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白
1939年，在我国抗战全面爆发两年之后，欧洲那边的战火也燃烧起来，我刚好从头到尾都在那里，既在后方挨过炸，又以战地记者身份跟着看过点炮火。今年5月8日是欧战停战日（VE Day）40周年。我多想写一篇——甚至一本完整的欧战回忆录啊！但是1939年至1946年间我记的那几本日记，全毁于1966年8月那场大火了。现在硬要回忆，我只能这么东拉西扯地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既不按时间顺序，也不讲究什么蒙太奇。
乐极生悲
1945年欧战停战日那天，我正在旧金山采访。那晚，全市欢腾，人们到处都在狂舞着。记得人行道上一个完全不相识的老妈妈看到我胸前佩着联合国的徽章，就突然把我抱住，在我颊上使劲亲了一通，然后醉醺醺地对我说：“这下可好啦。我的乔治快回来了，我的小杰夫也不必再去当兵啦。”一边说着，一边就扶着橱窗，晃晃悠悠地踱去。
我目送着她那背影，仿佛望到了一颗饱经忧患的母亲的心。可那天，我还欢不起来，因为半个中国还沦陷着，亚洲东部还在冒着浓烈的硝烟。但我能理解他们的狂欢。
那天晚上，从广播中听到一个十分不幸的消息，加拿大东海岸哈利法克斯市的居民，狂欢得过了头，一些醉鬼竟然闹起事来。混乱中，十几个人被踩死。真所谓乐极生悲，死得可太惨太冤了。
人逢特大喜讯，往往不能自持。不但西方人如此，前些年我就听说国内有人在知道自己的问题得到改正或平反的消息后，一兴奋，心脏病犯了，就倒下来断了气，确实令人遗憾。
棋子
倘若不是当时的香港《大公报》胡霖社长的坚持，1939年我很可能就不去英国了。
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聘请信中的条件太苛刻了：年俸才二百五十镑，还要交一大笔所得税，路费得自筹，而且合同只订一年。即便我能借到那笔旅费，满了一年万一合同不续订，我不也得背一屁股的债，哪辈子才能还清！去过英国的朋友那时都劝我去不得，还是在家吃馒头吧，那面包吃起来太玄乎。
不知怎地，胡霖听说英国人请我这件事了。他把我叫到二楼那小间办公室去，满口答应我：旅费由报馆先给你垫上，以后用通讯来还嘛。可多么不巧，半夜里那笔旅费又被贼偷去了。我急得满头大汗，心想：这下可真去不成了。他却神色泰然地说：叫财务科再给你补上一份。对于赴英这件事，他比我急切多了。
临走时，他对我说：欧战是打定了。报馆要你去，就是在那里先放上颗棋子。我听了，当时很不是滋味。嗬，拿我当棋子！日后才认识到，搞事业就得像一名棋手那么精明，要干着今天，想着明天。
其实，照常规来说，他不但不会鼓励我出去，而且还会留难一番呢。《大公报》一向重视副刊。我一走，要撂下个不小的摊子。但他着眼在大的方面。
在由谁来接替我管副刊的问题上，他又表现出少有的远见。馆内上层几大金刚当时属意的是一位教授。我坚决推荐的是杨刚。为这件事，报馆里争论很大。因为不知是谁告诉他们，杨刚是共产党。
胡最初举棋不定。我向他分析杨刚如何能干，如何胜任；馆内上层却提醒他杨刚入馆会影响报馆在国共之间“不偏不倚”的地位。
