他毕竟是个读书人，毕竟也有点骨气，他哪里肯跪下？
土改队因此认为他抵抗土改运动，汇报到区里，便定了一个地主，以抵抗土地改革的罪名给枪毙了。后来上级复查认为成份定高了，人不能杀，可是人早就死了。说实话，这位教书先生的田地顶多只能划一个中农，是那些人把不能耕作的山地、坡地都算进去了，凑足了数才划上的。
文水谷清楚，执行者一旦出现错误的决定，哪怕是万分之一的，对于具体的人来说，那就是百分之百的灾难呀！想到这，他不禁毛骨悚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