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主动戳破泡沫都没好“下场”。于是，摆在面前两条路：要么在等待泡沫“Hold不住、扛不住”而崩盘的恐惧中惶惶不可终日；要么通过资产配置主动“消泡”。
产能过剩、资本过剩、模式过剩
中国似陷入过剩泥潭。拿钢铁行业来说，2015年钢铁产能已经从2000年的不足2亿吨增至近12亿吨，相对国内钢材7亿吨市场需求量，产能利用率不足67%。中国钢铁产量超过其他4个最大钢铁生产国日本、印度、美国、俄罗斯的总和，在全球钢铁近7亿吨的过剩产能中占了大头。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平均产能利用率约为60%，不仅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当前工业利用率78.9%的水平，也低于全球制造业71.6%的平均水平。在中国目前24个行业中，22个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除了钢铁行业，过剩较严重的电解铝、电石、焦炭、水泥、平板玻璃、风电设备、光伏和造船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都低于75%。甚至连环保产业如今也出现了过剩的苗头。另据研究，1998年以来的十几年，中国经济半数以上时间处于产能过剩。2015年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化解过剩产能确定为2016年经济增长的五大任务之一。2016年两会的政府政府工作报告和闭幕会的一个焦点也都是去过剩产能，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强调“2016年要着力化解过剩产能和降本增效”。这已经是两会连续第四年关注过剩产能。而中国的过剩问题已经引起世界的担忧和不满，美媒就称中国产能过剩致钢价暴跌，中国欧盟商会更是声称，中国钢铁产能与市场需求完全脱节，中国重工业产能过剩对全球经济造成“深远”的损害。这显然把中国置于众矢之的，或将导致中国成为贸易摩擦的“靶心”。面对这一压力，中国外交部回应称，中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确实存在，但这仅仅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一个现象。
诚然，正如国内官方所言，“产能过剩是全球性问题”，而非中国独有的产物。事实上，全球都被过剩产能所困，从日用消费品、耐用消费品到资源品莫不如此。比如，宝洁就因过剩而业绩大幅下滑；面板、汽车等行业也被过剩搅得不得安宁。此外，公开数据显示，全球原油市场目前供应过剩200万桶/日，且根据IEA的报告，“全球的产量增长依然异乎寻常的高。”铁矿石同样是过剩的重灾区，根据摩根士丹利2015年研报，预计国际市场上有5000万吨至2亿吨的过剩供应量。显然，这些过剩并非全是“中国制造”。而纵观美国经济发展历程，产能和产品过剩始终存在。据研究，美国钢铁设备的利用率（即产能利用率）在40～105%之间大幅振荡，振荡的平均周期在7年左右；美国汽车制造业设备利用率在36～95%大幅摆动，平均周期为5.5年；制造业的设备平均利用率在64～89%之间摆动，平均周期为7年。产能过剩俨然已成为不散“阴魂”笼罩全球。
而比产能过剩更为严重的实际是资本过剩。自从金本位被取代，货币就从黄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各国为发展本国经济不断在货币上做文章，让货币愈发如脱缰的野马，在全球横行。金融危机根本上就是资本过剩条件下过度投机的必然结果。而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执着地在货币政策上下功夫更是给资本过剩火上浇油。数据显示，2007年，BIS统计全球外汇资金和金融衍生品年交易量曾一度达到GDP总和的67倍，虚拟经济加杠杆让资本过剩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远远超出了实体经济和市场需求可吸纳的范畴。