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意用很多的笔墨去讨论一个很形而上的问题，我的文坛先辈们已做过许多高明的见解，无须我再做什么画蛇添足的标新立异。重新提及这一话题，莫过于想藉此来关照一下中国体育，希冀从中找到点什么？因为新中国的体育史，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新中国的发展史。
【背景资料之三】
1953年，中国乒乓球队第一次参加布加勒斯特第20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由于水平低，中国队团体项目在小组赛中即被淘汰，单打比赛中前三轮终遭折翅。在这次比赛中，中国运动员受尽了屈辱，当我国单打冠军姜永宁败在外国选手拍下以后，上前握手致意时，对方竟一甩胳臂扬长而去。
据说，中国乒乓球队取得辉煌以后的每一次世锦赛出征之前，从领导到队员都要温习一下这段屈辱的历史。一个民族可以不记住它的辉煌，但一个民族绝对不可以不记住它屈辱的历史。一个民族可以向其他民族学习先进技术，但一个民族绝对不可以以牺牲自己民族尊严为代价……
现在，让我们翻开1953年的中国乒乓球史。看一看那个特殊年代的中国乒乓球队和中国乒乓人。
据1952年国际乒乓球协会的一项统计资料表明：中国男子乒乓球队列该年度一级第十名，中国女子乒乓球队列该年度二级第三名。拿今天的话讲，当时的中国乒乓球队属于第三世界的水平。另据一份体育资料表明：为了备战第20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国家体委向乒乓球运动发达的国家致函，郑重地邀请他们参加在中国举办的乒乓球友谊，并为此作了周密的准备。可是待赛事临近，却没有一个被邀请国应邀来华……这就是1952年的中国乒乓球。
一个民族的自尊心就这样被伤害了！
一个奋进中的民族被激怒了！被激怒的民族蓄积的能量，一旦释放出来就会令整个世界为之侧目……
1958年的一天，一个小个子香港人来到中国乒乓球队。他就是一年以后为中国乒乓史写下第一笔辉煌的人，他叫容国团。关于这个人，关于他的传奇经历，我们今天很难从史料中得出一份较为详备的文字。这对于容国团来讲是不公平的，同时，对于今天急于想了解容国团的读者来说，同样也是不公平的。不过，没关系！我们毕竟能找到一些有关他的只言片语，然后凭借我们和读者超乎寻常的想象力，来重塑我们共同景仰的英雄，谱写那个时代已经发黄的神话。英雄和神话大都是在我们的想象中完成的！
【背景资料之四】
1958年，全国城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刚刚从香港来到国家乒乓球队的容国团，为祖国兴旺所激动，为乒乓球队的进取精神所振奋。这位15岁就代表香港工联乒乓球队参加比赛小伙子，走进国家队大门后不久，就大胆地提出：“我要在三年内夺取世界冠军。”三年，是不是太急了点？须知，我国选手连前三轮还打不进去呢？于是，好心同志劝他先把这个目标放在肚子里。可容国团坚定地说：“为国争光，匹夫有责，只有公开目标，才能取得各方面的监督，不荒废时日。”
中国是一个谨慎的民族，我们太多习惯于做了再说。成了，属于踏实肯干；不成，则于事无补。21岁的容国团显然不深谙个中的道理，这也许与他的出身有关，他是一个渔民的儿子，大海造就了他这种藐视一切敢为人先的性格，这种性格决定他展示优点的同时，也毫无防范地将自己的缺点暴露与世。1968年这颗明星的殒落，是不是与这种性格的弱点有关呢？
至少，他的成功与这种性格的优点有关！
1959年4月，容国团带着一股战士的豪气，随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赴多特蒙德参加了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男子单打比赛中，容国团在队友先后失利的情况下，单枪匹马地连闯七关，斩星野，败别尔切克，直捣匈牙老将西多。西方人太不把这位东方的小伙子当回事了，他们认为别尔切克败了，冠军肯定是西多的，他们甚至将欢庆胜利的鲜花都准备好了。但这一回容国团不答应，以3：1的比分站在西多的肩上。