记得最后一次同他谈此事时，我只说了句：倘若把那位教授请来，会失去刊物目前的大部分写稿人和读者，刊物必然又恢复到吴宓主编时的学院派老样子，哪里还像一份抗战时期的报纸！在上海时他曾对我说过，《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就是为了吸引青年读者的。我这个警告大概对他起了决定性作用。第二天，他对我说，给杨刚打电报，请她马上来。
1943年他参加访英团，特意到剑桥来，劝我放弃学位去当战地记者。他还对我说，杨刚可真是一把能手。她不但能编副刊，还经常跑战地，是个很在行的军事专家呢。
搞报馆，搞什么，都需要点远见，包括克服政治上的成见。短见（时髦术语是“本位主义”吧）对事业最是不利。把人当棋子并不一定就坏。那样，在用人上就会有个全局观点了。
海员
在持续六年的反***战争中，英国商船队的功绩并不亚于海军。它保证了岛国上几千万居民不致饿肚皮，同时，还向北非等战场运送军需。商船队是抵抗**运动中的大动脉。船队经年累月地在海上同**潜艇搏斗，伤亡也很惨重。以中国海员来说，仅利物浦一个港口，那时就有十万中国海员，其中十分之一都葬身海底。说来这也是我们对欧洲那场大战的贡献。
我曾几次赴利物浦，访问那里的中国海员。他们大都是在船底添煤的火夫，船一旦被**潜艇的鱼雷击中，生还的希望最小。那时**的鱼雷也不断翻新，如磁性鱼雷的发明就很厉害，它能从水下追逐上面行驶的船只。
那些海员个个都有一本血泪史。他们几乎都是通过中国沿海码头上一些把头（相当于人贩子）上的船。开头一两年，每月都得从工资中拿出可观的数目去孝敬把头。
海员等候就业期间，把头还动不动就殴打，有个海员就这样活活被打死。那个海员年幼的儿子当时小小心坎上燃起怒火，立志长大后要替父报仇。为此，他也当上了海员，到处跟踪那个把头。1942年的一天，他终于在利物浦找到了当年杀害他父亲的那个凶手——这时已当上了海员俱乐部的负责人。他就佯说有要事同那个凶手谈。他们是在会客厅里见的面。我赶去时，看到会客厅的墙上还满是血迹。原来会见时，他掏出一把尖刀，攮进了冤家的胸膛。记得有一家英国报纸评论此事时，还替复仇者讲话，提到了中国人讲求孝道的民族美德。
另一次，我访问一位林姓粤籍海员。他持有海上遇难后，乘筏子漂浮最久的世界纪录。他的船是在葡萄牙海面亚速尔群岛附近被**鱼雷击沉的，在海上漂了将近一百八十天，才在巴西海面上被飞机偶然发现遇救。他告诉我，最关键的一点是不论多么渴，也不能喝海水。筏子上起先还有两个欧籍船员，他们就是因为喝了海水，不出几天就相继死去。他则一面咬牙不喝海水，一面又琢磨出个窍门——他学会了从鱼腹的尿泡中吮水来止渴。孑然一身，白天晒，夜里冻，随着波涛忽上忽下地颠簸，始终也不放弃生望，这是怎样坚强的生命意志啊！
几年前听到一位朋友50年代初期在政治生活中遇了难，一下子茶淀劳教，一下子去江西劳改；有时单独监禁，有时甚至上了手铐脚镣。但他始终相信自己的无辜，始终相信有昭雪的一天——而且，果真终于昭了雪。当时我就联想起在海上遇难的那位坚忍不拔的海员，同时想到：我们这个民族有一种可贵的气质，或者说品质，就是经得起摔打，逆境中能保持乐观，咬牙到底。
旅途
我是1939年8月31日在九龙登上开往马赛的客轮“阿拉米斯”号的。去买票的那天，船公司挤满了人——但几乎都是退票的。那时的欧洲，真可说是战云密布。记得杨刚送我上船那天早上，报上已登出华沙被炸的消息，一条颇为豪华的客轮空空荡荡。船上的欧籍乘客，一个个垂头丧气。
起航的第三天，就听到了英法相继对德国宣战的消息，船仿佛是笔直朝着一片熊熊烈火驶去。