金融危机后全球大肆印钱更导致每年新增货币量不断增加，巴克莱银行的研究显示，如今全球货币供应量已超过过去30年。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世界金融衍生品的市场规模，近年来在500-700万亿美元之间变动，约为美国GDP的40倍，世界GDP的11倍。大规模量化宽松更是放大了货币投机的交易规模，货币每日交易量从2007年4月的3.3万亿美元上升到5.3万亿美元，是中国外汇储备的1.7倍。货币投机的金融工具，货币互换的规模从2007年的14.3万亿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23.7万亿美元，增加了66%。这其中，中国从1978年到2015年中国货币M2增加了927倍，远远超过了经济和物价增长的需要。而自2007年1月以来，中国的货币供应总量M2连续超越了日本、欧洲和美国几大经济体，目前相当于欧洲和美国2倍，日本的3倍，约是这三大经济体M2总量的70%左右。在这种背景下，资本的魔力不断被放大。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约为30%；1992年后，这一比例迅速上升。2002年后，除少数年份外，投资率均超过最终消费率，2013年达到48.9%。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显示，发达国家投资率普遍在25%以内，2013年我国投资率接近50%，比“金砖四国”中的印度、巴西分别高13.9和29.7个百分点。这也就难怪产能过剩席卷全球，并成为当下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顽疾。如此规模的货币量不但成为产能过剩背后的“金主”，更放大了社会风险。巨量的过剩资本在全世界寻找栖身之地，导致产能过剩愈演愈烈不说，还在资本的四处扫荡中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动荡，进而引发社会风险。
追根溯源，市场经济本身就内置着从资本过剩到产能过剩的基因。毕竟，资本从骨子里就是需要不断寻找安身立命和不断自我膨胀的场所，而市场经济就是其沿着这一逻辑发展的肥田沃土。说到这里，资本过剩、产能过剩似乎是市场经济躲不过的宿命，而市场经济近百余年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不过，无论是资本过剩还是产能过剩，其实都只是表象，导致过剩爆发且动辄一发不可收拾的根源在于模式过剩。首先表现在经济模式上。作为一种相对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经济无疑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飞跃，并随着其表现出强大的效率而渗透、推广到全世界。但实际上，市场经济并不是只有一种表达形式，现在以发达国家为首，全球普遍推崇的其实是企业市场经济，但还存在国家市场经济、全球市场经济、平民市场经济和社会市场经济，其中，前三种市场经济模式都必然会导致资本过剩、产能过剩，特别是企业市场经济，尤其会在利润的无限追求中制造过剩。尽管企业市场经济已经愈发显现出难以规避的弊端，但人们还是在企业市场经济模式上一条道跑到黑。殊不知，过犹不及，今天困扰全球的产能过剩就是企业市场经济模式过剩或者甚嚣尘上结的恶果。与此相关，商业模式过剩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如今任何一种商业模式的出现都会迅速在全世界被复制，这在新商业模式从美国向中国“移植”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众筹、P2P等在中国的大行其道，发展规模甚至超过美国就是典型体现。