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才情很怪。有时候，心灵宁静、快乐祥和反而写不出好文章。但心情如果受到某种情绪的刺激或影响，尤其是受到蔑视或嘲讽挖苦，人的心就像一座憋气的火山，急于喷薄而出！
三天后，一篇构思奇巧、语言优美、故事耐人寻味的文章被我寄往《知音》编辑部，依然寄给了那个“傲慢”的编辑陈清贫。
两周后，一个特殊的电话打到了技术科，电话那头，一个年轻好听的男声问我：“你就是赵美萍小姐吗？”在我说了一声“是”后，他说：“我是《知音》的陈清贫编辑。恭喜你，你这次写来的故事终于打动了我的心，也打动了我们主编的心。你的文章将刊登在今年《知音》的第7期，标题是《飞走吧，我的天空从此破碎》……”
哦！老天开眼！没有哪篇文章的发表让我如此兴奋！我捧着话筒，激动得简直要语无伦次了。陈编辑继续鼓励我：“你的文字十分优美，我们的雷主编还特意赞扬了这篇文章呢！希望你再接再厉。”我兀自点头称是。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
想想那时真是自卑而幼稚，只是一个普通的电话，只是与一位知名杂志的编辑说了几句话，我已经激动得满脸绯红了。
后来，那篇我在《知音》杂志上发表的处女作《飞走吧，我的天空从此破碎》的文章被好几家报纸转载过，还被广东佛山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反复朗诵。优美的文字与动人的故事打动了无数读者和听众的心。我还收到了从《知音》编辑部转来的读者来信。
写作，像一根神秘的红丝线，连起了我与《知音》非同一般的缘分。
从1995年7月到1998年初，我在《知音》极其子刊《知音·海外版》就发表了7篇文章。其中《告别最后的伦巴》和《打工妹难嫁上海人》等文章尤其受到广大读者好评。后来，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便以《打工妹难嫁上海人》这篇纪实文章为主线，采访了我和其他两位在上海打工的姐妹。这是后话。
那段日子，我的写作顺利得无以复加，几乎写一篇发一篇。并且都是省级以上刊物。接触纪实文学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生活类杂志高昂的稿费令我兴奋，第一笔最高的稿费就是《知音》给我的。那篇《飞走吧，我的天空从此破碎》一文，不过两三千字，却得到了370元稿费。也就是这笔稿费，奠定了我写纪实文学的信心！
渐渐地，有全国杂志的编辑主动向我约稿了。这让我有点受宠若惊！从低声下气给杂志投稿，到被编辑主动约稿，其间的转变谈何容易！
为了学会写纪实稿，我学会了采访。我先是从报纸上找新闻线索，然后按图索骥去联系。没有记者证没关系，我发表过的文章就是最好的佐证。
有一次，我在《新民晚报》上看到一则感人的小消息：一对年近七旬的老教师夫妇，终生未育。几年前，她们请了一个安徽小保姆照顾他们的生活。小保姆带着一个出生才几个月的女儿。不幸的是，那个襁褓中的婴儿竟得了肺炎，小保姆害怕为女儿劳民伤财，竟狠心地将婴儿抛弃在医院自己逃之夭夭了。于是，善良的老教师夫妇承担起了抚养弃婴的重任。六年后，这名小弃婴在老教师夫妇的引导和培养下，竟成了一个琴棋书画无一不通的小“神童”……
这个感人肺腑的真情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按照报纸上所写的地址，带着一束鲜花，找到位于四川北路昆山花园路的老教师的家，恳求他们接受我的采访，并拿出自己发表过的作品，请他们过目。开明的老教师夫妇被我的真诚打动，愉快地接受了我的采访。这篇纪实文章后来发表在了《恋爱·婚姻·家庭》杂志上，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
至此我相信，生活永远是精彩的。所有精彩的故事都深藏在民间，在普通老百姓的身上。这种认识，对我后来的记者、编辑职业有很大的帮助。
在还属于自由撰稿人的时候，我就是用这种简单可行的“笨”办法，采访了很多有价值的纪实文章。有句老话说得十分精辟——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你自己想去做，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发表过我文章的杂志被我一本本珍藏了起来。每当感到困惑或感到疲累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翻一翻，激励自己不能懈怠。每当看到这些文字，就想起那一个个不眠之夜的苦熬，想起那些从心底里流淌出的泪水与欢笑，想起那些被我从粗砺的泥土中刨出的文字宝贝，曾带着我的体香与希望，像是从我血管中剥离的一颗颗珍珠，一点点垒起了我文学梦想的殿堂！
