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清廷旧制，胡雪岩还有另外一层看法。更多的人只是畏惧官府，没有想到驾驭官府。胡雪岩起初倒也不会有驾驭官府之想。但是在他所帮助的王有龄升官之后，他逐渐发现自己借王有龄获得的便利甚多。首先是资金周转便利，因为有了官府之流转金作依托；其次发现官府的很多事自己却可以以商业活动完成，即减少了官僚办事的低效，自己也赚取了利润；第三是自己借了官府之名，能做到许多以商人身份很难涉足之事。
所以后来胡雪岩对于利用旧制有了信心。开始他并不愿捐官，认为生意人和做官的人在一起别扭。后来想法变了，既然官府与生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就不妨捐官，涉入官场。这样做其实也是以最小投入，完成最大产出。这一想法使胡雪岩大大改变，由“圆柔”转到“方刚”。
胡雪岩在人们心目中，其最大特点就是“官商”，也就是人们说的“红顶商人。”这“红顶”很具象征意义，因为它是朝廷赏发的。戴上它，意味着胡雪岩受到了皇帝的恩宠。
事实上，它意味着皇帝肯定了胡雪岩所从事的商业活动的合法性。既然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所保护的人自然也不应受到掣肘。从另一个角度看，皇帝的至高无上也保证了被保护人的信誉。所以王公大臣才能很放心地把大把银子存入阜康钱庄。
胡雪岩一面获得了信用，另一方面也清扫了在封建时代无所不在的对商人的干预，所以才能让他如同一个真正的商人那样从事商业活动。
照胡雪岩的看法，就是商人对客户讲信用，官府对朝廷讲良心。商人只管自己是否说了话算数，是对自己的服务对象——客户——来讲的。官府只管自己做事是否对得起朝廷。
两者对象不同，原则不同，假如各行其事，各司其职，整个社会便井然有序。否则就只会增加混乱，而于事无补。
对于洋人和洋务，胡雪岩因为身处沿海，最先看到洋人的坚船利炮，最先与洋人打交道。当然，这里边也有利益的考虑而且自始至终，胡雪岩商业利润中很大一部分，都来源于他从购买军火、购买外国机器、筹借洋款的活动中。他依附官府，维持社会大秩序，最终开拓出一个经营好环境。
与洋人打交道，他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洋人的政府与清朝政府不一样。清朝的政府商人稍有赢利，他就想来分沾你的好处，恨不得一口把你吞下去。一旦好处得不到，他便处处给商人使绊，你不得安全，直到让你破产。
洋人的政府，帮助洋人做生意。你没钱他放款给你，你越洋做生意它派了军舰保护你。一旦中国人欠了钱，他就把枪炮对准中国的城市，甚至自己的商人无理，他还处处袒护。
至于洋人自身，在胡雪岩看来，也有他们的好处。他们的好处就是讲道理，讲信用。
你认认真真去和他做生意，他也就认认真真和你谈，不会想到生意之外的歪点子。中国的商人就不同，他在商业上做不赢你，逮着机会，他就会在其它方面坑你。比如利用地方流氓势力，比如利用官府。所以胡雪岩觉得，很多时候，和中国自己的商人打交道很吃力，和洋人打交道，就很省劲儿。洋人的整个体制，已经大大减少了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成本。这样倒过来看，胡雪岩的成功就更显得来之不易。中国的商人，办成同样的一件事，付出的心血要更多。
胡雪岩这些过人的素质，使他成为一个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哲商，并在经商的过程中不断感悟，不断升华，他的智慧和商业活动也就不断通向一个炉火纯青的境界。
而这一切正是他善于网织人际关系的结果。
11.基辛格：世界上最高明的外交专家
世界上最高明的外交专家之一当属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基辛格是一位出生于德国南部农村的犹太人后裔，犹太人和欧洲人的传统观念对他的思维方式和交际模式都有着重大影响，因此形成了他那独特的思想与交际风格。他的交际哲学和交际策略被称为“基辛格法则”。
基辛格说话、做事非常严谨，尤其在同那些难缠的而又无孔不入的新闻记者打交道时，表现得尤其慎重。面对新闻记者们提出的一些尖锐棘手问题，他或者故意装糊涂，或者插科打诨，令一心想从他嘴里弄出点有价值的新闻记者们徒呼无奈。
