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学非所用，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混官做。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决心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试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功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所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和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曳兵而去，或者做了恶势力的俘虏。你在那俘虏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在社会的顺民了。
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人生的追求。有什么好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和理论上的疑难。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为”的求知识了。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两个值得解答的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保持求学问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逗你去想它，天天引诱你去解决它，天天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何它——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功夫也得偷出功夫去陪她，没钱也得撙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能时时有疑难问题来逼你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智识环境中，你也会慢慢的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的智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伽利略（Galieo）和牛顿（Newton）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已。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答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得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的而和你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往往成了苦工，就感觉不到兴趣了。为糊口而作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理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也应该有他非职业的玩意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凡一个人用他的闲暇来做的事业，都是他的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重要，因为一个人的前程往往会靠他怎样利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了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19世纪的两个哲人，密尔（J．S．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善用它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业余的兴趣，使我们的精神有所寄托，使我们的剩余精力有所施展。有了这种心爱的顽艺儿，你就做六个钟头抹桌子功夫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点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剧，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你总得有一点信心。”古人说：“信心可以移山。”又说：“只要功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穷教授叫做费希特的，天天在讲堂上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费希特死的时候（1814年），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获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一粒一粒地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有的信心。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地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地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
你不信吗？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法郎的赔款。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终日埋头在他的试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1）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2）每一种传染病都是由于一种微菌在生物体中的发展；（3）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下，可以减轻毒力，使它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的关系。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的医学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除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灭除了二千万法郎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Huxiey）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法郎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绩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和试验室。他绝不想他的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法郎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导读］
功不唐捐
本文是胡适先生1932年6月27日在北大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当时他的身份是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担心青年学子毕业离开象牙塔后进入社会，有可能随波逐流，失去求知的欲望。为了鼓励学生们坚持对于理想和人生的追求，胡适提出了保持求知欲和对人生理想追求的三个方法：一是“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研究和思考问题，保持求知欲，继续增长见识。二是“多方发展业余的兴趣，使我们的精神有所寄托，使我们的剩余精力有所施展”。职业也许枯燥无味，只是谋生的手段，兴趣爱好可以让社会变得丰富多彩，保持精神追求。三是要坚定信心，“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即有志者事竟成。
胡适这篇演说尽管离现在有80多年了，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政治变迁，经济和社会有了极大的发展，但我们今日读来仍感到有着极大的现实感，仿佛这些忠告是针对今日学生所言。今日之中国社会，物质生活比80年前可谓翻天覆地，但精神追求却鲜有进步。因为扩招，今日之大学生与80年前相比，与30年前相比，已从“天之骄子”变成普通的学子。胡适担心大学生毕业后丢失理想和追求，而今日所忧虑乃是在大学时代很多人就丧失了人生的理想和追求。许多学生只是将大学当作职业培训的场所，沾染了很强的功利色彩；还有不少学生沉湎于游戏和言情剧中，浑浑噩噩地虚度四年。俗话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如果没有理想的支持和人生的定位，仅仅为了追求金钱，无论创业和工作，都无法走得更远，精彩的人生就会大为褪色。当年胡适对大学毕业生的希望和建议，依今日之情形，须提前用于高中毕业进入大学的同学们：在大学中，要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研究和思考，保持求知欲；除了学习专业技能外，还有“多方发展业余的兴趣”，充实大学生活；要坚定信心，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今日之努力，必有将来之大收成”。
注释
[1]《独立评论》第7号，1932年7月3日。
经典九
关于同情[1]
亚当·斯密
不论你可以认为人是多么的自私，然而在他的天性中都明显地有着某种情感，使他关心他人的命运，使他需要他人的幸福，尽管他从他人的幸福中得不到任何东西，除了看了感觉愉快以外。属于这一类的天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它是当我们及其生动地看到或生动地想象到他人的痛苦时，我们所感受到的一种感情。我们常时由于看到他人的悲伤而悲伤，这是一个无需任何例证的十分明显的事实。因为这种情感像人类天性中所有的其他原始感情一样，它决不局限于有道德的和仁慈的人。尽管他们可能感受得最深刻和最细腻。即使是最大的恶棍、最冷酷的罪犯也并不是全然没有一点同情心。
……
当不幸的人们找到了一个能够向他倾诉自己悲痛的人时，他们是感到如何的宽慰啊！他们仿佛把他们痛苦的一部分分给了作为听众的他：可以恰当地说，他与他们分享了他们的痛苦。他不仅感到了一种与他们所感受的相同的痛苦，而且他仿佛从中分走了一部分痛苦，仿佛减轻了他们所感受的重压。而且他们通过讲述自己的不幸，在某种程度上又会重新记起他们的悲痛。于是他们的泪水流得比以前更快了，他们只想尽情地大哭一场。他们在这一切中得到快慰，而且他们明显地感到通过这一哭轻松了许多。因此，对不幸的人们的灾难表现冷淡是对他们所能给予的最残酷的打击。对我们同伴的快乐置若罔闻只不过是没有礼貌；当他们向我们诉说他们的苦恼时，不表现出一副严肃的面孔则是真正的十足的非人道。
……
由于在任何一个事件中主要当事人都高兴能看到我们对他的同情，而得不到我们的同情就感到受了伤害。所以在我们能够给予同情时，我们也显得高兴；而不能给予同情时，我们也显得受了伤害。我们不仅受向成功者祝贺，而且也乐于安慰受折磨的人。我们从与内心情感上我们所同情的人的谈话中得到的乐趣，似乎远远补偿了我们在看到他的处境时所给我们的悲伤和痛苦。相反，我们还总是会因为不能同情他而感到不快；我们并不会因为免除了这种同情的痛苦而感到高兴，反而因为我们不能与他分享痛苦而感到受了伤害。
［导读］
乐于同情
亚当·斯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名声如雷贯耳。他在《国富论》一书中指出，自私是人的天性，市场参与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受“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最后会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亚当·斯密还是一个伦理学家。他在著作《道德情感论》中揭示并阐述了人性的另一侧面：同情。可以说，《道德情感论》与《国富论》是姐妹篇，是斯密对于人性的互为补充的两个不同侧面的深入探究和揭示，也是我们全面把握亚当·斯密的思想所必读的两本书。
斯密在《道德情感论中》指出，关心别人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的牵挂，这就是同情。同情是人的天性。他认为，不仅悲伤者会因为得到人们的同情而减轻自己的悲伤，人们在给予他人以同情时也能感受到快乐。
当然，天性也是需要后天加以发掘、培育的。愿我们的同情之天性能开出更艳丽的花朵，结出更美好的社会和谐之果。
注释
[1]亚当·斯密著：《道德情感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