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遇到的第一个合作伙伴是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日方看中了鄂尔多斯的优质羊绒，鄂尔多斯人看中了日本先进的纺织设备和技术。双方以补偿贸易的合作形式，共同筹建了伊盟羊绒厂。
什么补偿贸易，不是明明欺负我们没钱吗？过去对我们是武装侵略，现在对我们实行的经济侵略，形式不同了，可侵略的性质没有变。
这亡我之心不死的小鬼子，不得不防啊！
鄂尔多斯第一个中外合资项目在人们的种种疑虑中上马了，王林祥和许许多多的鄂尔多斯人一样，从情感上是排斥的，可又不得不佩服小鬼子们领先世界的设备和技术。
从作坊式的传统手工业到大工业时代的机械化大生产，这里可以学习的东西太多了。王林祥是个勤于动脑敏于思考的人，他以热情的态度拥抱这个开放的世界，拿出当年钻研的劲头，近乎疯狂地学习专业技能和先进的管理经验，深得领导的赏识。
一次，在安装一台由日商提供的生产设备时，电路出现故障。设备出现质量问题退货是情理之中的事，可耽误工期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谁来赔偿？在日本工程师一筹莫展之际，王林祥出现了。王林祥自学过电工原理，对电路并不陌生，他找来安装说明书和电路图，仔细对照检查，发现事故是一个很不起眼的电子元件短路造成的。故障很快被排除，一向骄傲得走路望天的日本人这一回低下头来，连连鞠躬致谢。这个偶然事件，王林祥不但在日本人面前争来了面子，也让全厂员工刮目相看了。很快，王林祥不但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同时也成了厂里的领导骨干。
1983年秋天，那个以贸易补偿方式建造的鄂尔多斯羊绒厂正式投入生产。这一年，而立之年的王林祥当仁不让地当上了厂长。
第一批产品出厂了，王林祥激动得彻夜未眠。“孩子”出生了，名字还没有准备好，取个什么名字好呢？
羊绒有一个代名词叫“开士米”，是克什米尔的译音。克什米尔是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一个地区，这里盛产羊绒，当地人用羊绒织成的披肩，转销欧洲后，深受贵族太太和小姐们的喜爱，曾被视为富贵的象征。久而久之，“开士米”不胫而走，风靡世界。
西方人是通过丝绸之路认识中国的，欧洲人是通过羊绒认识克什米尔的。
那就取名“鄂尔多斯开士米”吧，最初，王林祥给他的羊绒衫第一代产品取了这样一个不中不洋、不伦不类的名字。
“生在闺中人不识”。如何将自己的产品推销出去，王林祥又陷入困厄之中，可他坚信一条：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总有一天，他的“鄂尔多斯开士米”也能不胫而走，风靡世界。
为了调查市场行情，打开国内市场，王林祥把目光盯在了大都市，北京，上海，大连……他组织了一个上百人的推销员队伍，亲自培训，亲自带队跑推销，用的是最原始的推销方式——送货上门。
一个不足200人的工厂，派出一半的人外出搞推销，听起来有点儿滑稽，这也是被逼无奈啊！产品卖不出去，谈何扩大再生产。王林祥最焦虑的是销售。
哪里跑火车，哪里就有鄂尔多斯羊绒厂的推销员。他们戏称这支队伍是“销售游击队”，坐火车周游列国。
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中国的羊绒衫市场还是一个空白。在出师的动员会上，王林祥胸有成竹地说：“生产企业不搞生产经营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找到了消费市场，才能赢得商机。我不知道这次星火燎原的销售策略是否能取得成功，可我决心已定：不达目的，决不收兵！”
中国人不认，外国人认不认？也许能发一笔“洋财”。带着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望，王林祥“转战”到了北京。
王林祥头一回进京，心情格外激动，想去的地方太多了，紫禁城、颐和园、八达岭、天安门……想来想去，还是全部放弃了。自己不是来旅游观光的，身上也没有计划外的开支。他自信自己还会再来，把自己的厂子办到北京来，让全世界人都认识鄂尔多斯开士米。这就是王林祥，一个脚踏实地的人，一个雄心勃勃的人！
王林祥来到北京友谊宾馆，亦惶亦恐地走了进去，他发现这里住的大多是外国人，这些对“开士米”情有独钟的外国人，会不会对中国鄂尔多斯的“开士米”感兴趣？
在友谊宾馆的商务中心，王林祥见到一位西装革履的经理，他说明自己的来意，并拿出自己的产品，希望这位年轻的经理能慧眼识珠，成为他的第一个代销商。
商务中心不大，可这里营销的产品，除日用百货外，几乎全部是世界知名品牌，而且标的都是吓死人的天价。