《知音》杂志社的出国笔会定在1998年3月，为此，我还请假回老家办理了出国旅游签证手续。为了让我出去旅游时不至于太过寒酸，川取出了所有积蓄让我带在身边，总共约5000元人民币，这也让我尤为感动。因为在那时候，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笔巨款了。然后，他陪我去买了一个深绿色的硬壳行李箱，花了一百多元钱。
3月中旬，我向老板张华请了十天假，开始了我的悠然之旅。
3月12日，在上海虹桥机场，有个怯生生的女孩拖着一个深绿色的行李箱，捏着机票，向出境通道走去。机场工作人员彬彬有礼地请她留步：“对不起，小姐，您还没换登机牌也没买机场建设费呢。换登机牌在21号窗口，机场建设费在那边买——”工作人员挥手指点告诉她方向，而她早就面红耳赤了，她像个企图蒙混过关而被抓住现形的犯罪分子，慌乱而紧张地退出队伍，拖着行李箱尴尬地走出去——这个没坐过飞机、没见过世面的女孩，就是我。
当我赶到深圳指定的酒店，全国二十多名《知音》杂志社邀请的作者已经从全国各地赶来汇合了，第二天即赴香港，然后飞往泰国。
到了深圳，又一层自卑笼罩了我。在那么多的作者里，只有我的身份最卑微——打工妹。其他作者要么是编辑、记者，要么是法官、律师、作家等等。每个人都有着体面的职业。在聊天的时候，有人随口问我毕业于什么学校？学的什么专业？现在做什么工作等等，我一下子不知如何回答。放在如今，打工根本不是什么卑微而羞于启齿的身份。没有学历，也没什么好自卑的。但在当时，这些问题却像飞镖一样，个个射中了我那可怜的自尊心。我想了想，带着一丝虚荣的心理回答人家：“我是在复旦大学自学的新闻专业，现在在一家电子公司上班。”说完，我感到自己的脸颊在偷偷发烧。
让我稍微恢复一点自信的，是《知音》杂志社雷一大副总编对我写作水平的肯定。雷总编是特意从武汉赶来深圳给我们送行的。在当晚的晚宴上，雷总编对每位作者都做了认真的评价和表达了由衷的感谢。在说到我时，雷主编用带着湖北方言的普通话说：“赵美萍是这次作者笔会中年龄最小的，但大家别看她年纪小，这几年却给《知音》做了不小的贡献，大大小小的文章发了六七篇。这个作者的特点就是文笔优美飘逸，故事浪漫动人，擅写心情故事，是个潜力不错的写手，希望你继续支持《知音》，继续支持陈清贫……”
有时候，人的虚荣心是很容易得到满足的，就雷总编的这席话，在别人听来也许如春风过耳，但我却铭刻于心了。
有时候，人的自信和自卑可能都只源于他人的一句评价。
现在的我当然不会如从前那么虚荣和自卑了，我会坦然而大方地告诉别人：我只有小学毕业，做过采石女，端过盘子，做过缝纫女工……因为我明白了：人之所以活得沉重，是因为把过去的阴影压在心上；之所以活得自卑，是因为总是在光明中注视过去的阴影。
68
快乐的假期开始了。从香港到泰国，所见所闻让我这个来自安徽农村的村姑眼界大开。那时候，香港刚刚回归，很多内地游客赴香港旅游，满大街都可以见到说普通话的内地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住五星级饭店，第一次游览海洋世界，第一次发现这个弹丸之地的种种魅惑与繁华。从前只有在电影电视剧中看到的香港，此刻活生生地展现眼前，让人有种失真般的不知所措。之前，我曾听过艾敬的歌《我的1997》，她在歌中唱道：1997快些到吧/八百伴的衣服究竟是什么样/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HONG KONG/1997快些到吧/让我站在红勘体育馆/1997快些到吧/和他去看午夜场……
可是，当我真正地来到香港，我并没有去八佰伴，也没有去红磡体育馆，因为囊中羞涩，更因为一片茫然。这个城市像天堂，但我不过是一只卑微的小麻雀。
而这次旅途我最大的收获，是一个改变我一生命运的机遇悄然来临。
这次《知音》杂志社派出的笔会旅游团“团长”是总编室主任钱钧（现为《知音》集团副总，和编辑郝培文（现为《知音》上半月刊执行主编）。在香港一次饭后闲聊的时候，钱主任无意之中向作者透露：因为发展需要，《知音》杂志社即将面向全国招聘记者、编辑，下一期的《知音》杂志上将刊登出招聘启事。
