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穿过房门，在屋里的地上形成了一块方形的光斑，特里萨夫人跪在椅子前，双手抱着低垂的头，她乌黑的卷发中闪着银丝。她常披戴的黑边头巾掉到了身旁的地上。两个女孩都站了起来，手拉着手，穿着短衬衫，头发乱蓬蓬的。妹妹用手臂护住眼睛，好像是怕光。琳达，一手扶着妹妹的肩膀，无畏地凝视着前方。维奥拉看着自己的孩子。在阳光下，他的面庞显得格外清晰，富于表情，就像雕像一样坚定。根本无法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浓密的眉毛遮掩了他那深沉的目光。
“哎呀！你们怎么不跟妈妈一起祈祷？”
琳达噘起她那红润的嘴唇，那嘴唇红得过分；但她的眼睛十分可爱，棕色的，闪耀着金光，充满了机智和寓意，她的目光是如此的清澈，给她那张苍白的瘦脸增色不少。她的头发非常浓密，幽暗中透着青铜色。她的长睫毛，像煤一样黑，让她的面色显得更加苍白。
“妈妈要给教堂送去很多蜡烛。只要诺斯特罗莫去打仗，她肯定这么做。我要带一些蜡烛去圣母大教堂做礼拜。”
她的语速很快，信心十足，表情生动，声音透入心肺。然后她轻轻地摇了一下妹妹的肩膀，又补充道——
“妹妹必须也要拿一根蜡烛去！”
“为什么是必须？”乔治奥表情严肃地问，“难道妹妹不想带蜡烛去吗？”
“她胆小，”琳达说，说完差点笑出声来。“她跟着我们走，人们一下子就能认出她的金发。他们在她身后大叫，‘金发美女！看看那个金发美女！’”他们在大街上叫喊。妹妹很害怕。
“你呢？你不怕？”父亲缓慢地问道。
琳达摇了摇乌黑的头发。
“没有人这样背后叫我。”
老乔治奥若有所思地凝视着这两个孩子。她俩相差两岁。他原先有个男孩子，但死了。此后许多年之后，他才有了这两个女孩，但他年纪已经很大了。如果那个男孩子能活下来，年龄跟巴蒂斯塔差不多——诺斯特罗莫这个名字是英国人给巴蒂斯塔取的；由于他的年事已高，脾气又大，而且总是沉迷于回忆中，所以他不是很在意自己的女儿。他喜欢孩子，但女孩子跟妈妈的关系更近一些。他把热情都集中在对自由的崇拜和追求上了。
还是很年轻的时候，他就从一艘去拉普拉塔做生意的商船上开了小差，参加了蒙得维的亚的海军，听从加里波第的指挥。后来，他参加了罗马共和军团，与阿根廷独裁者罗萨斯展开斗争。在大草原上，在大河畔，他参与了可能是世界上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最激烈的战斗。他生活在一些为自由而奔走相告的人中间，这些人为自由去受罪，为自由去死，死的时候非常壮烈，眼睛都朝着受压迫的意大利所在的那个方向。他当时很有激情，这源自他多次亲眼目睹屠杀的场面，看到了真正的崇高献身，领略了战斗的激烈，聆听了燃烧着烈火的政治宣言。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决定追随的长官——那个热烈地宣扬独立的传道者——无论是在美洲或是意大利，他都伴随着这位领袖，直到阿斯普罗蒙特山战役的惨败日，那一天他看到可耻的国王和大臣在世人面前囚禁了他的那位受了伤的英雄——这是一场大灾难，从此他内心里充满了一种悲观的疑惑，他觉得自己再也无法理解怎样才能获得神圣的正义了。
但他没有因此而否定正义，而仅是说，实现正义需要耐心。虽然他不喜欢牧师，从来不愿去教堂，但他信仰上帝。推翻独裁者的宣言难道不是以上帝和自由的名义吗？“上帝是男人的——宗教是女人的。”他有时会这样咕哝说。在西西里，国王的军队撤退后，有个英国人来到了巴勒莫，给了他一本意大利文的《圣经》——由英国外文《圣经》团体印制，其封面是用黑色的皮革制成。遇到逆境的时候，比如说政治上受到了迫害，或革命分子暂时没有宣言保持沉寂的时期，他就找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干——在热那亚码头做水手或搬运工，还有一次去了斯培西亚港附近山区的一个农庄干农活。在工作之余，他就学习那本厚厚的《圣经》。他带着它是打仗。如今他只读这本书，为了能继续阅读（印刷的字体太小），他同意接受伊米莉亚·古尔德夫人送给他一副银框眼镜，她是一位英国矿主的妻子，他们的矿山在距离苏拉科镇三英里远的山上。她是苏拉科镇上唯一的英国女人。
