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
赵元任（1892—1982），现代语言学家，1910年至1918年留学美国，在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等学校学习数学以及哲学等。191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我们到达旧金山，正赶上看庆祝加州于1910年加入联邦日（Festivities of the California Admission Day）。当时我得到的对美国印象和以后我在纽约州绮色佳城（Ithaca）所见到的，颇不相同。我们这批清华学生由蒋梦麟等人来接，梦麟那时是加州大学四年级学生。我被安顿在斯托克顿（Stockton）街的东方旅馆（Oriental Hotel）。他们引导我们去看旧金山的景色，包括1906年大地震尚未清除的废墟——不对，他们一向管那次地震称为“大火”。
不久我们这批人便被分成较小单位，分别送往各大学，大多在东部各州。我们搭乘横越大陆的火车去到水牛城（Buffalo），然后换车到绮色佳，由一位高年级生金邦正（后为清华学校校长）来接。以前选送的第一批清华学生，大多数送到高中读书，他们觉得高中课程太过浅显，这是北京政府的错误。这次，我们全部送到大学，有些人甚至被承认具有稍高学分。我和另外十三位中国学生，获准进入康奈尔大学，做一年级生，包括胡适（当时英名为suh Hu）和周仁，1973年我到上海曾见到周仁，最近他逝世了。
我对绮色佳的第一印象是根本不像美国。以前我认为美国应该像明信片上所印的一排一排的高楼大厦，如波士顿毕康街（Beacon street）出售的明信片，可是在这里，除了校园内的大楼外，所有房屋都是木造的——我称之为小茅舍。唯我习惯于绮色佳的生活，一连四年住在那里，甚至未去过纽约市。
我住的第一个处所是林登道（Linden Avenue）127号一家寄宿舍，位于山下，距离校园多数建筑物约一英里之遥。后来我迁到卡斯卡迪拉馆（Cascadilla Hall），和我住同房间的是胡达（明复），我和他相互学方言。他是无锡人，在我家乡常州以东三十英里。外人很难分别出这两种口音，因为太近似了。胡家人那时我认识的颇有几位：明复的哥哥胡敦复1909年在康奈尔毕业，是护送我们去美的三位监督之一；他俩的远房堂兄弟胡宪生1914年毕业；我们同班的胡适（和上述三胡无亲属关系）。因之颇有一段时期，我们的朋友难以分辨出胡是哪个胡（译者按：原文为Hu was Hu，与who's who声音相似）。以后在哈佛，和我住同房间的是敦复、明复的远房堂兄弟胡正祥。
在康奈尔的生活，我可以引述我一天的日记。和通常一样，每个人都写文言文，甚至用文言文翻译英文，如went downtown to get eyeglasses译为“至下城取目镜”。以下是1910年9月30日我的日记：
学校今日开学。七时起床。八时前不久（图书馆塔楼上的）悦耳钟声响起。第一课解析几何在怀特馆（White Hall）二十四室上课，史奈德（Virgil Snyder）教授提纲挈领，解释详明。胡明复与周仁及王预同在一班。第一课后，余至史密斯馆（Goldwin Smith Hall）一八三室上德文课，由波卜（R.P.Pope）教授讲解德文字母与发音。中午，校长舒尔曼（J.G.Schurman）对全体学生讲话。午饭后，去十号物理实验室，唯贴有通告，谓第一次集会于下周一举行。下午，划妥表格以志已做之工作。晚餐后，去（此处脱落一字）散步。晚读德文及演习解析几阿。十一时就寝。
由于胡敦复对我解释过纯科学与实用科学的区别，于是我集中心力主要在数学与物理上，唯我得要满足课业分散的通常需要，我选修了美国史等课程，美国史我得了六十八分，是我做学生以来最低的分数。我得的最高分是数学得了两个一百分、一个得了九十九分，另外天文学得了一百分。若干年后，听说我仍然保持康奈尔历史上平均成绩的最高纪录。
1912年5月29日日记，记有我的课程表如下：
课程 教师 时数
现代哲学之发展（Develop.of Mod.Philos.） 克雷顿教授（Prof.J.E.Creighton） 2
逻辑及形而上学研究（Seminar in Logic&Metaph.） 同上 2
机械之设计与建造（Design&Construction of Apparatus） 莫拉尔教授（Prof.G.S.Molar） 2
