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丝从我的窗前飘过，淅淅沥沥，敲打着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窗外的香樟树被风吹红了叶子，落得满地都是，突然就有些怀念，怀念那个我为之奋斗了14年的地方，还有那满校园的花香。
2007年8月，记得离开学还有一段日子，我回学校取东西。下午，在朋友家吃饭，就听见他们在议论，说我们学校要换校长了。8月31日，学校召开教职工会，老师们都回来得很早，我站在阳台上，看见许多的陌生人走进学校，同事告诉我穿白色休闲服的那个就是新来的校长。我远远地审视着这个在学校里流传了很久的人物，远远看去，他个子很高，也很魁梧，穿一身白色休闲服，大概有四十来岁的样子，因为离得太远，我看不清楚他的眼睛，感觉不到传说中的那种犀利目光，但是他眉宇间的冷峻与威严却隐隐地传来。同事说：“我们的苦日子来了！”
下午2：00，走进会议室，大家都在下面窃窃私语，我不想说话，径直找到自己的座位，安静地坐在窗边，看鸟儿成群地飞来，在小叶榕的缝隙里嬉戏。终于，教育局的领导开始讲话了，新来的校长似乎并不关心领导讲话的内容，而是饶有兴趣地审视着坐在下面的我们，他的目光从会议室的左边移动到右边，然后又从后面移动到前面。突然，我的手机铃声响了，清脆的声音吓了我一跳，我明显地感觉到新校长的目光投向了我们这边，那道犀利的光如黑夜里的闪电，无声无息，却寒气逼人，还好，他很快就把目光转向了别的地方，我深深地吸一口气，庆幸自己关得快。
晚上，在小会议室召开班主任会，好像是谁提了个问题，大家就像以前一样七嘴八舌地说个不停，而且声音越来越大，还有肆意的笑声。终于他停止了讲话，嘴角微微上扬，斜着眼睛，将犀利的目光射向声音发出的地方，那几个人似乎还没有注意到气氛的变化，还在小声交谈。新校长突然加重了语气，音量也提高了几个分贝，“请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在一个月内——拿下你的学生，建立良好的班风！”“嘿嘿，拿下！”我一下子忍不住笑了。他似乎有点尴尬，调整了一下语气又说：“当然，我不是让你们去打架，而是让你们用自己的言行去影响学生，做学生的楷模！”那几个人似乎是被他的声音震慑了，抑或是感觉到了他话的分量，突然就停止了说话，一丝浅浅的敬意滋生在我的心里。
9月1日那天，报完名没什么事做，我就带着学生在教室里画窗花纸，想搞一点班级特色文化。结果选班生一个接一个地来，本来我们班就是全校人数最多的班级，两个小时不到就又新增了7个，数数报名册上的名字——77个！看着窄小的教室和破旧的桌椅，我决定去找新校长反映情况，不能再开单来了！结果他只是“嘿嘿”地笑了两声，然后说了一句“家长愿意把学生交给你，那是对你的信任，证明你有能力！”就挥挥手让我走了。回到教室，正跟班长商量着怎样给新同学安排座位，突然就有个中年人在窗外张望，他举着手里的单子说：“我们来找三班的班主任报名。”我抬头一看，窗外站着个女孩，穿着乞丐装，嘴里叼根棒棒糖，歪歪斜斜地站着。我放下手里的活，走出教室，本想先和女孩打个招呼，消除彼此间的陌生感再说，结果我笑着看了她几分钟，她都不搭理我，还自顾自地吮吸着棒棒糖，眼睛看向别的地方，我作为教师的自尊心瞬间被她的冷漠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我告诉中年人，我暂时不能给他的女儿报名，因为她根本就不接受我，我不能保证让她变得更优秀。中年人定定地盯着我说：“我和你们校长是十几年的兄弟！”我告诉他做了09（3）的学生，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她必须尊重我，接受我的教育，与他人无关！他不停地点头，似乎对我的观点很赞同，然后就悄悄和他女儿商量，想让她喊我一声“老师好”，并说一句“老师，我想来你们班读书！”但是他们在那里站了很久，女孩都不愿意松口，后来他们就走了，说是等作好女儿的思想工作又来。下午，我正慌慌忙忙往教室赶，表叔突然把我叫到路边，说我得罪了区上的什么主任，不给人家的娃娃报名，不给新校长面子……我告诉表叔，我有我的原则，我需要尊重，我这是在教学生做一个有礼貌、懂尊重的孩子，表叔摇摇头不置可否，留我一个人呆站在那里。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这个全县倒数第一的学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新来的校长似乎是个“工作狂”，他给我们定了很多规矩，然后就每天不知疲倦地在校园里四处巡视，教室、寝室、楼道、食堂随处都可以看见他的身影。每天只要上课铃一响，他就会背着手，穿一件黑色的风衣，站在教学楼前的空地上，板着脸盯着我们，远远看去，就像一尊坚不可摧的将军像。我们这群懒散惯了的兵，在他的威慑下，突然变得无比的勤谨，每天起得比鸡还早，跑得比兔子还快，就连那群平时像野马一样淘气的学生，听见上课铃响，也能健步如飞地跑进教室，制造出琅琅书声。