刚到西贡，那条船就被法国海军征用了。我们在那块殖民地当了七天的囚徒。后来公司另派了一条船把我们接走。开到新加坡，大部分中国旅客都改变了主意，不想再往西走了。只剩下两个中国旅客还硬着头皮继续西行：一个是我，另一个是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开饭馆的老板。我们都各自有骑虎难下的原因。他要是不回荷兰，饭馆交给谁？我当时的考虑很简单：回香港，那双份旅费我拿什么来赔？
生活中，有些决定是客观因素促成的，事后也大可不必来冒充英雄。当时，我就像个在山洞里朝前摸索的盲人，一点也不知道“未来”这只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讲起来，在茫茫大海中，只有我们两个是黄皮肤的，理应特别亲热才是。然而不是那么回事。一路上，每逢船靠码头，我们少不得都要上去走走。但是我们的兴趣太不同了。最可笑的是我们两人在巴黎分手的情况。他不知去过多少趟巴黎了，而我却是头一遭。一到巴黎，他就热心地要充当我的向导。他带我去了大百货公司，还要带我去玻璃房子（妓馆）。我拒绝了。我想请他领我去巴黎圣母院，去国家歌剧院。他说他可从来也没听说过这个圣母院在哪儿。我们一路上用结结巴巴的法语向人打听，好不容易才摸到那座我在书中读到过的大教堂。他说，那有啥看头？他不肯进去。非要站在教堂大门外头等，并嘱咐我进去探探头就出来。
我是平生第一次见到那么庄严肃穆、那么巍峨动人的西洋建筑呢。一踏进教堂，我好像就步入了中古的欧洲。我只顾出神地欣赏那些精雕细琢的石像，嗅着那香中带点发霉的气味，一下子忘记了时间，更忘记了等在门外的伙伴。等我走出圣母院时，那位老兄早已不见了踪影。
我一直后悔事先没向他要荷兰的通讯地址。共过一个多月患难的旅伴，临了就这么不辞而别，真令人怅然。
每逢听到谁的婚姻由于双方生活旨趣不同而触礁时，我就想起我那位旅伴。要是兴趣、生活方式合不来，而又非得在一起生活不可，那真是苦事。
身份
从法国西北角的加莱港上船，跨过波涛汹涌的英吉利海峡，就来到以雪白峭壁闻名于世的多佛港——由法入英境的主要港口。
在移民局前排队时，我才发现大部分旅客都是听到战讯，中断了在大陆上的度假，赶回老家的。唯独我这个东方人，却是前来要在战火中执教鞭的。战局当时虽然还很沉寂——史学家通称那段日子为“莫名其妙的战争”，但英国毕竟不能不考虑到，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呢？一个食物不能自给的岛国，平时靠着老大帝国的派头，什么都从殖民地运来。如今，有的商船征为军用了，能用于海上运输的也得去冒挨潜艇鱼雷炸沉的风险。哪能再让外国人入境呢！所以当那位移民局官员皱起眉头来回翻着我的护照，犹豫不决时，我一点也不怪他。然而我的护照里又明明夹着伦敦大学发给我的聘书，老远来了，拒绝我上岸总说不过去。英国人真会折衷，他终于还是在我的护照上打了个大图章，旁边注上：“暂准入境两月，以后如何，请内务部裁夺。”就这样，他把矛盾上交了。
后来，那两个月就变成了七年。
我至今不解，何以我——以及所有那时旅英的中国人，都被划为“敌性外侨”。有人向我解释说，加了这么个“性”字，可大大不同了。没有那个字，就得进拘留营里。然而作为“敌性外侨”，晚上六点以后就不许出门，不许到离海岸三英里的地方去——因而我始终没能见到我仰慕多年的女作家吴尔芙夫人。她那时住在南海岸的苏塞克斯郡。等我的身份随着珍珠港事变而改变了时，她已投河自尽了。我是在她死后九个月才去她的故居的，由她的丈夫陪同，到曾经结束了这位卓绝艺术家的生命的那条河去凭吊。