年轻的经理为难了，凭他的鉴赏力，他知道这手里拿的是件好东西，那么轻、那么柔、那么暖，而且价格便宜，有市场竞争优势和拓展空间，可它不是世界名牌，很难从这里走向市场。
见经理面有难色，王林祥用商量的口气说：“这样吧，我留一件样品在这里，算是寄卖，卖出去了，我给你提成，卖不出去，就挂在这里做广告，打上个标签，写上“鄂尔多斯开士米。”
两人击掌成交，相互留下联系电话。虽然前景未卜，值得庆幸的是终于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王林祥前脚到家，北京的电话也就跟着来了，给他带来的自然是供不应求的好消息。
那一年，王林祥往返北京许多次，用同样推销方式打开了北京市场，在北京的各大商场设立了代销点和专柜。他的销售大军，如法炮制，向全国进军……
一场从鄂尔多斯高原来的“绿色风暴”迅速吹遍全国，并以强劲的势头吹向世界，让外国人认识了来自中国西部高原的“开士米”。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92名销售人员在全国52个大中城市开设了代销点或专柜，鄂尔多斯羊绒衫就像一副多米诺骨牌，悄无声息地打开了国内市场。
当年建厂，当年投产，当年见效。看到企业兴旺发达，鄂尔多斯羊绒人备受鼓舞，独占“世界鳌头”的信念更加坚定。
1984年，那是建厂的第二年，鄂尔多斯羊绒厂不但收回了建设成本，而且为国家创利税1亿多元，成了全市首屈一指的利税大户。
创世界品牌，产品名字很重要。起初定名的“鄂尔多斯开士米”，表意性不强，叫起来也感到拗口。王林祥博采众议改了名字，叫“双鱼”羊绒衫，这名字吉祥，暗喻“年年有余”。这名字太传统，缺乏时代感，最后定名为“鄂尔多斯羊绒衫”。用产地命名产品，在提高产品知名度的同时，也提高了产地的知名度，让鄂尔多斯和鄂尔多斯羊绒衫一起走向世界，这不正是鄂尔多斯羊绒衫历史性的一大贡献吗？
经过十多年的打拼，如今的鄂尔多斯集团，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羊绒加工企业，年产量约为150万件，其名声大大超过“开士米”，创造了当代羊绒工业史上的奇迹。
1991年，鄂尔多斯羊绒衫的商标先后在德、意、美、法、日等国注册，在世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销售公司和专卖店。
2001年，鄂尔多斯集团公司挂牌上市，股市对企业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
经过20多年的发展，鄂尔多斯的绒纺工业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在国内、国际市场当仁不让地占据着“霸主”地位：实际控制着全球93%的原料，分梳加工量占世界的80%以上，产品和半成品占据60%的国际市场。
风物长宜放眼量。近年来，集团公司在风起云涌的市场竞争之中，“以大求变”，从单一的纺织业扩展到煤炭、电子、石油、化工、商贸、餐饮、通讯等领域，形成了多产业并存、产品多元化、管理现代化、经营资本化、市场国际化的跨国集团公司。
鄂尔多斯集团公司现有成员企业75个，员工2万多人，总资产和总销售额分别超过100亿元，创利税25亿元。
鄂尔多斯羊绒，这个被羽化的精灵，借着改革的春风，轻飏直上，飞向云天。
有人称这是第二次鄂尔多斯风暴，一个“温暖全世界”的绿色风暴。
风吹草低不见“羊”
在动物王国里，羊应该算是最听话、最温顺、最好养而最富有牺牲精神的小动物了，经过人类的长期驯化，羊儿从野禽变为家禽，成为人类最好的朋友。
可有一天，温顺的羊儿却被推向了历史的审判台，它的罪名是——破坏草场的元凶。
铁证如山：一位治沙专家经过权威地调查取证得出结论，养一只山羊需要10多亩的草场，这并不构成罪证，罪证在于它的贪婪和对草场掠夺性的破坏。它那4只灵巧无比的小蹄子就像刨草机，草被它啃光了，连草根也不放过，所经之处，草场变成荒漠。草场在一天天萎缩，荒漠在一天天扩张，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羊儿惹的祸。
在鄂尔多斯的民谣里有着这样的传唱——
媒婆不死是姑娘的害，羊儿不死是草场的害。
既然成“害”，当被除之。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绿色革命从山羊开始。
世界上任何一次革命都要付出流血的代价，这场绿色革命也不例外。革命之初，多少带有点冤情的羊儿充当了鄂尔多斯环境恶化的“替罪羊”被大肆屠杀。
羊儿被屠杀了，羊绒业该如何发展？在当时，山羊绒是鄂尔多斯羊绒衫的原料，鄂尔多斯羊绒衫又是鄂尔多斯的龙头企业，这龙头企业也需要重点扶持啊！问题的症结在于羊绒业越发达，对草原的破坏就会越严重。于是，草原保护与经济发展同时摆在了市委领导案头，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经济要发展，草原要保护。