因为心里一直想着表叔的话，我自然就比别人多了一份小心，每天上课铃还未响，我就已经早早地等在教室们口；每次经过他的办公室，我总是选择绕道走；远远地看见他，我就开躲；备课、改作业、管理班级也比别人用心……
但是不幸的一天终于还是来了，那天早晨，我正站在凳子上弄墙上掉下来的画，突然就听见有人在喊：“快点，校长喊你去他办公室！”我一愣，差点吓得从凳子上摔下来。走进校长办公室，他正在批评人，我壮了壮胆，怯生生地问：“校长，你找我有事么？”他冷冷地挥一挥手说：“先去看看你们班的男生寝室，回来再说！”走进男生寝室，我自己都不忍目睹：床铺乱起八遭，地上还有花生壳……哎，我在心里叹一口气，“屋漏偏逢连夜雨”，这群鬼娃娃，真不争气！那一刻，我的脑袋在飞速运转，反复盘算着要怎样才能将“暴风雨”降到最小，最终我决定带上学生一起去。当我带着室长再次出现在校长办公室的时候，他的语气明显地缓和了一些，他平静地听我们承认完错误，然后交代了学生几句，就让他们走了。我咬紧嘴唇，偷偷地观察着他脸上的表情，想判断出下一秒会有什么样的“暴风雨”来临。“你结婚了吗？”他突然这样问，我有点懵了，顺口就说：“我女儿都六岁了！”“我是问你结婚了没有？”“结了。”我只得老实回答。他的脸上掠过一丝笑容，我想他也许是感觉到了我的紧张，亦或是误认为我是新来的特岗，觉得我太年轻，太秀气，管不住学生，想要调节一下气氛。他没有再说男生寝室的事，反而交代我，低血糖很危险，要随时带点巧克力在身上，放权给学生要注意督促，班级管理要更细致一些才会有效果。我愣愣地坐在他对面听着，不敢插嘴，那件一直让我忐忑不安的事情，他也压根儿就没有提起。
相识的第一年，就这样在“猫捉老鼠”式的游戏中结束了，偶尔的挨批在所难免，但是我对他的畏惧似乎在慢慢地缓解。每次被他召进办公室，似乎都能学到一些新的东西，都会有一点小小的进步。偶尔，他心情好的时候，还可以和他扯几句白话，抑或是趁他不注意，偷窥一下他身后的书架，因为那上面有一套精装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很多次都想问他借，但终究还是因为我的内向和胆小，没敢开口。
他任校长的第二年，我们那里发生了“8.30”地震，学校的房屋倒塌了很多，还停了很久的课。他每天组织我们自救，从不缺席，随处都可以看见他的身影，严肃的面孔在灾难来临时，似乎有了笑容。他每天和男教师一起搭帐篷，搬东西，拆除危房，然后就和大家一起到食堂去吃饭，他和我们之间的隔阂似乎在一点一点地化解。
日子就这样在磕磕碰碰中过去，我们这群曾经懒散惯了的“兵”，也在他的严格要求下，不断修正着自己。灾难终于悄然逝去，借着灾后重建的大好时机，他多方筹措资金，积极谋划，终于让学校彻底改变了过去的旧模样。当又一个春天来临的时候，那些新种的树苗和花草，在经历了移栽的生死挣扎后，开始吐出新绿，绽放生机，花园里的白玉兰和含笑次第开放。有时走过“书香路”，忍不住就会想起以前的荒凉，抬头看一看逐渐长高的芙蓉和紫薇，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像来年春天绽放的花蕾。
日历很快翻到了2009年，有一天早晨，我正在阳台上弄我的菱角花，他突然就出现在了我的身后，“三天以后，你去二中参加全县初三毕业班教师经验交流会，你代表学校作一个发言。”我一听就愣了，我天生就是个胆小鬼，让我在那么多人面前发言，还不如杀了我！我跟他说，我不去，我怕得很。他突然变得异常严厉：“怕什么，人家又不会吃你！就这样定了！”他转身下楼去了，冷峻的面孔让我不敢再有任何言语。经验交流的那天早晨，我竟然排在了第一个！紧张让我只知道拼命地喝水，一口又一口，我的嗓子似乎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不停地往上冒东西，我拼命地喝水，足足灌下去一大瓶。终于，我讲完了，掌声——证明我还可以，从讲台下来的时候，有几个老师问我要讲稿，说要珍藏，那一瞬间，我似乎感觉到了他眼里的欣喜与骄傲。从那一次开始，他就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只要有机会就把我推出去，我开始在他的高标准，严要求下，不断挖掘自己各方面的潜能，魏书生、李镇西、张景浩、高金英、韩军、李卫东等一大批教育专家逐渐进入我的视野，“教育叙事”这个全新的理念如一颗饱满的种子，深深地埋藏在我的心里。2010年，我的第一篇散文《有人送我一棵草》终于见诸报端，会理县“优秀教师”的荣誉证书也如期到达，他脸上的表情不再阴沉，微笑一闪即逝，如此吝啬，但我却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亲切。