谈起身份改变，来得也真是突然。珍珠港事变的第二天，英美忽然发现原来中国老早就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同东方的***作战了。一夜之间，我就从一个“敌性外侨”变为“伟大盟邦的公民”了。
那天坐在公共汽车上，我忽然感到后颈上一股酒臭气。一个中年乘客在我耳际大声嚷着：“嗨，你押错了宝！你押错了宝！”我猛地意识到，他是把我当成日本人了，就回过头去向他解释说：“先生，你弄错了，我是中国人！”
这个醉鬼听了，马上挪到前边来，紧贴在我身边坐下。他至少也喝了大半瓶威士忌，满脸通红，额上青筋凸起。他不是军人，可先向我敬了个礼，然后扯着嗓门嚷道：“啊，中国，孔夫子的中国！”说完，就硬要我同他握手。
接着他又嚷：“啊，中国，发明了火箭的中国！”话音未落，又抓住我的手，死死握了一通。
他滴溜溜地转着眼睛，看来是在搜索枯肠地想着有关中国的名堂。“啊，中国，万里长城的中国！”随后，又抓住了我的手。
……
看得出，他是要无止无休地这么搞下去了，而那股冲向我的浓重酒气快使我窒息了。我赶快在下一站提前下了车。
然而我不能不佩服那位醉鬼知识之渊博。
配给
去警察局报到后，立刻就领到食物和衣服的配给证。
英法两国虽是近邻，在战时配给上，却各有特点。即便在那样艰苦的时刻，法国的配给也包括一瓶红酒和几两咖啡——事实上，真咖啡早已绝迹，发的是把橡籽儿烤焦后磨成的末末。英国的配给没有咖啡，也没有酒，却有茶和糖。茶是锡兰（即今斯里兰卡）出的那种涩得要命的黑茶，所以非放糖不可。
英国人不但讲究每天下午四点吃茶，而且还喜欢轮流举行茶会。开战以来，尽管茶和糖都实行配给了，茶会还是照常举行。这也是一种对希特勒的挑战吧。几乎每个星期我都得赴一两次茶会。最常去的是研究中国科学史的李约瑟家和20年代曾访问过我国的哲学家罗素那儿。那时，去赴酒会，总设法买上一瓶酒带去。赴茶会则带上一小包糖和一小包茶叶。主人收下时，照例说一声：“你想得真周到。”
后来当了随军记者，在战地上经常发一种“K配给”。我始终不知道K这个字母代表什么，反正它很像今天在飞机里发的那种餐盒，里面有饼干、巧克力，还有香烟。1944年巴黎解放后，我请友人钱能欣夫妇去歌剧院看表演，每个人膝头上就各放了那么一匣“K配给”。
听说近些年来，英国大抓农产品自给了，鸡蛋甚至还出口。甩掉了“大英帝国”这个包袱后，英国也自力更生起来。当帝国还未解体时，英国人吃的大多靠海外。去副食品商店买鸡蛋时，店员会问：要爱尔兰的、丹麦的，还是中国的？牛油和干酪，不是来自加拿大，就是新西兰。英国人喜欢草坪。在苏格兰内地旅行，有时一整座山都归私人所有，而且尽管打仗，草坪上什么也不种。在德国潜艇闹得最凶，也就是英国商船被击沉的比率最高时，丘吉尔亲自抓战时农业了，特意在距唐宁街十号一箭之遥的议会方场中央种起土豆，作为一种提倡。
其实，战时食物配给只迫使下层社会勒紧了裤带，真正有钱的人在高级餐馆里照样什么都能吃到。每次去伦敦，我总到中国饭馆去饱餐一顿。老板一见是自己同胞，也格外照顾。我坐下来就对服务员说，来吧，什么肉多，给我来什么。
平时，一个月也吃不上一斤肉。天天是鳕鱼，都吃怕了。
