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兆祥无所谓地说：“洗一洗不就完了。”
赛夫人又瞪了他一眼，进内室了。
我笑着说：“老朋友，那是你的女儿吗？”
赛兆祥说：“是，中国名字叫叫赛珍珠，来中国的时候才半岁，现在她的汉语比英语还纯熟呢。”
我笑了笑，没说什么。纵然我有大商人的禀赋，纵然我能在长江上呼风唤雨，我也无论如何都没想到，这个脏乎乎的小姑娘，四十年后为这个家族获取了莫大的荣誉。
我来到上海，充分利用报纸传媒向全世界叫卖庐山的地皮，每块300银元。我动用了所有能想得出的文字，将庐山说成了世界的最后一块净土，其清凉和纯美完全是上帝的恩赐。另外我还在报纸上登出了几张照片，这一招果然奏效了。
那年月中国热病盛行，蚊虫极多，卫生条件更是差到了极点。很多洋人一到夏天就告诉孩子，没消过毒的东西碰一下就会死人。所以我的地产生意非常兴隆，地价也一连爆涨了几倍。
后来我不得不成立了牯岭公司，专门负责炒作地皮。如今我甚至有点怀念那个叫苟师的家伙了，这小子的油滑居然成全了我李德立，造化弄人！
由于成功的宣传，不少法国人、俄国人、美国人、德国人纷纷登上庐山，一时间庐山上充斥着世界各地的金发碧眼的洋人。
第二年我回到庐山别墅时，在山下竟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来欢迎我的都是附近的中国穷人，他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全体向我伸出了大指。后来我才弄明白，由于洋人太多了，运输、建筑和相关的服务业相继兴起，山民的就业问题全解决了，很多家庭还过上了前所未有的好日子。
据说有个木不识丁的轿夫，能流利地说出十三国的语言，还说得文诹诹的，真了不起。我隐隐地感觉到，自己将彻底改变庐山的历史了。
由于我们对当地政府不大信任，便自行组织了巡警队伍，警力来源大多是当地人，领队是西方人。我临死前依然能记起来，有个当地年轻人第一次穿上西方制服的样子，他受宠若惊，手足无措，兴奋异常，那模样别提多好笑了。
后来为了应付山上人口激增的局面，我们又成立了大英执事会，我成为当仁不让的主席。执事会完全按照西方的民主模式选举而出，我们管理庐山的日常事物、审批建设项目，与当地政府交涉。我敢说，中国第一块民主试验田就是庐山，虽然参与的是外国人，但受惠者却包括了最底层的中国老百姓。
随着我的影响越来越大，我成了庐山的名人，每日都有我的谣言四下传播，几乎都快成娱乐人物了。有一次我去上海办事，归途的船上竟听到了李德立被人打死的消息，气得我一天没吃下饭去。这种谣言本来是演员的专利，怎么会轮到我头呢？
对了，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一下。大约一年后，赛兆祥在庐山购买了一块地皮。他财力有限，只建了一所小别墅。我又见到了那个叫赛珍珠的小姑娘，她长高了，但眉宇中充满了忧伤。赛兆祥说：她是想念镇江的中国小朋友。
庐山聚集了许多民族，人员结构也是人形形色色的，于是各种式样的建筑拨地而起。后来有人提出要统一建筑风格，我向英国工程师甘·约翰请教，他说：“什么风格？没有风格就是最大的风格。”
我恍然大悟，便希望大家自由发挥，从此庐山别墅群呈现出风格多样，自由率性的姿态，几乎囊括了各种西方风格的建筑。后来我们又正式修建了九江到庐山的公路，并在轱岭修建道路、树立路灯、铺设草坪，甚至建了一座街心公园。大约十年后轱岭以一种全盘西化的派头呈现了，所有到过庐山的人都会惊诧于它的超凡脱俗。
我是轱岭的皇帝，但我的事业并非全在庐山，我往返于上海、汉口，基本上是一个商人了。
有一次我在山路上散步，看到个十来岁的小姑娘手捧一大把花朵，兴高采烈地跑过来。
我叫道：“珍珠你好。”
珍珠说：“李叔叔你好。”
我指着她手里的花道：“紫薇，百合！真漂亮。你知道吗？现在是黄百合盛开的季节，很少见的。”
珍珠却愁眉苦脸地说；“但黄百合的花期只有一天，太短暂了，我舍不得摘她。”
我半晌未语，这孩子真敏感啊！敏感的孩子总会萌生很多痛苦。
