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艺术展上看到一组摄影作品，由国外知名艺术家拍摄，每张最显眼的位置都有一个穿制服的人，分别是警察、消防员、便利店收银员、酒店服务生、护士还有园丁，被摄者是同一个人。这时，制服不单是一套衣服，它所代表的是一种职业，一个身份。人在穿上制服时，瞬间便有了自己的定位。多数情况下，定位是很难被打破的，因为需要勇气，要放下手中已有的，才能去接去取之前没有的，只有空的容器才能够装东西。
我也更换过很多的衣服，最小的时候是母亲的旧衣改的，大了便有了两三套集市购买的廉价衣服，反复穿，有破损和褪色时，还是舍不得扔掉。在我成年的那一年，爷爷用他大半的积蓄为我买了一整套绸缎的衣服，包括一顶白狐皮的帽子，这是我们哈萨克族的传统服饰，通常只在最隆重的时刻穿戴齐全。他偷偷藏起来，在我十六岁生日那天，小心翼翼地双手捧给我，并告诉我这里面满含着祝福，将来一定会带给我好运气，我无比珍爱地接过来，抚摸着色彩绚丽、光滑如水的缎子，也接下了爷爷眼中最体面的馈赠。
我是在那拉提草原长大的，这片位于新疆伊犁河谷东部的圣地，是最先看到太阳的地方。在家乡，苍茫的蓝天下，是望不到边际的大草原，春天末尾，几场漂泊不定的疾雨一下，顷刻间便成了一整块绿色的绒毯。洁白如雪的羊群星星点点地散开，三五成群低头吃草，饱了便休憩嬉戏。白云如絮，苍鹰盘旋。举目眺望，远处便是群山层叠，白雪皑皑的那拉提山脉。每到这时，我总会放声歌唱。
说这番话的时候，感觉又吹到了来自草原的风，携带着青草的香气拂面而来。而此时，我已经远离故乡七年多，中间只回去过三次。
我的名字是古丽。在哈萨克语中，古丽是花儿的意思。从小就很喜欢花，开花的时候，草原就像穿上了粉色的新衣服。花朵随风摇摆，舞姿让我着迷。我常常坐在马背上，追逐着望不到边的花朵，就这样不停地策马奔跑，从午后到黄昏，但花朵还在延伸铺开，一直开到了地的尽头。这时我想，地的尽头应该也是草原。
回到家的时候，我把一大捧粉色的花递给爷爷看。爷爷却在叹气。他说古丽，这是狼毒花，扔了吧。我不知道这样漂亮的花朵，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但是没过多久草便少了，而花愈加的茂盛。羊没有足够的食物吃，我们便只能将家驮在马背上，向远方迁移。
再后来，我的梦中经常出现大片大片的狼毒花。它们生机勃勃，妖娆诡异。仿佛是同一个梦境，却一次次在里面走失，我觉得这不是好的兆头。
连续几年，我们都带领着羊群不断迁移，走走停停，寻找临近水源，又水草丰茂的地方。终于有一天，我们在一条大河的旁边驻扎下来，河的不远处有一颗古老的大树，树下留有大量的堆叠的白石，我猜曾有许多人在此停留祈福。
后来的若干年都是一样的。每天我都会跑到树下玩耍，玩累了便靠着大树和它说话，它是神树，一定能听懂。也会郑重其事地许愿，每许下一个愿望，便将一块石头垒上去，然后再爬到树上系一根红布条。其实愿望都是相似的，希望爷爷身体健康，小羊平安长大。后来我去省城读书，每年放假回来，爷爷就一个人照看羊群。起初我不愿去读书，不想留他一个人，但他却无比坚定地赶我上路。后来爷爷告诉我，父母亲和他一样，都没读过几天书，有年冬天他们为了多赚点钱，一起去矿井背煤，结果瓦斯爆炸，再也没能上来。那年我只有四岁。
读完大学后我还是选择回来，世界再大，我和爷爷还有羊群在一起就够了。读书不为别的，为的是有知识，而有知识则是为了懂道理，爷爷老了，我要一直照顾他，不会再离开。我还是像小时候一样，跑去树下许愿，从前的红布条都褪色了，我又挂上新的，石头也越垒越多，我却开始怀疑树神是否真的听见了。
那夜，马头琴的旋律格外苍凉。爷爷早已经苍老，却还必须一次次面对打击。狼再次在深夜袭击了羊群，这已经是一个月里的第七次。每次我们在雪地里追击狼群留下的足印，最终发现的总是白雪覆盖下，小羊残缺不全的尸体，无法被吃掉的头和尾，拖拽在外的内脏，冰雪上凝结起来的斑驳血迹，这一切都触目惊心。
爷爷忍住悲痛对我说：“古丽，你是草原的女儿，要坚强，不要哭。”