1945年3月，我同一批外国记者乘护航轮跨过大西洋，去旧金山采访联合国大会。一上岸，我们都一溜烟儿钻进最近的餐馆。我记得摆在我盘子里的那块猪排，简直像砖头一样厚。一边狼吞虎咽地嚼着，一边赞赏，恰似一群灾民。
从加拿大一路吃起，芝加哥、盐湖城，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恨不得一下子解了六年的馋。到旧金山时，肚子里就厚厚地有了层油水。在宴会上，又文雅得像个绅士了。
轰炸
在伦敦我经历了大规模的轰炸。
开战后，我任教的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立即疏散到剑桥基督学院去了。那时，战争确实有点莫名其妙。西线一点动静也没有。法国士兵还在马奇诺战壕旁种起玫瑰呢。不断谣传说：就要停战了。
1940年6月，伦敦大学搬回了伦敦。那年春夏之交，希特勒的坦克部队长驱直下，已经占领了整个西海岸。至今我也不理解大学里那些书呆子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反正搬回伦敦没多久，大轰炸就开始了。**那时搞的是“饱和式轰炸”。一个晚上就派来几千架次。像英国中部的考文垂，一夜之间几乎被夷为平地。
那时我住在伦敦西北郊一家公寓里。老板娘和英国首相同姓，我们称她作丘吉尔太太。当时在伦敦找个接纳“有色人种”的公寓还真不大容易，丘太太的公寓里住的全是亚洲人。有三四个中国来的，有个学提琴的锡兰姑娘，还有一个从新加坡来的印度青年拉贾拉南——后来当了新加坡主管外交的副总理。听见警报，我们来得及，就到附近地铁站台上去过夜。如果来不及，也就是说，警报一放，周围高射炮立即响起，说明敌机已临上空，我们就只好立刻就地隐蔽。1983年去新加坡，与拉贾拉南旧友重逢，他还同我一道追忆往事。那时，我俩同住一层楼，有时躲在同一张饭桌底下。其实，要是命中了，躲到哪里也是白搭。我们躲的主要是爆炸后四下飞起的、比刀子还锋利的碎玻璃碴。
有一回，我到著名的社会改革家佛莱女士家去度周末。她住在离伦敦足有四十英里的艾利斯伯莱，属白金汉郡，满以为可以睡一宿好觉。汽车到达后，我看到周围十分空旷，还有座小山。可是天一黑，敌机却轮番不停地轰炸，而且离我住的地方很近，所以震耳欲聋。就这样，一直闹到天明。后来才知道，英国人在山麓下搭了座假工厂，故意露点亮光。于是，敌机就把山坡当作轰炸的重点。
1944年6月初，希特勒搬出他的“秘密武器”了。先是飞弹，也叫作VI，其实就是现在的导弹。以后又来过些火箭，叫VII，据说是由挪威山里发射到上空六七十公里后，落到预定地点才爆炸的。这两者不但没为他赢得战争，甚至也没能推迟第二战场的开辟。我同VII没打过交道。然而有一阵子，飞弹的威胁要比1940年的大轰炸更为严重。
当时，伦敦的空防主要靠高射炮、气球和战斗机。1940年，**轰炸机白天还不敢来袭，飞弹则昼夜不停地来。一则它里头没有人，二则它造价低，据说一架战斗机的钱可以造几十颗飞弹。那一阵子，伦敦满天都是这种凶恶玩意儿。我们常站在高坡上看，就像一群群大雁似的。它先是在天空一打转，然后扎下来，落地就爆炸，破坏力相当大。1940年大轰炸中幸免的一些建筑，却被飞弹炸中了。
伦敦居民对这玩意儿有些怕，可又好奇。最初，不少人都驻足观看，等它在天空一打转，再找地方掩蔽。希特勒也真会开玩笑。后来，他把飞弹的规律改了：它在天空打个转儿之后，接着又往前飞去，指不定几个回合才往下落。