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在传统行业，还是新兴领域，大量的企业一窝蜂般地复制着同样的商业模式、走着相同的路子，瞬间把同质供给推高。比较典型的就是城市综合体，在2005年至2010年期间，中国18个重点城市的商业综合体面积增加了5355万平方米，较前一个5年，综合体的增量翻了6.4倍，2010年以后城市综合体更是以大跃进般的速度建设，2015年末全国主要城市商业综合体存量面积大约达到3.6亿平方米，2016年以后更将突破4.3亿平方米。就连孵化器模式也出现了过剩。据统计，2015年，国内孵化器增加了4000余家，相当于过去26年我国孵化器的总和，约占全球孵化器数量的一半（全球孵化器大约10000家）。也就是说，正是经济模式、商业模式过剩，才让全球在产能过剩中难以自拔。而在大多数企业被过剩搞得焦头烂额甚至关门之际，优衣库、Morden House、无印良品、就试·试衣间等人气爆棚也反证了当下的产能过剩根本上是模式过剩之祸。
除此之外，国家调控模式过剩更让经济模式、商业模式过剩雪上加霜。经济危机后，以美、欧、日、中等主要经济体为主，毫无例外地开启了用货币政策抵御危机、拯救经济的模式，并将应急之策长期化、常态化。不可否认，此举确实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但金融危机演变成为经济危机根本上是原来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已经过剩了、走到头了，因此，改变原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躲不过了。但各国却躲在既有路径的“荫庇”下，“享受”着表面上的稳定，希望通过时间换空间，而鲜有改弦更张，在调整结构，探寻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上着墨。然而，这不过是不断扩大过剩的地盘。如今，实体经济的一片哀鸿演变成全球性的再一次金融动荡，就连贝莱德、高盛、巴克莱、摩根士丹利、野村证券等金融机构都已经顶不住市场的压力，开启大规模裁员，也实证了全球持续近8年的救经济模式更像是挖了一个更大的窟窿。如此来看，模式过剩才是经济发展中“孽缘深重”的“毒瘤”。而模式过剩根本上反映的是人们的思维惯性，是路径依赖、缺乏创新的必然。要摆脱过剩的困扰，唯有摆脱路径依赖华山一条路。当下蓬勃发展的新经济就是在模式上进行突围的尝试，也是全球走出过剩的希望所在。但需要强调的是，不管是新经济还是旧经济，一旦成为一种模式，就很容易在过剩中走到尽头。
戳破资产泡沫
全球尚未从美国次贷泡沫破裂后的经济危机中走出来，就又被新的泡沫破裂危机笼罩。自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近8周年，全球经济尚在低谷徘徊，全球资产价格却早已“一飞冲天”。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2015年，全球51个国家中有33个国家房屋价格指数上升。其中，澳大利亚的房价自2012年以来上涨了36%；新西兰的房价自2008年以来上涨了60%；而长期被经济衰退所困扰的日本，其银行2015年对房地产行业的贷款达到10.673万亿日元，比其经济泡沫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创出26年新高；就连享有30年房价不涨美誉的德国也“绷不住”了，过去5年德国房地产价格指数涨幅达38%，被认为已经泡沫化；美国房地产的成交量及房价也都攀上2008年以来的高点；而中国房地产的热度更让人大跌眼镜，在一片崩盘声中一线以及部分二线城市房价飙升，以致相关城市陆续重新启动抑制房产的政策。此外，2016年国际油价也大幅反弹，6月份一度比年初上涨高达90%以上，在经历再次下跌的“黑色7月”后，8月份逐渐收复大部分“失地”。黄金也一反此前的颓势，2016年半年多的时间就上涨了30%。而伴随着资产价格的膨胀，关于全球资产“泡沫化”的预警早已四起，有人称，当下情形仿若“次贷”“重回江湖”，若被引爆，其威力将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8倍。对此，越来越多的矛头指向全球主要央行，批评各国央行将资产泡沫玩成“五球不落”杂耍游戏，正是由于各国央行投机导致泡沫横行，而某些领域的泡沫正闪烁着寒冷的光芒，随时可能“吞没”整个世界。