轱岭已经变成了一座小城市，有数千西方人，附近的中国人也从中获取了好处，他们开设店铺生意兴隆，服务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许多山外人为了找工作，甚至跑来冒充当地人，还因此发生了很多斗欧事件。我们无权处理，便把闹事的人都送到中国衙门去了。
那段时间里庐山就是一座世外桃源。
1911年，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了起义，于是南北双方以长江为界大打出手。
我当时正在上海，听到战争的消息十分焦急。是啊，无论哪一方取得了胜利，满清政府都必然要被推翻，新政权能允许轱岭的存在吗？由于担心轱岭的命运，我不得不开始研究中国的时局，可不久后，我就发现南北双方似乎都不愿意再打下去了，现在的问题谁来当总统。我决定掺和进去，向双方都卖好，无论上当政都应该对我有些好处，如此一来新当政者对轱岭没准也能网开一面了。
我以私人的名义向袁世凯和孙中山发出了议和邀请，提议双方在我上海的家中进行和谈。两个大人物地挺给面子的，没几天就派来了谈判代表。谈判之前大家在我的客厅里拍了照片，后来这张照片进了博物馆。没几天，和平谈判居然成功了，中国实现共和了。我，一个普通的英国人，竟然在一个大国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真是不可思议呀！后来孙中山还向我颁发了和平使者的勋章，我的庐山挂上了和平的勋章，估计是保住了。
后代的中国人认为，当时的洋人只要进了中国就能发大财，就能撞到大运。可实际上失败者是大多数，他们都被历史淹没了。我是个机会主义者，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握机会的，所以我这样的成功人士总是凤毛麟角，不可多得。
革命后中国进入的了动荡时期，诸侯并起，战乱不断。我隐约感到轱岭迟早将成为别人嘴里的肥肉，但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后来欧战爆发了，超级流感又夺去了四千万欧洲人的生命。庐山成了很多西方人的避难之地，我无意中又做了一件积德的事。
1921年上司委派我到澳洲进行商务活动，6后年北伐军收回了庐山的管理权，号称是中国对对西方列强的一次伟大胜利。
其实他们不过是打败了我李德立。第二年我决定在社会稳定的新西兰定居，于是我将庐山上的月照松林别墅卖了。
那座别墅曾经花费了我很大的精力，在建筑风格上我力求能够做到东西合壁。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其实我只不过是向中国人表示友好。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在别墅外的松林里散步，满眼是孤寂景象令人哀伤，我不知道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也不知道庐山的未来命运。这是我放弃轱岭的根本原因，但我并不讨厌中国人，祝他们好运吧。
此后我一直住在澳洲和新西兰。后来我听说轱岭成了中国人的夏都，在夏天所有的达官显贵云集在那里，轱岭的声音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再之后我听说野蛮的日本人又向中国开战了，日军逼近了庐山，山上的外国人纷纷逃走。
但我已经顾不得那许多了，我已经到了垂危之年，快死了。
就在临死前我又得到了另一个消息，有个叫赛珍珠的美国女作家获得了前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那是一本写中国的书，叫《大地》。我很惊奇，难道她是庐山上那个采花的小丫头吗？
我的庐山孕育了很多伟大的人物，见证了不少伟大的事件，我相信它还将继续影响中国的进程，甚至影响世界。
但我不知道，那时是否还会有人记得一个叫李德立的人。中国人都认为我是个骗子，至少他们的知识分子是这么想的，而历史往往是知识分子写出来的。管他呢，反正我已经要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