容国团的胜利，使得匈牙利人为西多准备欢庆胜利的鲜花，成了本届世乒赛最为耀眼的花絮。这一点，外国人不如中国人精明，他们总是留一点类似这样的花絮让我们贻笑大方。1984年，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上，日本人重演了匈牙利人这一幕。当时，号称“双保险”之一的日本超一流棋手小林光一九段携六连胜之勇，在日本东京接受从未战手过他的中国擂主聂卫平的挑战。赛前，日本人就预言：中国队最多打到淡路修或石田芳夫那儿，能打到小林光一那儿就是胜利。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中国队名不见经传的江铸久以锐不可挡之势，横扫日方5员战将，直逼小林光一城下。但小林光一毕竟是超一流棋手，年轻的江铸久和除聂卫平之外的其他选手均死于他的刀下。轮到聂卫平上阵，日本人似乎没有理由不为胜利准备鲜花，他们甚至将闭幕式上小林光一的讲话稿都准备好了，就等聂卫平投子认负。聂卫平让日本人失望了，他赢了小林光一，使得日本人为欢庆胜利的一切准备，成了笑谈。
聂卫平战胜小林光一后，日本围棋界虽然有点儿恐惶，但他们觉得另一根“保险”加藤正夫九段一定能够阻挡聂旋风的电流，就连一向出谨慎的藤泽秀行老人也向日本棋迷发誓：如果聂卫平再胜了加藤君和他本人，他将率小林君和加藤君一起削发为“僧”。藤泽君说这句时，怎么也没有想到，小小的聂卫平真得让他们三人剃了光头。
也许藤泽君真的老矣！否则他没有理由不记得1976年的聂卫平，倘若他老人家真得记起那场难堪的失败往事，他还会发这样的誓言吗？
【背景资料之五】
1976年4月2日，中国围棋代表团出访日本。首战由年轻棋手聂卫平迎战当时日本棋坛多项冠军获得者、被誉为泰山北斗的藤策秀行。赛前，日本著名超一流棋手大竹英雄九段毫不客气地对中方代表团团长说：“聂选手虽是中国冠军，水平很高。但若同我们的藤泽秀行相比，还差得很远。打个比方，藤泽秀行好比相扑中的大相扑，聂卫平只能算小相扑。相扑比赛时，往往小相扑主动出击，可是大相扑一用力，小相扑就会败下阵来。”据说，赛前主办单位曾邀请这位出言不逊的超一流棋手出战中国棋手，可他却傲慢地说：“如果让先，可以考虑。否则，请原谅失陪了。”
我不知道若干年后的今天，大竹君看到上述资料将作何感想？因为事隔十年后的1985年在中日第二届围棋擂台赛上，他作为日方擂主不得不与中方擂主聂卫平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这一次，他当然没有提出让先。尽管他执黑先行，使出了浑身解数，最终还是以半目告负。傲慢的大竹英难，不得不站起来，将手伸到聂卫平跟前，低下头，以日本人特有的礼仪，“嗨”了一声……
这就是大和民族。尽管这个民族是一个充满着智慧的民族，但这个民族总有点儿让人瞧不起他们的地方，他们总是说一些类似中国人说的“揭早了锅盖冒了气”的话。他们总是不服气，可是一旦他们失去优势以后，他们便很难东山再起。多少年以后的今天，随着马晓春等中国年轻棋手的成长，不可一视的日本围棋却悄然沉默了……
围棋如此，乒乓球亦如此。五十年代，日本是世界乒乓球王国。那个时候，他们的乒乓球就像八十年以前的日本围棋一样，多次“失陪”中国，直到中国的容国团打败了他们的荻村，进尔夺得世界冠军后，他们不得不正眼对视我们，虽然他们从心里还没有把中国队放在眼里。
【背景资料之六】
1961年第26届世乒赛在中国北京举行，中国男女乒乓球队首次双双夺冠，这也是中国队第一次结束了日本乒乓球队在亚洲的霸主地位。赛后，有人说：“中国队的胜利是靠了天时、地利、人和，以后的世界大赛才是对中国选手的真正考验。”然而，日本人坚持更加相左的观点，一位日本教练公开表示：“要以最大的兴趣看中国的王座能保持多久？”
以后的27届和28届世乒赛上，中国男女队蝉联了男女团体冠军，男单选手庄则栋，则连续三次蝉联男子单打冠军，庄则栋这一纪录，至今无人能破。而不可一视的日本乒乓球队，终于威风扫地，自叹弗如，一蹶不振。
有人说，正因为日本人的不可一视，才唤醒和激怒了中国这条沉睡多年的雄狮。这是一个话题，尽管它有偏颇的一面，但也不无道理。过去，我们一直以“中央帝国”自居，而“中央帝国”周围一点的日本，则一直被我们叫了多年的“瓜洼国”，日本人也被称之为“倭寇”。让“中央帝国”没有想到的是，被大中华欺负惯了的“倭寇”突然有一天骑在了“中央帝国”的脖子上？这是中华民族最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尽管那个年代西方列强们早在日本之先欺侮了我们，但随后日本人的加入，总让大汉民族觉得有点儿狗仗人势的感觉。