实验物理最近之进展（Recent Adv.in Exp.Physics） 墨瑞特教授（Prof.Ernest Merritt） 1
机械学与热力学（Mechanic&Thermodynamics） 同上 4
有限群理论（Theory of Finite Groups） 侯维兹博士（Dr.W.A.Hurwitz） 3
系统心理学（S y s.P s y c h.） 魏陆德博士（D r.H.P.Weld） 3
音韵学（Phonetics） 戴维森教授（Prof.Hermann Davidsen） 1/18
在大学上课数以百计的小时中，据我记忆所及，最富刺激性的一刻是1910年10月6日在洛克菲勒馆（Rockefeller Hall）所做宇宙引力的全班实验。我在中国高等学堂学过重力和引力，唯宇宙引力的说法，即所有物体彼此吸引，在论及巨大物体和行星围绕太阳运转时，只是一种理论而已。这次，教授让我们看到物体相吸简单明了的事实。这项实验称为卡文迪石（Cavendish）试验，两个重铅球相距数英寸排列，在两球之间，用微小扭秤（torsion balance）悬挂另外两个小金属球，在细吊绳上装以反射镜。小球位在一条直线上，该直线与连接两铅球之线成直角。尼柯斯（E.L.Nichols）教授先对我们解说，然后移动两铅球数英寸，一铅球移近一小球，另一铅球移近另一小球，宇宙引力使得扭秤摆动，而致反射光点在墙壁上移动。这种移动情形只能在几秒钟内看到。我们兴奋地在地板上跺脚，这种动作是我到绮色佳不久后学到的。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那次实验——宇宙引力是我所看到的最动人的一次物理实验。
我本来主修数学的，可是从上列的课程表，可以看出我选修的物理课程如不比数学课程多，至少也相等。在我读大学的初期，我的兴趣已扩及语言、哲学和音乐。
如我常说的，近几十年来我的主要职业是在语言方面，与其说是改变初衷，毋宁说是回到旧好。在“早年回忆”中我叙述过我对中国各地方言颇有兴趣。所以这次我修毕康奈尔需要的语文学分后，我又主动从宾州史克兰顿城（Scranton Pa.）的国际函授学校学习法文。那真是一所学校，因为他们不只供应详尽的课本，还给你留声机片——在那年代用的是腊筒。在空白腊筒上我不但可听，且可用他们供给的设备在未录音的留声机片上，录下练习，送到学校改正。不幸有一次练习未寄回来，后来我读到国际函授学校已处于破产境地（I.C.S.was in receivership）。那时是“世界语运动”的初期，我加入了“世界语俱乐部”，为其活跃分子。我的中国同学之一吴康，自名为Sol-visto K.Wu，也这样签名。我的年长朋友胡敦复后来做（上海）大同大学校长，称自己的学校为“乌托邦大学”（Universitato Utopia）。我对语言学发生浓厚兴趣是在选修戴维森教授所教音韵学之后。学了国际音韵字母，使我大开眼界，也大开耳界。以后在哈佛大学我选修更多音韵学课程，兴趣更为提高。
我对哲学方面兴趣也不小，在康奈尔第一年，兴趣就从数学转移到哲学。哲学入门是齐莱（Frank Thilly）教授教的；客座讲师协佛（Visiting Lecturer Henry M.Sheffer）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觉得他讲的课值得“彻底享受”（1912年2月12日日记）。后来协佛在哈佛指导我写博士论文。克雷顿教授教导我逻辑学和其他课程。1913年5月10日晨，天气异乎寻常的冷，教室内温度是华氏四十度，克教授一面试探微温的散热器，一面举首看窗外，顺便以实用主义对理想主义的口吻说：“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光线，而是更多的热。”博得满堂——课堂也——彩。
在校内及校外，均使我提高对音乐的兴趣。在林登道安顿后不久，我以二百二十元买了一架二手货钢琴（原价三百五十元），分期付款，每月付三元五角。清华奖学金一个月只有六十元，全部开支（包括学费）包括在内。可是那个年头，物价便宜，我们付女房东膳宿费三元五角，早餐竟可吃到牛排大餐。现在回头来再说音乐。我常去听音乐会及私人演奏，诸如弦乐四重奏的崔沃（J.E.Trevor）教授、侯维兹（W.A.Hurwitz）博士、同学卡甫（Isidor Karp）和波飞（Perfy）先生。有些学生对于音乐兴趣极大，自排队购买每年一度“节日音乐会”（Festival Concerts）季票一事，可见一斑。