我住的地方挨过炸，但当时我早下地铁了。只有一次，我到别人家去度周末，主人夫妇出去赴晚宴，留我看家，刚刚上床，就放了警报，敌机随即飞临上空。我穿着睡衣就连忙躲到底层楼梯下面。只听见那幢三层小楼一声巨响，原来它中了烧夷弹。顿时楼上一片火光，四下里黑烟弥漫，令人窒息。
在浓烟中，我被民间自行组织的救护队员背出火场，一直送到附近的救护站。
在惊恐中，我喝到一生最美味的一杯热可可。
友情
大轰炸中，朋友之间的交往并未中断。
那时，我住在汉姆斯台德一幢四层楼公寓的地窨子里。那间房子足有四十来平方米，一头是床，另一头算是起居室。我的伴侣是一位希腊朋友送的一只猫，叫瑞雅——就是1957年被人编造成神话的那只。
有一天，听到叩门声。原来《印度之旅》的作者E·M·福斯特来看我了。他也爱猫。他家那只叫汤姆。一进门，他就饶有风趣地说：
“我代表汤姆看望瑞雅来了。”接着，他打开一个手帕包，里面是一点猫食。
战争期间，连猫食也缺了，市场上出现一种“人造猫食”，看起来有点像咱们的麻碴子。那天福斯特为我的瑞雅带来的，正是这种“新产品”。我当然立刻把瑞雅抱过来说：“瞧，福斯特先生老远给你带来汤姆的礼物，快来尝尝吧！”
岂料我那只猫胃口很刁。它先抬头望望微笑着的福斯特，像是赏脸似的弯下身，把鼻孔凑近礼物闻了闻，然后扭头不屑地踱开了。
这可使我狼狈了。福斯特心里大概也不那么对劲。他还是很体贴地说：“瑞雅恐怕还不习惯。也许等我走了，它就会吃了。”我连忙说，想必是如此。
我去剑桥王家学院作研究生，就是福斯特和英国汉学家阿瑟·魏理二位推荐的。他们都是那个学院的校友。
魏理的中文真可以说是自学的。他告诉我，20年代丁文江赴德国路过伦敦时，曾教了他十几天中文。那时魏理在英国博物馆负责保管中国图章。打那以后，他就动手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从四书、老庄、唐诗——特别是白居易，到《红楼梦》。他还译过日本的《源氏物语》和《枕草子》。
打仗的时候，像他那样过了兵役年龄的自由职业者，照样也得为战争服务。他供职新闻部，负责检查中文信件。因此，那时我给《大公报》写的大量通讯，都经他检查过。
文人显然不大会保密。他时常露馅。有一次他对我说：“昨天你那篇文章，头上可给我剪掉了。”更糟的是，他在英国一份重要文艺刊物《地平线》上，发表了一首“仿中国诗体并赠萧乾”的诗，题名《检查》。经过十年动乱，我那本《地平线》，自然早已不存在了。
1979年访美时，在聂华苓家看到那年10月11日的台湾《联合报》，副刊上登着香港中文大学余光中教授的译文。诗曰：
我做了检查官一年又三个月，
办公的大楼已四度被炸；
窗上的玻璃、木板、糊纸，
依次被炸碎，只剩下残框。
洗澡、保暖、炊食都困难，
有时更短缺煤气和水电。
检查官的守则难以奉行，
半年之中竟有一千条“作废”。
空袭法规逐日在变更，
官方的命令也颁得不分明。
可以提海罗，不可提德黎跟汤姆；
可以说起雾，不可以说下雨。
薄纸上乱涂一气的日本，
字迹潦草，读来真伤眼。
一间斗室装十架电话，
和一架录音机，我怎能专心？
用蓝笔删改不过是儿戏，
卷宗的纠结并不太难解。
外国的新闻也不难检查，
难的是检查我今日的心事，
——
难的是坐视盲人骑瞎马，
向无底的深渊闯去。
译者余光中在注释中说：“魏理诗末用了《世说新语》的危言来形容欧洲的局势，盲人骑瞎马可以指希特勒，也可以泛指人类。”
