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08）是戊戌变法失败的第110年。一个自信的民族，其对失败的纪念与对胜利的纪念其实同样重要。
也许是历史的一种回报，在这个年份里，奥运会在中国举行。中国人把这视为一项“胜利”，更视为30年改革开放的一种精神果实。无可疑义，这确实是一颗滋润的果实。但是，如果把坐标放到戊戌年作思考，我们也可以说，这也是一颗迟到的果实。——在这样一个日子里，回望一下“戊戌”，对我们会有特别的启迪。
在此，我们选取了几部旧籍，把它们重新刊印，算是对那场失败的一种纪念。这种选取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戊戌变法不是一项孤立的事件，它至少与马关和谈（1895）和庚子国变（1900）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失败的事件。因此，我们选取的旧籍，就不是集中在戊戌变法这一个点上，而是力求展现出它前后的照应。
我们选取了这样三本书作为它核心的展示点，它们是：《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劝学篇》、《庚子西狩丛谈》。
伊李的马关和谈是19世纪以来最让中国人感到耻辱的一幕。无论是伊藤博文的咄咄逼人，还是李鸿章的努力周旋，都会使我们产生出一种想要更积极地参与历史的情怀和驱动力。——读了这个东西，你才会有一种爱国的真实愿望。只有了解历史，爱国主义才是有根的。也就是说，爱国首先不是一种观念，而是对历史的经验及其体认。
《马关条约》签订后，直到戊戌变法开始，中国有了一段短暂的思想解放时期（大约两年）。这时期的典型标志，首先是士大夫上书问政的频繁与热切，其次是近代性传媒（报刊）的爆炸式的产生，还有就是学会团体的大量涌现。而戊戌变法，正是这场思想解放的一种成果。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选取康有为和梁启超对变法屡带夸张的亲笔记述，而是选取了张之洞的《劝学篇》。之所以如此，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戊戌变法有两个界面，一方面，是少数“精英”的现代性观念的现实输入；另一方面，则是本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努力适应与痛苦挣扎。在这两个界面中，后者可能蕴含着更多的历史真实心态。有一个数据也许最能说明这一点：在变法期间，《劝学篇》印制的数量，约两百万册，而康、梁的那些观念，则并不普及。——这正是我们选取《劝学篇》的理由。
庚子国变（与此相关的概念，是“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是这场失败的现实伤痛，但至此，近代中国人开始真正趋向坚忍的努力。这正是20世纪中国的开端。《庚子西狩丛谈》是晚清笔记中最好看的一种，也是实录，所以我们选取了它。
这三个选择，可能有点另类，但我们认为是合适的。我们的工作在于：三个文本，我们都找了若干参照性的文本作为旁例，希望能使读者由此窥见历史的更广大的幅员。比如说，《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我们采用了《中日战辑》、《东方兵事纪略》等文献作为参照；《劝学篇》我们采用了康有为那几篇“上皇帝书”等作参照；《庚子西狩丛谈》则釆用了《庚子国变记》与《拳变馀闻》作为参照。我们希望，这能成为一种有张力的阅读。
这三项之外，我们还选取了其他几部旧籍进行刊印，特别是选取了两部小说。一部是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一部是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这两个文本，透射出的，是那个年代的中国精英对现代性的理解和体认，有极大热情，又有极大局限。这在今天看来，是有启发的。
上禀出版之衷。是为说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化普及编辑室2008年10月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