我们总是大度乐观，近乎虔诚地承接着上天的恩赐和愤怒。失去了羊，就失去了今后生活的保障，这是全部也是唯一的财物，是所有生活的来源。而爷爷终于也没能熬过那一年的冬天，从那刻起，我的故乡便成了伤心地。卖掉剩余的羊后，我决定离开，仅仅是为了活下去。
沉默中，我掉下了眼泪。天沁拉住我的手，然后把另一只手盖在我的手背上。
还没有恢复供电，临时帐篷里有我们带过来的蜡烛，每天夜里我们都只点小小的一个。在温暖的光线下，她平和地微笑着说：“如果你的爷爷没有过世，如果你们没有失去羊群，你会离开故乡吗？”我想了想然后肯定地摇头。她说：“世间所有的事情都是互有因果的，人生的修炼，很大一部分在于接纳生命的无常，如果你无法心平气和地看待从前，说明你还不够强大，把心放大退远后再看，不要执迷过去，但应感恩现在，同时明晰即便是现在发生的，也必将过去，只有爱和希望才可以传递并得以长存。”
我点头，天沁的格局与见识再次让我自愧不如。其实在两年前的慈善晚宴上，我就已经见过她。
那是在我成名之后，参加过很多类似的晚宴，人们穿着体面，手持香槟，优雅地穿梭在典雅辉煌的会场。捐赠完毕之后，便是社交的时尚派对，男士们畅谈时局，拉拢生意，寻找机会合作，女士们则貌似亲密地簇拥穿梭，抬手间，有意无意地展示新购的钻石和包包，话题不外乎购物美容、旅游度假。这样的活动也通常会邀请艺术圈、文艺圈或者演艺圈的人参加，以提升活动的质感。有时觉得，慈善只是一个冠冕的前戏，总是差不多的一群人聚合在一起，也不时会有其他圈子的新朋友加入进来。当然最终也帮到很多人，包括慈善活动的施者和受者。
而就是在类似的某个慈善酒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天沁。
从主持人笑意盈盈的介绍中，我得知她就是慈航绿色基金会的主席，那个走遍中国偏远山区的台湾女子，为了帮助到更多人而选择离开家人，坚持自己的梦想做了整整十年的志愿者。她的名字叫天沁。
我仍清晰地记得当日，幻灯片里循环播放的照片，一双双干裂枯槁伸向天空的手，面带微笑但门牙缺失的煤矿工熏黑的脸，因常年背负重物而肩部凹陷的佝偻背影，垃圾山前消瘦母亲怀中挣扎着的婴儿，肮脏河水边一群赤身准备游泳的男孩，在坍塌房屋前绝望抹泪的白发老人……而这些照片一律都是黑白的。
在每幅震撼人心的黑白照片后，都紧跟着奢华迷醉的彩色照片，暖色灯光下摆盘讲究、色彩诱人的分子料理；手工蕾丝上缀满珍珠的高定礼服；顶上排满氢气球，地上铺满玫瑰花瓣，桌上排满香槟的派对包房；迷幻灯光下，赤裸上身一字排开，疯狂扭动的外籍舞男；正在路边抽烟，妆容浓重，戴紫色假发的派对女孩；上下总共七层，缀满淡紫色和淡粉色糖霜花朵的蛋糕……
当这些图片交替着出现时，强烈的震撼对比让我有一种落泪的冲动，是无法言喻的难过。我转过脸时，看见身旁的人群也都有着相似的表情。
最后天沁本人走上台，简短的发言后便微笑着离开，我始终记得她说的话。
她说：“这些照片都是由我拍摄的，彩色照片拍摄于早年，黑白的则拍摄于最近这十年，当我第一次来到贫困地区时，惊讶地发现原来钱的概念真的可以这么不一样。一千块钱可以是一个人一顿法国菜的价格，前提是你不能点太贵的红酒，也可以是一百个贫困小孩一天的伙食费。我们何其幸运，能生活在彩色的照片中，享受物质带来的欢愉与沉醉，而黑白照片里的人同我们一样，都真实共存于同一个国度，他们贫瘠，衰弱，幼小，但我们却有能力帮助到他们，这是何等的荣耀，所以请大家拿出贵族精神，分享你们的成功，谢谢。”
她深深地鞠躬，然后挺直地站立起来，向所有人微笑。有一个瞬间，大厅里鸦雀无声，下一个瞬间，一个人鼓掌，然后所有人都像被惊醒一样，掌声一齐爆发，久久不散。
我说：“天沁，其实我一直都记得，那晚发言时你穿着藏青色的暗纹旗袍，头发盘起，露出修长的脖子。脸上虽有晒伤的痕迹，你仍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女子。”
她笑笑说：“其实古丽，若干年前容颜也曾是我最在乎的。但后来，对于美的理解已有所不同，没有黑眼线和假睫毛，没有粉底液和遮瑕霜，美可以是清晰的表达而非刻意的掩盖。现在我仍是爱美的，每天出门前都会涂上淡色口红，但这种爱美却趋于平和，因为坦然，于是便更自由了。”