“基辛格法则”实际上是他信奉其导师和启蒙者梅特涅的秘诀。梅特涅独特的交际手段是：告诉俄国沙皇一个“秘密”，又告诉法国国王一个“秘密”，再告诉普鲁士国王一个“秘密”。因为他深知这些国王之间将互相封锁消息，而要在许多年以后才会相互公开各自掌握的所谓“秘密”，而梅特涅在这之前就已经达到了自己的预期目的。
在中东问题的外交斡旋中，基辛格采取的就是梅特涅的做法：他对埃及总统萨达特说一套，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说一套，对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说的又是另一套，而对伊朗国王倒是说了一半真话。由于他掌握了心理学的一般技巧，确信他们之间互不信任，绝不会交换他们了解掌握的秘密情况，这样一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基辛格在中东地区便可以左右逢源了。
但是，从内心来讲，基辛格并不打算就阿拉伯石油生产国所关心的石油价格问题制定某项政策，他满脑子想的是怎样能使巴列维国王统治的伊朗成为一个能与前苏联对峙的强大军事堡垒，以保证整个中东产油区的交通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畅通无阻。1971年以后，基辛格曾多次约见伊朗国王，向国王保证，在建设伊朗陆海空军的过程中，国王可以向美国要求提供一切必要的先进武器。伊朗国王非常理解基辛格的意图，他在购买美国最新式武器方面的胃口越来越大，以至于根本就不考虑价格问题。伊朗不再有足够的钱来购买如此昂贵的武器了，然而，石油禁运和石油市场紧张使国王有了解决这个恼人问题的可能，只需要提高每桶石油的价格就行。国王将用这种办法重振伊朗的财政，从而可以继续向美国订购武器。
在这个问题上，基辛格和伊朗国王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在中东地区，基辛格依靠的另一个支柱是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对美国的依赖并不表现在军事方面，而在财政方面。基辛格要求沙特给美国以经常性的支持，大量购买美国的债券。正是出于这种目的，他与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举行了谈判。费萨尔向基辛格提出，他准备继续支持作为目前各海湾国家惟一的储备货币的美元。但是，如果石油市场受到反复冲击，沙特阿拉伯将难以做到这一点。因此，他强烈要求基辛格对伊朗国王施加压力，制止他在石油提价问题上不时地采取“鲁莽行动”。
两星期后，基辛格乘专机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马上会见了巴列维国王。他们讨论了该地区的军事形势以及向伊朗军队提供新式武器装备问题，但是只字未提石油。当伊朗国王顺便提出，在未来的几个月中需要通过石油提价获得更多的石油收入时，基辛格表示同意。
不久以后，沙特国王费萨尔收到一份由伊朗国王亲自提供的关于美伊两国会谈的谈判纪要，费萨尔国王对纪要的内容简直感到难以置信。于是，他认真琢磨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伊朗国王的野心、中东地区的经济军事力量的平衡势态，以及有关这一地区的稳定和前途问题。1个月之后，当基辛格再次来到沙特时，中东石油价格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内已几次连续上涨。沙特阿拉伯国王弄不清楚基辛格的最终目标究竟是什么，甚至连他思前想后发展的脉络也没摸清，后来费萨尔才明白基辛格在玩弄两面手法。他强烈要求美国公布反对伊朗国王破坏石油输出国内部协调一致的公约，制止伊朗实施的威胁整个中东地区稳定的石油政策。然而，美国拒绝了这一谈判建议。这就是闻名的“基辛格法则”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