2011年的彝族年，他带我们去了海南，在那个像梦一样的地方，每天都会有许多像贝壳一样美丽的文字在我的脑海里闪现，新的创作灵感像海浪一样翻滚而来。到达海南的第二天，同行的很多人都下海潜水去了，我因为担心自己的身体而留在了岸上，正和同事在海水里抢贝壳和珊瑚礁，突然就心血来潮，想要在广阔的天宇下走进大海，感受海的力量。一个水性很好的同事正在海里游泳，他一听就来了兴趣，拉着我就往海里走。海水清澈，却充满了力量，我身上的牛仔裤和白T恤在海水里不断膨胀，制约着我的行动，那种感觉真是无比的奇妙。我一直跟着他走了好远，海水渐渐漫到了我的脖颈，还灌进了我的嘴里，咸苦的味道突然让我感到害怕，岸上的人群开始惊呼，有人在喊“危险”，有人在拍照……“拯救天使”——一个破碎的蓝色星球和一对相拥着掠过大海的独臂天使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这个新的创作灵感让我激动不已。回程的路上，他开始征求大家的意见，问到了攀枝花，有多少人要先走，我急于要找到电脑，要把我的故事记录下来，所以想都没想就举手了。结果在我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发火了，一会儿安全，一会儿集体地说了一大堆，那声音，那架势，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一刻，我清楚地知道，他不是在征求意见，而是在命令，他要的是我们无条件地执行。我心底的不服气，携着长期潜藏在心底的委屈，顷刻间爆发了，我把在海南岛记下的所有文字，扔在了路边的垃圾桶里。那天晚上，我谁也不想搭理，呆坐在车窗前看火车驶过茫茫原野，心中的遗憾像一只可怕的蚂蝗叮咬着我，看见他过来就顺手拿本书装样子。他在我旁边的座位上坐下，无话找话，我把头扭向窗外，懒得搭理，他突然笑着说：“听说我白天的声音太大，让你生气了……”我回敬他一句：“您是领导，我哪敢生气！您也不会犯错误！”他没有介意我的无理，继续笑着说：“领导也是人，也会犯错误……”我不好意思再和他斗嘴，因为我知道，以他的性格，要在一个女老师面前说出这句话有多么的不容易，五年的校长经历已经让他渐渐变得宽容、沉稳，我开始为自己的任性和偏激而深深地自责。
从海南回来，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教育和写作，并逐渐认识到校园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校园里的每个人都在潜移默化中相互影响，慢慢成长，无论他是领导，还是老师，抑或是普通的员工，都在陪伴学生成长的过程中，不断磨去自己的棱角，让自己变得更加成熟。我突然悟到伯老师一直倡导我坚持的教育叙事写作，它的内容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学生的成长故事，它应该包括更加广泛的领域，我们关注的对象除了学生，还应该包括领导、教师和家长。
2013年的暑假，校园里的花竞相开放，我有了将自己所写的文字结集，让更多的人分享的冲动。整整一个月，我一直坐在电脑前，一篇一篇地校对，一篇一篇地修改，尽管很累，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因为我的耳畔时常会响起他常说的那句话“我不喜欢和欣赏半途而废的人，遇到困难要坚持！”长长的暑假结束了，我的教育叙事散文集《有人送我一棵草》终于有了雏形。2014年10月，经过长达一年的反复校对和完善，《有人送我一棵草》终于成功问世，我也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原来的学校，他也在这个月成了全县为数不多的优秀校长。
当我拿着我的教育叙事散文集《有人送我一棵草》，再次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校园里的香樟树已经结满了黑色的香樟籽，香气一缕一缕，原本想要当面跟他说声谢谢，但是在面对他的时候，我才发现任何的言语都无法表达我心中的谢意。放下书，走出他的办公室，拾起地上被风吹落的香樟树叶子，才发现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已经被秋天染成了红色，那红绿交错的景致，像极了我们生命里绽放的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