不过，把板子都打在央行身上其实失之于简单化。毕竟，资产泡沫纷飞并非全球央行一己之力的结果，更何况全球央行在此过程中也深陷泥潭。根本上，资产泡沫的积聚是金融泡沫+货币的央行泡沫“双剑合璧”的结果。照理，金融危机的爆发已经宣布了金融泡沫的破灭，哪成想，在全球实体经济惨淡之下，没有出路的全球资本又返身到金融领域兴风作浪，重新制造金融神话。而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对金融过剩的纵容，甚至政府本身变身为“印钞机”，成为金融过剩的制造者，更是无形中给金融泡沫“撑腰”。如今，美欧日央行把货币政策数量宽松（QE）和价格宽松（负利率）运用到了极致，5个国家和地区（日本、瑞典、瑞士、丹麦、欧元区）实行负利率，2015年以来，全球55家央行降息。据欧洲央行公布的数据，欧洲2015年流通中的纸币为1.08万亿欧元，创纪录新高，这一数字几乎是10年前的2倍。2015年流通中的钞票面值较2014年增长了6.5%，为2008年以来最大涨幅。2015年底，美元M2数据是2008年M2数据的1.5倍。从实体经济被挤出的货币再加上央行源源不断释放出的货币，不断向金融领域聚集，重新吹大金融泡沫的规模。这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2008—2016年，在美国名义GDP仅增长了约23%的情况下，美国道琼斯指数从6400点涨到了18000点，美国纳斯达克指从1265点涨到了5200点附近，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从683点涨到了2100点附近。而根据德意志银行的数据，截至2015年初，全球资本市场的价值已膨胀到大约294万亿美元。其中，全球股市的资产规模已从2008年的34万亿美元增长一倍多，甚至超过了2007年的65万亿美元。以如此速度“繁衍”的金融泡沫势必会超出金融市场的承载能力，不断外溢，寻找新的安身立命的空间，而2015年全球性的股灾也对此推波助澜，大量货币持续涌向房产、黄金等实物资产领域，推高相关资产价格。
如此一来，央行实际上已经走上了被迫发钞的“绝路”：货币泡沫推动资产泡沫，而资产泡沫急剧拉大贫富差距，进一步撕裂社会，在不断沸腾的不满和民怨下，各国政府、央行又岂能等闲视之？出手去资产泡沫同样成了必选项。这样，央行已经陷入了一手“捣鼓”泡沫、一手戳破泡沫的悖论之中，毫无退路。
问题是，央行如何化解这其中的悖论？金融泡沫是市场搞的，去金融泡沫市场可通过崩盘来实现；资产泡沫是央行（政府）搞的，但去资产泡沫不可能通过央行倒闭。虽然央行货币注水直接导致了资产泡沫的膨胀，但却不能简单地指责央行，把央行视为市场的扰动力量。事实上，如今全球央行在市场上左右“周旋”，原本就是替市场收拾“烂摊子”。要知道，当下产能过剩、金融空转等矛盾本身就是市场的产物，市场自身已经成为麻烦制造者，靠它自身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然而，央行携天量货币介入，不过是给市场“打补丁”，充其量起到给市场崩盘“减震”的作用，甚至某种程度上“助纣为虐”，并不能从根本上化解市场的矛盾。在这种局面下，政府面对资产泡沫经济政策左平右衡，面对后果左右逢源，面对泡沫左右开弓（一手吹，一手破）。比如美联储通过在加息问题上不断做文章，调控市场预期，引致资本市场一会刮东风，一会刮西风。市场面对资产泡沫则左冲右突，只能像水一样回避一切阻挡，流向一切可填满的洼地，比如实体类的土地、房产、黄金、企业（典型者如全球范围内独角兽公司的爆炸式增长就是太多资本推动的结果）；证券类的如发达国家的股票、债券等。这也是当下全球范围内实体经济惨淡，资产价格“笑傲江湖”的缘由。而鉴于市场的“病灶”尚未被根除，因此接下来凡是与虚拟货币对应的实体资产都将成为资产泡沫主战场。
