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方面也有这种状态：汽水和各种洋式糖果近来也输送到乡下去。汽水的味道并不特别好，饮了不醉也不饱；不过据说是蒸溜水制的，作为夏日的饮料大合卫生。卫生是“性命交关”的事，谁敢反对呢？然而据我所见，励行卫生大都不能彻底，实甚可惜。怕毒菌和微生虫的人，要把水煮得沸，要把菜蔬煮得熟。然而他们对于杯、碗、筷、瓢以及厨子的用具和手，却不甚彻底调查其清洁与否。这种用具的清洁与否，不想则已，细想起来都是靠不住的。防接触传染的人，裹足不向疾病流行的地带去，绝对不到病人或死人的家里去。然而他们出门坐电车时也用手吊住车门口的铜柱，旋开车箱的门，拉住车箱内的拉手。他们兑换及买物时也会接受到不知经过谁人的手的银洋、角子和铜板，而且把它们宝藏在怀中。这种铜柱、门闩、拉手和银洋，角子、铜板上面，有没有病菌停留着呢？天晓得！还有防空气传染的人，出门用套子把口鼻蒙住，然而他吃饭时能否也戴套子？他的家里能否自制一种空气，使与外界的大气完全隔绝？总之，励行卫生原可减少传染的机会，但是很不彻底。而在乡下“马虎”尤甚。这种蒸溜水制的汽水，原是注重卫生而又生活阔绰的都会人的饮料。他们以蒸溜的汽水代茶喝，在卫生上总较妥当些。况且有钱没处用，乐得阔绰罢。然而这东西流行到乡村来，很不适当。并非说乡村的人都贱，不配饮汽水。实因与乡村生活的“马虎”的习惯和环境不合。常见小市镇上狭狭的一条市河里，上流有人洗马桶，下流有人淘米，或者挑饮水。常见乡村人家的饭箩上，乌丛丛地盖着一层苍蝇。常见饭粒里夹着苍蝇的死骸，而见者吃者恬不为怪。度着这样“马虎”的生活的人，其实无需乎出重价来购饮蒸溜的汽水。然而都会管自把汽水输进乡下来，那些汽水瓶儿亮晶晶地倒挂在乡村的糖果店门口，怪诱惑的。身上有两只角子的好奇者都要尝试一下看。开瓶时先吓坏了几个旁观者，然后用大拇指尽力抵住瓶口，总算饮了喷剩的大半瓶汽水，然而大拇指上的汗汁和龌龊也一并饮进在肚里了。洋式的糖果听说会在乡村间闹过笑话：会有人把橡皮糖的渣滓吞下肚子里去；觉悟了这错误之后，他吃杏仁糖时舔尽了外裹的糖衣，就把内藏的杏仁当作果核，吐在地上给狗子吃。都会里的“吃客”，在这一点上可以骄人，笑指这种乡村人为“猪头三”。其实“吃客”和“猪头三”都是时代错误的现世社会中可笑的产物。
交通的发达，常把都会的面影更整块地显示给乡村人看，对他们作更强的诱惑。火车所穿过的地方，处处是矮屋茅棚集成的乡村。当电灯开得闪亮的特别夜快通车的头贰等车厢载了正在喷雪茄、吃大菜的洋装阔客而通过这些乡村的时候，在乡村人看来正像一朵载着一群活神仙的彩云飞驰而过。由此想见都会真是天堂一般的好地方；然而在他们是可望而不可接的！飞机轧轧地在乡村的天空中盘旋。有时司机人要装威风给乡下人看，故意飞得很低，几乎带倒了草棚的屋脊，吓得屋里的人逃出屋外来，屋外的人逃进屋里去。慢吞吞地荡着摆渡船的人举头望着风驰电掣的飞机，当作大鹏鸟看，不相信这是和他的摆渡船同类的一种交通器具。
最活跃地把都会之音输送到乡村来诱惑乡下人的，莫如最近盛行的无线电收音机。不久以前，乡下的老太太们听了留声机“唱洋戏”，曾经猜疑有小人躲在那小箱子里面吹唱。这个疑案尚未解决，现在又来了一种不须转动而自会吹弹歌唱的小箱子。以前的留声机所唱的，虽然乡下人都称为“洋戏”，其实就是乡村间常演的“戏文”里的腔调，在乡下人都能鉴赏；这不是都会专有之音，而是乡村原有之音，故对于环境总算是调和的。