最后她说：“早点休息吧，我去看看他们还需要什么。”我说：“我们一起去吧。”她说好，然后小心地吹熄蜡烛。
走到外面，四周围是星罗棋布的帐篷群，绵延数百米。有些帐篷里还有微弱的手电筒光亮。我们一前一后，走过一排排狭小的过道，安慰心事重重无法入睡的人们，询问受伤者有什么需要，抱住惊魂未定，刚从梦中哭醒的小孩，轻轻安抚他蜷缩成一团的身体，直到再度入睡。回到帐篷时，已过了十二点，身体筋疲力尽时，头脑却始终清醒，睡前我仍不禁回忆当时的情景，心中隐约有伤感，比起当时天沁又好像苍老了，但她的美却从来不曾改变。就像在纷杂烦乱的尘世间，一朵洁白无瑕的睡莲。
五点的时候，我隐约听到闹钟震动的声音，睁开眼睛，天沁同往常一样，把钟从枕头底下拿出来，摸索着轻声穿好衣服起床。天还是很暗，有微弱的光线从外面透进来。我努力让自己醒了醒，然后也跟着起来。
起床后的每分钟都像在战斗，大卡车陆续运送过来最需要的物资，包括水、饼干和方便面。由志愿者们组成的传送带，从车上一箱箱传递进入临时仓库，清点整理后再分发到每个灾民手中。情况已经好了很多，有新鲜蔬菜和肉送过来，干粮之外终于可以有久违的食物。
分发完成之后，我和天沁接着帮忙清洗蔬菜，饮用水仍旧非常宝贵，为了预防污染，附近的河水与井水一律都不能用。将蔬菜浸入大木盆，我们坐在板凳上，分两次清洗着绿叶菜。洗完后送去切，然后放在大铁锅里翻炒，因为食材有限，肉被切得极薄，但不管怎样终于有肉了，大家心中仍然欢喜。
用来翻炒的工具是大铁锹，当然已经消过毒，很沉但也非常实用。往临时支起的灶台里加柴火，火旺时扬起的烟非常大，风不断改变着方向从四面八方吹来，我们都笑着不停地咳嗽，几乎睁不开眼。早就闻到了饭香的人们开始排队，队伍很长，但丝毫没有混乱的迹象。灾难面前，人们都更加友好和团结了。
用来盛菜的容器也是各式各样的，很少有像样的碗，更多的只是方便面吃剩下的盒子，人们都小心地捧着，露出满足的笑容，原来满足可以这样的简单。只是后面还有排队的人，菜饭已经分发完了，人们无奈地散去，我和天沁也停了下来，喘口气然后开始吃早上到现在的第一顿方便面。
因为水没开，所以面也泡不开，里头仍然发硬。天沁说：“吃了这么多天方便面，一定很不舒服吧。”我说：“其实饿的时候，有什么都是好吃的。再说我也喜欢面食，可以一连吃好几个月呢。”她笑笑说：“从前我一直不喜欢面食，只食米饭。后来细想，吃东西也只是为了满足从口到喉的一小段，所以吃什么都是一样的，但是胃还是会提抗议，不过再后来也就习惯了。”我笑：“南方人和北方人确实会有不同的。如果爷爷没有去世，我想自己永远也不会离开那拉提。所以与你不同，我一路走来，更像是命运的驱使而非主动的选择。”
卖掉剩下的羊之后，也告别了挂满红布条的老树，我把爷爷就葬在树下。黄昏时分，草原的风吹着满树的红带子扑扑作响，最后一次跪在石堆前许愿，希望树神可以陪伴和保佑爷爷。我穿着成年那天爷爷送我的漂亮衣服，踏上火车，奔向远方不可知的未来。白色的狐狸皮帽子在风中如麦浪般舞动。
在火车上坐了整整三天两夜后，我来到了上海，曾经听很多人提起的梦想之地。临近春节，我到的那天正是大多数异乡客回家过年的日子。在火车站的广场上，到处都是准备离开的人。他们坐在墙角下、栏杆前，有些直接躺在冰冷的石地上睡觉，头的下方枕着看不清颜色的包袱。多数独自一人的打工者都是神情呆滞的，也有三五成群坐在地上打牌的，脸色通红，像喝醉了酒一样。此外还看到穿着很少的女子，桃红色迷你裙，肆无忌惮坐在地上，脸上擦了很多粉而显得过白，但她不停往嘴里送零食的手却是黝黑的。人们像蝼蚁一样微不足道，又到处都是。缓缓行进在深色衣服的人海中，很多人都在窃窃私语并回头看我，光鲜斑斓的服饰太郑重也太醒目了。
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面馆前，我停下脚步，肚子一直在叫，而火车上的盒饭又非常贵，吃完了带出来的肉干和面饼后，我便没舍得再买。现在要了一碗清汤面，很快地吃完后，我又坐了一会儿，想尽快找一份工作，此外，还得找个地方先住下。向老板娘打听，她说北广场往小弄堂里走有几个职业介绍所，可以去那里看看。我点头道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