显然，当下实体低迷与泡沫横飞比翼齐肩前所未有。这本已让民众困顿不解并陷入焦虑、恐惧甚至绝望之中，政策的忽左忽右更是让人眼花心塞，与此同时，新技术的应用又在不断颠覆人们的既往认知和习惯，就连银行也“掉了队”。金融危机前，伴随着金融全球范围内的膨胀，银行可谓如日中天，而如今在金融泡沫、资产泡沫中银行不但没有“沾光”，还渐显弱势。以德意志银行为代表，裁员、利润下降、规模收缩甚至危机缠身，成为银行业的关键词，就连曾经风光无限的中国的银行也显露颓势。各种颠覆性突变似成常态。政经现象超复杂，大众面对日益看不懂的世界倍感心力交悴，全世界进入普遍不满意阶段，各种“逆反”情绪满天飞。
然而，经典的经济理论却失语，难以给社会指点迷津。事实上，颠覆性突变会成为普遍现象，是因为面临经济模式普遍到头了，进而呈现突然坠落悬崖之势。根本上，人类社会的四类经济模式先后走向历史尽头，即在计划经济被证伪后，市场经济（金融衍生品是其最高阶段）、传统经济（非环保的工业经济）和国家经济（印钞为主的时代）也在逼近末路。毕竟，当市场经济发展到金融自转阶段，金融已经成为“黑洞”，市场经济在“黑洞”中已经难以自拔。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也难以承载非环保的传统工业经济。金融危机后国家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甚嚣尘上，但全球旧伤未愈又添新伤，也佐证了国家经济有心无力。需要强调的是，说其走向尽头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传统经济或国家经济会销声匿迹，而是以其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将会消退，在扬弃中以新的模式、面目呈现出来。当然，这不会以突变的形式兑现，社会经济模式的变化需要技术、社会的变革来铺垫、蓄势、积累能量。只是，经济体中涌动的资本和货币不会停下来静候那一刻的到来，还是要寻找出路的。然而，政府创造的货币水漫金山本来就是个泡沫，是过剩多余的，终极意义上讲，过剩货币是必须蒸发的。那么，对个人和企业来说，如何尽可能地减少损失，规避大劫？
用资产配置“消泡”
过剩货币蒸发的路径选择，非常规手段是通过战争或全面经济危机，前者典型如两次世界大战，后者如美国20世纪30年代万物肃杀的大萧条。当下，非常规手段已基本丧失前提，成本大到谁也无法承受。常规如无限展期、坏账转移、注销等手段的空间也正消失殆尽中。那么，任由前所未有的资产泡沫妄自继续膨胀、体内循环，泡泡只会越吹越大。历史上，无论经济还是政治上，主动全面戳破泡沫都没好“下场”，日本至今仍未恢复元气即为前车之鉴，这也是各国政府眼见泡泡“吹弹欲破”，却怀抱看谁先破的侥幸心理宁可放任泡沫膨胀也不愿自我全面收敛的根本原因。于是，摆在面前有两条路，要么在等待泡沫实在“Hold不住，扛不住”而崩盘的恐惧中惶惶不可终日，在惴惴不安中幻想着“救世主”的降临，要么通过资产配置主动“消泡”，实现自我救赎。显然，后者更为现实。2016年被称为“资产配置元年”，尤以海外资产配置最为猛烈，实质上便是自我“消泡”的本能反应。然而，当下披着“全球资产配置”外衣的海外投资，存在诸多误区，如热衷于将国内通行的投资模式简单向外复制，集中于房地产领域，或不接地气的产业转移，结果招致东道国的强烈反应。万达黯然巨亏退出西班牙项目，近期澳洲、加拿大等纷纷启动高额税制反制“中国客”（如加拿大BC省突然宣布针对“非居民”购房额外征收15%的转让税）等，即为明证。究其根本，双方“体质”截然不同，投资模式迥异，西方发达经济体并未像中国这样被房产劫持。如此海外投资，远无法承担起“资产配置”的重任。