有一次我清晨4时即起床，到毛瑞尔馆（Morrill Hall）前等候开始售票，唯仍排到第三十名。又有一次我凌晨2点钟就到毛瑞尔馆排队，然后由邹秉文（1915班）接班，我回去睡觉，6点半我又去接替他，等候买季票。我经常去听每周在圣家堂（Sage Chapel）的风琴演奏会。第一次演奏的是姜斯东（Edward Johnstone），我跟他学谱曲；第二位是括尔斯（James T.Quarles）。我在日记上说，括尔斯教授奏的“罗科哉进行曲”（Rockoczy March）远不如姜斯东奏得好，唯括尔斯则是一位好教师。我跟他学弹钢琴与和声。我将中国一首老调“老八板”谱了和声，他于1914年5月18日风琴演奏会上予以演奏，那是我的“作品”第一次公开表演。我在日记中说“听起来非常美好”。我第一次印行的曲谱是“和平进行曲”（March of Peace），刊在1915年在上海出版的（中文）《科学》第一卷第一期一百二十一页，那首曲子像以后多数我谱的曲子一样，完全是东方格调。我的另一位钢琴教师是宋尼亚·席佛曼（Sonya Paeff Silverman），她是我数学老师路易·席佛曼（Louis Silverman）的太太。上文提到我数学两门学科得了一百分，其中一门是“方程论”，我想就是他给的。我从席佛曼太太先学弹“布尔格弥勒一百首”（Burgmuller 100），然后学弹莫扎特的奏鸣曲（Mozart's sonatas）。时至今日，尽管常弹贝多芬和萧邦的曲子，而少练习布尔格弥勒，我的手指仍照着布尔格弥勒曲谱滑动。我和席佛曼一家的关系继续了另一个世代。起初，在席佛曼太太指示给我看，某些调子该如何在钢琴弹奏时，我用奶瓶为小拉费尔（Raphael）喂奶。拉费尔长大以后以奚礼尔（Raphael Hillyer）之名为邱拉德四重奏（Juillard Quar-tet）的大提琴手，演奏多年。1943年他在哈佛选修我的粤语课程。一天，我带领全班同学到波士顿侨香餐馆（Joy Hong Restaurant），侍者用广州话问他：“先生，你是什么时候从中国回来的？”他的音调感一定对他学习九种广州音，颇有帮助。
我叙述在常州和南京读书的那几年，曾说我看西方小说中译本，大多在中国，出国之后，从未看过任何小说；唯我对于各种课外读物，以及到戏院观剧则颇有兴趣。米尔（John Stuart Mill）的《自传》和福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自传》给我留下极深印象，想要像他们那样生活。以后侯维兹教授介绍我看《奇异国》（Wonderland）丛书的奇妙世界，我被这些书吸引住，看上了瘾，没有几年，我便将加洛尔（Lewis Carroll）所写的两部名著译成中文：《阿丽思漫游奇境记》（Alice in Wonderland），1922年上海出版；《走到镜子里》（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1938年在上海排版。我常去看戏，但从未喜好过歌剧。我常常觉得在歌剧里，音乐搅扰了动作，动作又搅扰了音乐，可是爱好歌剧的人则觉得两者相辅相成。我喜欢看电影和话剧，像买“节日音乐会”入场券一样，我也排队买罗伯森（Forbes Robertson）演的《哈姆雷特》（Hamlet）话剧。我对戏剧兴趣这样浓厚以致加入中国学生戏剧活动，英文教授桑浦生（M.W.Sampson）曾指导我们演出邓桑尼爵士（Lord Dunsany）撰写的《失掉的帽子》（The Lost Hat）。我甚至试写剧本，那是一出独幕剧，名为《挂号信》（The Hang-Number Letter），大意是说中国学生在美国讲英文的苦恼。这是我写的而在舞台上演的第一个剧本，唯系由学生主办。
在康奈尔大学的中国学生创办《科学》月刊以后，需要远较严肃的写作。这个刊物后来成为一项重要的事业，值得在此叙述一下创办的经过。1914年6月10日，我在日记上写道：“晚间去任鸿隽（叔永）房间热烈商讨组织科学社出版月刊事。”我们都用文言撰文，安排《科学》月刊在上海出版，由朱少屏先生任总编辑。第一期于1915年1月出版，共一百二十一页，十一篇文章、科学消息，和一件附录，即我作的“和平进行曲”。除出版月刊外，不久又组织了“中国科学社”，以任鸿隽为会长，杨铨（杏佛）为编辑。因为这个月刊不似《东方杂志》那样大众化的刊物，我们得要用从奖学金中特别节省下来的钱，支持这个刊物。有一段时间，我以汤和苹果饼做午餐，以致得了营养不良症。可是不久，这个刊物发展成为组织完善的科学社，当其多数在美活跃会员毕业回国之后，科学社迁到上海，继续发扬光大，直到1950年左右，别的同类刊物使其无必要（如任鸿隽所说）倡导科学的重要性。