今天读来，觉得它不但透露了一个检查官的矛盾心境，也描绘了当时伦敦政府部门在大轰炸中的景象。
战时广播
战争一开始，大概是为了防空的原因吧，英国立刻就把电视停了，然而广播却一直也没有停过，而且由于灯火管制，很多人夜晚不大出门了，收听率大大高出平时。
那时英国的广播电台除新闻之外，有几个特别受欢迎的节目。一个是“广播大夫”，是固定由一个人来播的。他语调亲切，声音沉着老成，而且富于风趣。估计实际上有个医生小组负责研究听众提出的问题，由这个人来作答。
还有个节目叫“智囊团”，每周一次。参加者有教授、记者、议员等，大多是全国知名人士。由主持人提问，然后一一作答，办法类似学生口试。问题事先概不透露，考的是机智和知识面。因属突然袭击，经常出现十分有趣的局面。座中有位哲学家，找到了个窍门：他专好编造一些妙句，硬作为引自我国孔子。反正也没有汉学家在场，无从对质，只好随他去了。
节目中收听率最高的，还是丘吉尔首相每星期一晚上向全英国人民谈话。讲稿估计是出自高手，他本人又耍过笔杆。每次都从战局谈到家常，亲切、幽默，娓娓动听，有时还十分感人，是最好的战时动员。后来罗斯福总统也采用了这个同广大民众促膝谈心的方式。记得他的讲话是放在星期五，节目就叫《炉畔恳谈》。
英国人在战时，还收听另外一种广播：**德国为了瓦解英国人心，由一个投敌分子威廉·齐伊思用英语来播。他自称是哈哈贵族，语调尖酸，声音可憎。英国政府从未禁止收听那个敌台。收听的人越听，越对**一伙加深仇恨。声音是哈哈贵族的，内容和语调显然是戈培尔的。
亡国恨
我很幸运，生平没在沦陷区呆过一天，可是柏林攻克后，我却目睹了战败德国的惨状。
一开进德境，联军最高统帅部就下了一道命令：不许与敌国人有任何交往，违者一律以军法惩处。那时，在部队路过的休整站上，服务员照例都是些德国战俘。他们穿的仍旧是希特勒发给他们的墨绿色军服，只是去掉了标志军级的章。当他们毕恭毕敬地端上咖啡时，我们倒想问问他们是几个星的将军呢！
当然，没人敢那么问，甚至也不敢正眼望望殷勤地替我们服务的人，因为到处都写着：“无论战俘为你做什么，一律不准道谢。”这实际上大大违反西方社会的习惯。那里，每个人一天五十声“谢谢”也打不住。如今，硬得把“谢”字咽了回去。
我心想，战火又不是这些战俘放的，何必拿他们撒气！所以当一名战俘弯下腰去替我擦完皮鞋之后，我总用眼睛朝他表示一下谢意。
波茨坦会议之前，我们暂时驻扎在柏林西南郊兹林道夫一个老百姓家里。现在回想起来，说不定屋主还是一位卓绝的艺术家呢！一回我上厕所，一个身材矮小、留着络腮胡子的中年男子鬼鬼祟祟地尾随进去。他偷偷地从上衣前襟里掏出一小幅水彩画，画的仿佛是湖景。他用蹩脚的英语吞吞吐吐地问我，可不可以换给他点香烟（战后一个时期，美国香烟几乎是西欧的通用币）。
画，我只瞟了一眼，没敢接；香烟，尽我身上带的十几支，悄悄地全递给了他，就赶紧走去了。
去秋我重访联邦德国时，在慕尼黑看到揭露**的展览会。我思忖道：德国人恨希特勒，应该不在他人之下。一个自尊心那么强的民族，一时间竟沦为亡国奴，他们怎能不恨！
然而当年德国人也真挺得住。在被轰炸过的柏林街道上，我看到男男女女整齐地排成长队。他们不是在抢购什么短俏物资，而是在把烧焦了的砖头一块块地从废墟上递出来。我望着他们那严肃认真的面孔，心里说：这个民族是亡不了的。
1985年4月
（原载《北京晚报》，1985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