资产配置包括内外两大领域。未来，海外资产配置有三大方向。一是房产，将主要集中于四大城市：伦敦、纽约、悉尼、墨尔本。房产投资本质上一致，国际国内概莫能外，说到底还是地段、地段、地段，及人口聚集趋势、楼市所处阶段、货币坚挺程度、市场规范度（法治化程度）等。因此，海外房产投资依然遵从结构性原则，正如北上深房价虽贵却远比三四线城市抗跌，按照上述几个坐标寻找货币之锚，扫描全球市场，这四大城市不失为房产投资的好标的。二是企业，重点为技术型、三产型企业。国内企业向外走，与当年欧美企业向中国转移不是一码事。后者一般是由于国内市场饱和，为找到新市场，让品牌、技术、组织能在新市场发挥作用而向外产业转移。而国内企业海外并购，多数是为寻找资源、能力以便更好把海外优势转变为国内竞争力，毕竟国内市场远未饱和。因此，中企通过并购技术型企业跨越技术壁垒与创新困境，将成为主流。此外，以体验经济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如体育产业、娱乐业等，通过并购往往物美价廉，不仅代表未来经济发展方向，还有助于反哺国内相关产业，助力于实现超越式发展，亦将成为中企海外投资的香饽饽。三是土地，如澳、新等新大陆。土地资源是人类生存之本，土地历来是吸纳过剩货币的蓄水池，既然国内蓄水能力趋弱，那么向外转便成为必然。地广人稀、资源丰厚、环境宜人的澳、新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资本竞相追逐的新大陆，不仅如此，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人民币国际化加速，越来越多的货币将源源不断流向全世界的土地价值洼地。如果说过去中国购买海外土地是散户化、点状化，那么未来将是组团式、大规模化。不过，上述三大方向虽为大势所趋，但将不可避免地遭遇来自东道国的阻力，毕竟是资源争夺大战，谁也不会“坐以待毙”。
相对而言，国内资产配置则更为困难，表现为房产太窄、黄金太小、汇率太险。2016年的房地产火爆，不仅远超市场相关主体预期，也在挑战政府的承受极限，尽管权威人士喊话“树不能长到天上”，但2016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依然不管不顾、量价齐升。然而，当房价涨到与广大老百姓几乎没关系的程度，经济问题就演变成社会问题，继而上升为政治问题，房价与民生的冲突导致政府出手，所以才有了下半年严厉的紧缩措施，进一步放缓了国内货币向房地产配置的脚步。黄金止跌回升，曾为资产配置带来一丝曙光，却终难逃昙花一现的宿命，原因在于，金本位崩塌之后，黄金与纸币的切割导致政府将其非金融非货币的边缘化，其货币属性与保值增值功能遭遇釜底抽薪，难以成为货币之锚。
综上，有形的资产配置，仅能部分缓解资产泡沫，却治标不治本。要从根本上化解泡沫危机，还得从更广泛意义上的资产配置着手。实际上，货币（资本）过剩仍是相对性的，仍有很多领域处于资本绝对饥渴状态，亟待“大水漫灌”。社会期望与容忍的资产配置是，流向有利于鼓励慈善、分享、就业等的方向。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激化势头日益高涨，与此同时，中国三次分配极不充分，若通过市场化手段引导货币流向慈善领域，不仅有助于消泡，更有利于缓解社会压力。此外，笔者所提出的社会市场经济、平民市场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仅追求利润最大化不同，旨在资源整合与共享、创造就业机会等，亦是货币资本的新战场。而政府则更乐见过剩货币流向基建、创新与公益事业。中国离散度大，东部沿海基建几可媲美欧美，甚至已经超越，但中西部地区短板尚待补足；要完成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创新是迈不过去的坎；公益事业光靠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远远不够。这三大领域资金缺口巨大，若资产向此三个方向配置，不仅政府省力多了，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也能顺水推舟，一气呵成。结合社会期望与政府意向，不难发现，破解迷局迎接未来所迫切需要的资产配置方向将锁定为科创与分享。