这种感觉一直影响着中国人民的情绪，也成了中国人向日本人证明自己的无穷动力。1974年9月，与国际体坛隔绝了十几年之后的中国，第一次派出了385人的体育代表团参加了在德黑兰举行的第7届亚运会。那届亚运会上，日本人以绝对的优势成了亚洲的老大。之后的一届，日本也以老大自居了。可是，中国人事不过三，当中国人第三次参加亚运会时，当仁不让地走上神坛，从此结束了日本在亚洲体坛霸主的地位。
让人不解的是，无论是乒乓球、围棋、女子排球还是亚运会上的金牌总数，只要中国队战胜日本队以后，日本队便从此再也不是中国队的对手，因为中国是一个百折不挠的民族。大和民族也许缺少的正是这种精神。他们的武士道精神，要么不可一视，要么自毁于世……
现在中国体育无须再向日本证明什么！在亚洲，绝大多数体育项目，中国已远远把日本甩在了后头。中国下一个目标将是奥运会，因为只有盛况空前的奥运会上，才能证明中国……
说起现代奥运会，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与她有着一段长达近一百年的感情纠葛。一百年来，他们就像两个自视清高的情侣，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踩不到一个点上。于是，他们不得不远远地伫望着，继续用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进行着秋波传递……
现在，让我们把历史的时针拨回那个已经遥远的1894年。
【背景资料之七】
1894年6月16日，巴黎国际体育会议胜利召开，来自希腊、英国、美国、俄国、瑞典、意大利、比利时、波希米亚、阿根廷及新西兰的代表与东道主一起，制定了第一部奥林匹克宪章，6月23日，大会通过决议，成立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在这次大会上，法国的皮埃尔·德·顾拜旦倡议的奥林匹格言──“更快、更高、更强”──被列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
据说，在这次国际体育大会召开之前，发起人之一的顾拜旦曾给清政府发了一份邀请函，邀请清朝政府派代表参加这次大会。不知是当时的交通条件落后延误了时机，还是清政府忙于内忧外患无暇顾及，使得中国错过这一良好机遇。尽管如此，国际奥委会还是没有忘记中国，在众多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成员名单中，他们给了中国人一个名额，他就是清政府内务大臣──李鸿章。李鸿章得到这一纸委任已是一年以后的事，李鸿章当然不知道奥林匹克是干什么的？面对这一纸委任，他笑了笑，然后随手搁在了一旁……多少年以后，有人说1896年雅典奥委会曾给清政府发出过邀请函，中国政府接到邀清函后，即派代表去参加在那里举办的第一届奥运会。遗憾的是，中国代表团赶到雅典，第一届奥运会已经闭幕了。
当然，这是传说。它的可信程度我们今天已无从考究，似乎已没有那个必要。1998年春节晚会上，当著名喜剧演员陈佩斯和朱时茂，用喜剧夸张的手法再现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更多关注的并不是喜剧背景的真实程度，而是一个民族的第一个“奥运”情结，一个民族的梦。
此后，奥运会不断向古老的东方中国传递秋波。1922年，国际奥委会再次给了中国一个奥委会委员的名额。这一次中国人接受了。这个人就是前面提到过的王正廷。虽然王正廷的主攻方向和李鸿章一样在政界，但王正廷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似乎比李鸿章要名符其实得多。至少，王正廷是一位热心体育的人，当时也在中国体育界混过事，加上他在基督教青年会中的地位以及跟孔祥熙和蒋介石不同寻常的关系，也算得上是当时中国体育界的社会名流了。但是，究其根源，王正廷取得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地位更多与他和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有关。毕竟，那个时候的基督教青年会是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唯一一条“信息高速公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