现在的收音机所发的音，就有许多与乡村很不调和的都会之音：油腔滑调的对白，都会风的弹唱，“像煞有介事”的演说，“肉麻连气”的跳舞音乐，加之以各大马路各大商店的广告。娇滴滴的女声抑扬顿挫说着：“诸位要新式服装，请到×马路××绸缎局。花样时新，价钱便宜，招待诚恳。公馆里打电话来，立刻把货样送到府上。电话号吗×××××，请注意”。“诸位要吃大菜，请到×马路××公司，物事精美，招待周到。座位幽雅，价钱相巧”。下面仰起了头听着的是一班鹑衣百结而面有菜色的农人，不过这菜色不是大菜之色。收音机不啻是专把繁华的都会的幸福报告给穷屈的乡村人听的机器。
以上所说，自火柴以至收音机，都是物质文明对人生的贡献，都是传人乡村的都会之音。然而乡村人从这些所受得的是什么呢？无他，只有惊异、诱惑和可笑的不称。“乡下人拾得了苏州袜带儿”，原是不用的，除非换过周身的衣服，造过房子，讨过老婆。现在中国无数的乡村，好比无数拾得了苏州袜带儿的乡下人，但他们都没有换过衣服，造过房子，讨过老婆，而被强迫用着这条时髦的袜带儿，因此演成了可笑的状态。
都会之音用了种种方式传达到乡村去，使得乡村好像乡下人拾得了苏州袜带儿。乡村之音也可用种种方式传达到都会去。但恐都会对他们好像苏州人拾得了乡下破草鞋，丢进垃圾桶里了。
原集《都会之音》代序。廿四年四月十二日作
载第2卷第5期（1935年5月20日出版）
补考——“仕而优则学”的又一解
……
楼栖
我在《野草》上《应考》的文章，给一位在长沙“仕而”未“优”的朋友读到了，写了信来，提出他的不同的意见。转述无趣，不如节录：
不过，据我所知，似乎还有一些仕而优的人，他不但学而已矣，而且还是一切学术的权威大师，甚或垄断一切学术。他常常批评谁的文章放屁，谁的书读得太少，又指给人读那种有价值的书，或不许看那种没价值的书……
诚如这位朋友云，比我说的是“更胜一筹”了，那就算我前次的“应考”是落第了吧。
尽管一个人的出身怎样微贱，但一旦跃登“仕”途，高踞“优”缺，那他就可以自命不凡，一切学术仿佛都给他捏在掌握里。其原由大抵不外是：“文章乃千古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过去科举时代，“仕而优”者往往就是“学而优”者。革命以后，虽然时移势易，情境不同，但余风犹在，依然值得神往。不学的人，偏偏要借古人而自重，用以掩饰过去的微贱，抑且企图挤身于士林。早几年前，拼命提倡读经的英雄，并不是钻研有素的经学大家，倒是用枪杆打出了江山的“仕而优”者——正是一个好例。
“学而优”者不“仕”以后，过去的光荣从此没落了，“学”和“仕”便真正脱了节。然而学者毕竟是学者，究竟还有一点虚名，但虚名也毕竟是虚名，始终免不了要卖身投靠，而买之的人，便索性连这仅有的虚名也给取而代之了。这样，一方面说明了中国毕竟“革”过了“命”，但同时也说明了这“命”“革”得怎样的合乎“中庸”，一点也不偏激。
中国的“学而优”，一向就只是一个虚名，只要能够“仕而优”，学优与否倒是不成问题的。这也不是革命以后的事，而是早已如此的了。科举时代，“学而优”是“仕而优”的敲门砖，但后来可以捐官——不学也能仕了。再演变下去，枪杆打定了江山，“学而优”就变作了“仕而优”的垫脚凳，那些“仕而优”者要做“一切学术的权威大师”，甚而要这样，要那样，正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不信，你试查查那些主考官的底细去看！
一九四二年三月抄于桂林
载四卷一、二期合刊（1942年5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