继续推导，之所以资产无法向科创与分享配置，在于中国目前最缺的是把钱集中起来科学运用的中介组织，即产业引导基金、投资公司。之前关于此类中介组织也组建了不少，但实际效果甚微，归根结蒂，是缺乏以下“基本件”：一是投资方向理念化，而非资本市场的投机化。产业引导基金某种意义上是“引蛇出洞”的引子，目的是撬动大资本，本质上不应将赚钱作为首要目标，更多时候应该体现的是前瞻性、标志性。二是资金、资讯、资源（三资）尽可能得多。但凡成功的创投基金，其三资势必多元化。三是资源尽可能勾兑，思路尽可能充分交流。碰撞才能出火花，磨合方能出成果，若只是资金归大堆，彼此间无法融会贯通，产业基金仍是一盘散沙，将很难发挥资产配置作用。四是决策尽可能“民主集中”。既不唯政府马首是瞻，亦不“资本为王”，而是充分体现十八届三中全会两句话，既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据此，至少可推导出产业投资基金的两大性质。一是“三个不”，即不还本、不还息、不赔偿（参与各方共担创新风险）。二是“三个要”，即要有长期回报（可持续性发展而非一锤子买卖式的投机），要有公开透明（吻合市场经济基本要求），要有非资本回报（有助于体现国家战略意志）。
全球泡沫破灭恐怖前景
面对2016年以来资产价格如此凶猛涨势，即使最乐观的分析者也不禁要惊呼“泡沫来了”。中国自不待言，以楼市为代表，北上深等一线城市房价涨到飞起来。2月北京新建住宅价格同比上涨9%、上海涨幅15%、深圳狂飙52%。仅以上海为例，房价巨涨、全民抢房之热情直抵“沸点”。春节长假后首个周末352套千万元级新房被一抢而空；交易中心外人潮汹涌通宵达旦，连85岁老人也来“凑热闹”，只因“上海一套房8个月涨500万”“干30年不如去年买套房”。尽管3月25日上海果断出台史上最严厉限购令，却阻挡不住一线城市楼市之火迅速向二三线城市蔓延，凹凸不平的政策洼地或将加速火爆行情的板块轮动。几乎与楼市火爆同时，大宗商品集体狂飙，原油开始反弹、黄金继续涨、大宗商品上扬……全球股市也开始上涨了，美国股市逼近历史高位、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股市全涨了，就连百废待兴的埃及股市也涨了！简言之，2016年世界经济惊现奇观：实体经济惨不忍睹，资产价格超常膨胀。“上帝欲使人灭亡，必先使人疯狂”，这轮疯狂的吹泡泡行情之后，留给世界经济的将是泡沫破灭后的残垣断壁，还是另有他解？
事实上，种种迹象似乎都在表明，一场大危机正迎面袭来，其前景将相当恐怖。泡沫破灭的日本往事仍历历在目：想当年（1989年），国土面积仅相当于美国加州的日本，其地价市值总额竟相当于整个美国地价总额的4倍。当年日本GDP为3万亿美元左右，而当年全国住宅价值为6.47万亿美元，即日本房地产最疯狂时住宅价值为GDP的200%以上。到1990年，仅东京都地价就相当于全美总地价。泡沫崩溃后，日本土地价格连跌16年，直到2006年才有所回升，2007年底日本六大城市土地价格只相当于1991年的27.7%，绝对价格相当于1982年水平。东京地价，真的叫惨不忍睹，那时房价崩溃对日本人的冲击，至今仍未消弭。直观的例子是，1990年1亿日元购买的房屋，2015年仅余数百万日元残值，而高昂的贷款却一分不能少还，泡沫破灭前的“接盘侠”将终身为自己的贪欲“埋单”。当下中国一线城市房屋总价值已可买下半个美国。主流舆论反对将中国与日本相提并论，但亦有专家尖锐指出，和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前相比，中国社会、经济在抗风险能力方面远远逊色于日本，既没有日本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基础，又没有居民财富的积累，整个经济的积淀和底蕴远远落后于日本。再看看更极端的例子。2004—2008年迪拜推出3000亿美元建设项目，房地产市场投机火爆，待金融危机爆发，资本立马外逃，资金链断，几个月内价格暴跌至原来的1/3至1/2，连累股市下跌70%，成千上万工人失业。不管是日本式“跌跌不休”还是迪拜断崖式下跌，中国均难以承受。泡沫一旦被戳破，后果不堪设想。