鄂尔多斯人终于找到了困扰鄂尔多斯农牧业发展的症结：人们已经习惯于在贫瘠的土地上收获微薄的希望，并且建立了掠夺性的生产方式，要转变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就必须建立一种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新的模式就是“禁牧、轮牧和休牧”，通过主体的主动退出求得客体的自我平衡，自我修复，以求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政策的号召力在于民众的积极相应和广泛支持。市委市政府召开誓师大会后，大批干部带着责任制，走村串户，大张旗鼓地宣传“三牧”。
禁牧了，羊儿吃什么？没有羊了，牧民吃什么？这是多么尖锐而有现实的问题啊！
鄂尔多斯是一个以少数民族为主汉族占大多数的民族地区，做出这种硬性规定会不会引发民族矛盾？这种担心也并非多余。
草原是皮，牲畜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禁牧之初，并不顺利。
说起禁牧，一位牧民大惑不解地说：“放羊放羊，羊是放养的。当了一辈子牧民，放了一辈子羊，现在变成喂羊的了。”
从“放养”到“舍养”，很多牧民一时转不过弯来。
一位苏木领导回忆起当年的禁牧工作，感叹说，禁牧，那真叫一个难，比计划生育还要难！你不认真抓，一级一级立了军令状，对上级交代不了。你认真抓了，那些牧民就会指着你的鼻子骂，你连羊都不让放了，还是蒙古人吗？这不是骂人祖宗吗？！你是当干部的，你能有什么好办法，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啊！上级只有政策规定而没有法律依据，让你动不得、急不得，也只有忍气吞声了。
更有甚者，为了对付上级检查，有些牧民相互串联起来，在公路上增加了“瞭望哨”，发现禁牧人员来了，立即点燃鞭炮，听到鞭炮响，就把羊儿吆回圈里去。有人送给这些偷牧者一个“雅号”——放牧游击队。于是，在茫茫大草原上开始了一场“游击战争”，这仗打得的确有点滑稽。
仗打得滑稽，故事也出得滑稽。
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有一个牧民，他的对策是：你明着禁，我暗着放，你白天禁，我晚上放。每天到了晚上，他穿上御寒的羊皮袄，赶着羊儿出门了，羊儿的眼睛明亮，不怕黑，“夜牧”也能啃饱。时间久了，他家的羊儿连生活习惯改变了——由过去的白天吃草晚上反刍变为晚上吃草白天反刍了。还有更绝的，他家的羊在夜里见到车灯会统统卧倒，一动不动，就像一群训练有素的士兵。
一位“女游击队员”，她另有绝招，禁牧的人来了，把她抓了个正着，她说羊是饿疯了，才从羊圈里跑出来的，自己正在往回赶。明明知道她说的是假话，可她也能自圆其说啊！你能拿她这么样？
怎么才能把党的富民政策变成农牧民的自觉行动呢？
对于决策者来说，需要的是前瞻性的目光和宏观的英明决策。在本世纪初，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鄂尔多斯提出了“建设绿色大市、畜牧业强市”的发展思路，其中有八项内容：
1、禁牧、休牧和舍饲养殖；
2、立草为业，为养而种，以种促养，以养增收；
3、推进人口向城市转移，减少农牧民，致富农牧民；
4、建立生态无人区，让草原休养生息；
5、大力实施收缩转移、集中发展的战略；
6、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推动全市生态建设进程；
7、建立利益驱动机制，以全社会联动的方式助推生态建设；
8、大力扶持和发展林沙产业，以“反弹琵琶、逆向拉动”的方式促进生态建设的发展。
这是多么诱人的发展前景啊！
对于农牧民来说，他们最为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所在，你的禁牧、休牧、轮牧的“法宝”什么时候才能见效益啊？牧民失去羊群和农民失去土地是同等重要啊！
禁牧头一年，统计数字上来了，全市的牲畜一下子减少了100多万只。这事不得了啦，牧业生产严重受损，大伤元气了，真的要天塌地陷了！
面对改革的阵痛，鄂尔多斯的当家人没有改变初衷，他们相信，只要按照科学的规律办事，最终才能破茧而出。
事实胜于雄辩。2000年实施禁牧时，鄂尔多斯有牲畜约600万只（头），10以后的今天，牲畜的保有量达1500万只（头）。与2000年相比，退耕还林后耕地面积减少了近7万亩，粮食却增长了4亿公斤。
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奇迹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