我的心猛烈地跳了一下，像被狠狠敲击了一锤的钟。
曾经，我在电话里对我的责编陈清贫说过这样一番话：“我好羡慕你们这些做记者编辑的，成天在国内飞来飞去，见多识广，多神气，多风光。如果我这辈子能做上记者编辑，我会磕头烧高香的……”陈编辑多少了解一点我的出身和学历，他善良地揶揄我：“这个希望有点渺茫哦！没有哪家单位不注重文凭和学历，除非奇迹降临。你还是乖乖地做写手，给我写稿子吧！”
编辑、记者，对我来说是多么具有诱惑力的职业！但对一个只有小学毕业的农村打工妹来说，又是一个多么遥不可及、异想天开的梦想！我只能在无望的希望中等待奇迹降临。
现在回头想想，这个奇迹是必然会来临的。因为我早就准备迎接它的来临了——如果我不是天生就喜欢写作，如果我没有给《知音》写稿，如果我没有参加《知音》笔会，如果——如果我不是一个善于捕捉机遇的人——那么，机遇一定不会在拐角处等我，即使等了，也未必被我发现，即使被我发现了，也未必会被及时抓住！一切，都是冥冥中因果的注定！
机遇，只为准备着的人而准备着。
机遇，时刻在人生的拐角处张望着，等待着一双发现它的眼睛。
“我想去《知音》应聘，不知道可不可以？”我在心跳平缓之后，怯怯地问钱主任。他说，这次招聘是有条件的，如果你条件符合，当然可以去应聘。尤其你给《知音》写过大量稿件，熟悉《知音》的风格，领导一定会考虑优先录取。
真是一句令人感激不尽的鼓舞精神的话语。但我出于虚荣和自卑的心理，我没有告诉钱主任我的文化履历只有小学毕业。我想等回去之后，看到《知音》上刊登的招聘启示后再说。
有了这个希望的支撑，我的港泰之旅变得美妙无比。
8天后，我带着一叠漂亮的照片和愉快的心情回到了上海。在广州转机回上海时，我就迫不及待地在机场买了一本1998年第4期《知音》，翻到最后一页，激动人心的招聘启事映入眼帘。可我一看完就泄气了。那看似简单的三条招聘要求，有两条对我来说是致命的——
第一条：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第二条：三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第三条：发表过十万字以上的作品。
如符合以上三个要求，应聘者可在三个月内将简历和作品复印件寄往武汉知音杂志社总编室。
这三条要求里，也就最后一条我能勉强符合。这道希望之门，对我来说门槛太高了。
回到上海之后，我迫不及待地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川，征询他的意见。他的身上有个优点我十分欣赏——他虽然自己比较安于现状，但从不干预或阻拦我的发展，我想做的事情，他除了适当的帮我分析利弊之外，决策权还是交给我。因此，当我告诉他，想抓住这次机会，向《知音》毛遂自荐时，他只是说：“如果你不做就会后悔的话，那你还是去做吧，不管成不成，求一个心安。”
“如果我成了呢？”
“那你不就心想事成了吗？”
“那我可能就要去武汉工作了哦！”
“那你就去呗，反正这是你梦寐以求的。”
“那我们不是要分开了吗？”
“那怎么办？你要想做的事情，我不让你做，你会高兴吗？”
他的口气看似豁达，实则包含着一丝无奈。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但我无法说服自己的“野心”。
那几天，我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每夜辗转反侧地考虑：大名鼎鼎、全国发行量第一的《知音》杂志会把一个小学生放在眼里吗？人家会不会看到我的简历就把它塞进了垃圾桶？小学毕业生想当知名杂志的编辑记者，开国际玩笑吧？
勇气像潮汐一样涌起又落下，落下又涌起。川看我犹豫不决又不死心的样子，还是鼓励我：去试试看吧，不然你也不知道自己行不行，反正试试看，你也不损失什么。
是的，他的话有一定道理：无论结果如何，我都要尝试和争取！如果连尝试都不敢去做，何谈成功的希望？有时候，机遇只给你一丝门缝，关键是你是否有勇气去推开它。机会，有时就是一列失不再来的末班车，如不及时搭乘，将会遗憾终身。尝试很简单，只需勇气。
于是，我将我所有发表过的作品全都复印了一遍。然后装订整齐，用特快专递寄往《知音》杂志社总编室。但是，我没写简历。不是忘记，而是故意没写。我希望《知音》杂志社的领导被我的文章打动，而忽略我的学历。邮走资料后，我虔诚地暗暗祈祷——命运之神啊，请你垂青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