鉴于世界经济一体化深度与广度，“中国龙”庞大身躯轰然倒下之时，全球经济灾难大片将同期上线：需求端急剧缩小，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全球股市、汇市剧烈震荡；资源型国家可能立刻被“爆仓”，其他制造业国家别以为能乘机捡到“皮夹子”，日本倒下20年才崛起一个中国，就凭这些新兴经济体的体量，要想抗住世界经济的跌宕起伏谈何容易，极可能没等绽放就被次生性（国际金融资本市场）危机冲击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了；至于消费型国家，恐怖平衡将被彻底打破，被动性结构调整伤筋动骨，远非本轮金融危机所能比拟。这还只是中国泡沫破灭后可能带来的危机景象，仅代表全球泡沫破灭的一种维度。事实上，如前所述，泡沫普遍存在，且各国表现不同，那么，试想若由于某一个泡沫破灭而导致其他泡沫连锁破灭，如此连环“挤泡泡”，世界经济还不得直接倒退回冰河纪？
危机前景是相当的恐怖，然而，此种场景真会发生吗？归根结蒂，无论美国牛市还是中国楼市，都是种货币现象。解决之道在于蒸发过剩货币，在此过程中，泡沫要么被刺破，要么被消化，各国“体质”不同，方式与路径自然不同。客观上，每个泡沫都有一根针等着。摆在明面上的，对中国而言是去过剩产能、去金融杠杆。中国去产能从早期的行政化主导阶段正日趋转向行政化与市场化并举阶段，包括钢铁、水泥等在内的严重过剩产能，一方面在环保压力倒逼下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被压缩，另一方面随着后危机时代企业内生性需求萎缩对过剩产能形成自然淘汰。这种去产能既客观上降低企业资产负债杠杆，实际上也是沉淀货币的蒸发。事实上，中国泡沫的自我调整更多是通过这种方式来量大面广地实现，去金融杠杆（股市与房市）程度相当激烈，其实体量相对较小。两厢对冲下来，中国泡沫直接刺破的可能性较小，通过巨大体量的去产能消化泡泡的概率更大。
美国则是发挥股市要素配置功能让高科技创新烧钱。危机爆发后，美股之所以一枝独秀于全球，在于美元强势助力全世界资本回流美国，并催热股市走牛，美国充分发挥其股市作为要素配置市场的强大功能，把资金大量配置到技术创新中去，因此可以看到，危机到来后，美国不仅颠覆性技术创新层出不穷（特斯拉、AI、VR等），就连商业模式创新也独领风骚（Uber、Airbnb等即为明证）。众所周知，科技创新靠的是烧钱，更妙的是，科创本就属于经济中的增量部分，科创企业速生速死并不会对整体经济架构造成致命性的冲击，相反，成则为产业突破杀出一条血路，甚至开创出崭新行业，败则消耗掉过剩货币。因此，美国股市虽有泡沫，但更大的泡沫在创投领域，即便破了，但鉴于商业模式“千舟已过万重山”，与2000年因企业流动性匮乏引爆互联网泡沫炸裂时的背景截然不同，结果亦将大相径庭。
欧洲当下宣称自己无泡沫，不过是为继续注水找借口，债务不减，连德国都要拉下水。纵观欧洲历史，二战后仅德国未遭遇房地产泡沫的戕害，源于德国经济属内敛型增长，财税、负债率水平皆优于其他欧洲国家。饱受债务危机之苦，欧洲未能借鉴德国经验，从消减债务开始结构调整，反而屈从于希腊模式，选择简便易行却是饮鸩止渴的量化宽松，超万亿欧元的注水规模直逼美国，将为欧洲未来之路埋下极大隐患。而老欧洲产业结构经典，又无法像美国那样四处输出泡沫，一旦破了，恐怕最为惨烈。至于资源国则已全面沦陷，大宗商品过山车行情即是针。俄罗斯、巴西等是典型代表，2016年来大宗商品、资源品暴涨暴跌，本就对这些经济偏态型国家相当不利，再加上这些国家资本大门洞开，游资、热钱更是乘机兴风作浪、助涨杀跌，进一步加剧资本市场动荡，前景凶多吉少。
未来，中美依然会“软着陆”，但姿势不一定太优雅。中国因改革空间尚存、负债率仍在可控范围及老百姓储蓄率高等缓冲因素，泡沫破灭概率趋小、慢撒气概率趋大；而美国靠强势美元缓冲，只要资金仍旧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平衡态便可维持。欧洲最终还是会被倒逼回德国模式，在于其善于妥协、对话与勾兑的优良历史传统；而其他国家将在此轮全球挤泡沫过程中被重新洗牌，资源型国家更将沦为被割韭菜的对象。本质上，后危机亮底牌、露本色谁也无法回避，只不过大家所要承受的冲击程度将超乎想象。摆在中国面前的悖论是：人民币泄洪需要币值坚挺，而坚挺货币不利于去杠杆，大幅贬值则泡沫破灭将异常惨烈。因此，勾兑将再次被推上时代的风口浪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