乔治奥很敬重英国人。这种感情，是在乌拉圭的战场上形成的，当时他至少有40岁了。为了在美洲实现自由的理想，有几个英国人抛头颅，洒热血，他记得他最早认识的英国人叫塞缪尔，此人是加里波第手下一个黑人连的连长，参加了著名的蒙得维的亚围攻战役，塞缪尔和黑人士兵在勇敢地徒涉博亚纳河时牺牲了。他，乔治奥，这时已经获得了海军少尉军阶，工作是给将军做饭。后来，他在意大利获得了海军上尉的军阶，和参谋人员一起骑马行动，但仍然给将军做饭。他在伦巴底战役期间一直做饭；在向罗马挺进的路上，他用美洲人用绳索套牛的方式搞到了牛肉；他在保卫罗马共和国的战斗中负了伤；有四名逃亡者，他是其中之一，跟将军一起，把将军奄奄一息的妻子抬到一间农舍里，后来她死在那里。他在这次可怕的撤退中累得精疲力竭。在巴勒莫，那不勒斯人从城堡里用大炮向城里轰击，但他仍然在照顾将军。他在这场灾难中活了下来。沃尔图诺河畔的战斗，整整进行一天，战斗结束后，他为将军做饭吃。他所到之处，都看到英国人总是站在自由军的前排。他尊重英国，因为英国人喜欢加里波第。人们都说，加里波第将军访问伦敦期间，英国的伯爵夫人和公主们都亲吻了他的手。他很信这种说法；因为英国是个高贵的国家，而加里波第是个圣人。看看他那张脸，就知道道德信念的力量了，因为他总是对世界上受压迫的穷人抱有极大的同情心。
在那个革命时代，忘我精神，就是彻底地投身于宏大的人道主义的理想，激励着生活在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形成了那个时代的重音，身在其中的乔治奥不免也留下了烙印，所以他不加掩饰地蔑视个人利益。这个男人，尽管苏拉科最底层的阶级都怀疑他把钱藏匿在自家的厨房里，但他确实一生都蔑视金钱。他年轻的时候，领袖们活着是穷人，死了也是穷人。所以，他养成了轻视未来的思维习惯。养成这个习惯的部分原因是他曾经生活在令人兴奋的、冒险的、野蛮的战争中。但最主要还是个原则问题。这不是草莽的雇佣兵能做出来的，而是清教徒的行为举止，源自类似于清教那样苛刻的激情。
刻板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让乔治奥的晚年生活在忧郁之中。之所以忧郁，是因为理想似乎消失了。在这个世界里，有太多的国王和皇帝生活在极度富裕之中，但上帝对穷人却很吝啬。他因为朴实而变得忧郁起来。他经常出手帮助自己的同胞。他无论在哪里生活，都能获得当地意大利同胞的敬重（他称自己过着流亡的生活）。尽管如此，他不想对自己隐瞒一个事实，他的那些同胞不关心那些被蹂躏国家的不幸。他们听他讲战争故事，但似乎只关心他从战争中捞到了什么好处。他们什么都不理解。“我们什么都不要。我们为整个人类在受苦受难！”有时他狂暴地对他们大喊道，声音中充满了力量，眼睛喷射着火焰，晃动着头上雄狮鬃毛一般的白发，举起那只棕色有力的大手指着天空，好像在请求上天做证一样。他的举止感动了听众。接着他会摇晃一下脑袋，挥一挥手，意思显然是：“跟你们谈这些又什么用？”看到如此状况，他的听众就会相互推搡一下。老乔治奥有很强烈的感情，有个人意志力，人们常称呼他——“老狮子”。只要有点小事，就能让他打开话匣子。他在海滩上同意大利渔民谈论马尔多纳多，在他在瓦尔帕莱索开办的小商店里同乡下顾客攀谈；到了晚上，他又会突然出现在维奥拉旅馆的咖啡厅的一端（另一端留给英国工程师）主动与火车司机和铁路商店的经理交谈。
他一开口，那些铁路上的贵族们马上停下手中的纸牌或多米诺骨牌，侧耳倾听，这些听众各个长得都很漂亮，古铜色的皮肤，消瘦的脸庞，头上堆着闪亮的黑色卷发，有的人的耳朵上还挂着黄金的耳环。偶尔能看到一个金发巴斯克人给咖啡厅里的人看手相，等着客人付费。科斯塔瓦那的土人不会来这里。这是意大利人的据点。即使苏拉科的警察在夜间巡逻，也会让马匹放慢脚步，弯腰伏在马鞍上，从窗户里透过烟雾清点屋里的人头；老乔治奥那滔滔不绝的叙述似乎飞过警察向大草原飘去。有时，警察局副局长也会来，他是个脸很宽的小个子绅士，皮肤棕色的，基本上算是个印第安人。他让手下人和马匹在屋外等着，自己神气十足地走进屋里，面带狡猾的微笑，一句话都不说，径直走向长长的酒吧台。他伸手指着酒架上的一瓶酒；乔治奥马上把烟管塞进嘴里，亲自为副局长服务。此时，除了马刺发出的轻微叮当声外，什么声音都听不到。副局长喝完了酒，轻松地向四周扫视一圈，然后走出屋子，缓慢地骑上马，那马在他的驾驭下绕着圈朝镇子方向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