除了在上海出版《科学》外，我和中国的联系并不多，只经常和我堂表兄弟姊妹以及我最喜欢的姑母侬姑通信。那时中国最振奋的事件是1911年推翻帝制的革命。10月10日之后不久，同班同学王预叫住我说：“好消息！好消息！”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革命的事，我便提醒他在南京的时候，我们这些醉心革命的学生在追悼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奉命“举哀”之际，实际高声大笑，因为我们全跪在祭坛前，没有人能听出有何不同。
那些年另一件重要大事是1914年的欧洲大战。我们并未认清那次战争的重要性，我在1914年7月31日的日记上只记“欧战迫近，何等荒谬！”继续忙于科学社开会等等。8月20日我记“见到飞机”，那些双翼飞机还不能用于作战。
除了编辑《科学》月刊等活动及听音乐会和看电影之外，在运动方面我也颇为活跃，中国学生很少有长的身高体壮足可加入美国队的，唯我们有自己的各项球队。“中国学生联盟”分东、西两部，东部包括中西部，每年夏季（有时还加冬季）举办一次讨论会，除讲演、音乐会及其他文化活动外，通常还有运动会。1913年8月25日，我获一英里竞走冠军，成绩是十分四秒，那时的世界纪录是九分钟。1915年我又获胜，成绩是九分五十一秒，唯1918年切除盲肠后，便未获胜过。
在康奈尔的中国以及美国学生在运动方面表现颇佳。我们不但每星期须有两次走或慢跑两三英里，且必须能游泳六十英尺方可毕业，就是每天在校园走上走下也算是一项运动，特别是冬天在一英尺深的雪里跋涉。外国学生免除游泳的规定，但我仍然学会游泳。
溜冰是我们中国学生学习的另一项体育活动，琵琶湖（Beebe Lake）近在校园旁边。一种变态溜冰是从图书馆斜坡前冰冻的人行道上滑溜而下，学生多喜欢这么做。整个冬季，斜坡光滑如镜。出乎我们想象之外，出事率极低。
尽管纽约州中区气候严寒，我感冒的次数反比平常减少。我住进学校疗养院只有一两次。我听从校医韦礼斯（T.W.Willis）的劝告，镶上假牙，使得我健康有了进步，也对我的心理发生有利的影响。如前文所述，我年轻时候跌掉两颗门牙，以后便羞于言笑，别的孩童常取笑我说：“谁拿走你的前门？”我讲话虽仍发音明晰，可是遇到f及唇音，我得以上唇盖住下齿，发出唇齿音，而非齿唇音。牙齿镶好之后，经过一段短时间才完全适应，我觉得我是一个勇敢的新人，完全具有面对世界的信心。
我在绮色佳时常长程散步，最长的一次是和任鸿隽、杨铨、邹秉文及其他人，于1913年7月20日往返陶哈欧瀑布（Taughanough Falls），来回二十三英里。初到美国四年之间，我从未离开绮色佳，直到1914年7月4日，我才搭乘火车前往水牛城，参观设在尼亚加拉瀑布城（Niagara Falls）的晒待得小麦公司（Shred-ded Wheat Co.）。我既然开始旅行，在寒暑假期总要长途旅游，有一次曾远至波士顿。
我在美国的第五年和前四年颇有不同，主要的变更是改变我的主修课程，从数学转到哲学，我获得哲学研究奖学金。我曾读过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著作，我在1914年7月10日的日记上说罗素的《哲学论文集》（Philosophical Essays）“极符合我的想法”。我对柏拉图的《共和国》（Republic）和休谟的《论文集》（Hume's Treatise）等等，也曾多方涉猎。因为我一直选修哲学课程，我觉得转系并不是太大的改变，仍有余暇做课外活动，甚至在寒暑假出外旅行。1915年1月及2月，我去程奈塔代（Schenectady）拜访达维一家人（Wheeler P.Daveys）、通用电气公司（G.E.Co.）和联合学院（Union College）。这是我第一次拜访美国人家庭。在纽约中央大火车站（Grand Central Station），我的老同学路敏行来接我，并引导我各处观光。我参观了哥伦比亚大学，看了《莱茵的黄金》（Rheingold）——我第一次看的歌剧——《阿依达》（Aida），并听了一个交响乐团的音乐会（Philharmonic concert）。在候夫曼（Joseph Hoffman）钢琴演奏会上，坐在我旁边的女孩深受乐声感动，每演一曲后，她必悲伤叹气。我登上乌沃斯大厦（Woolworth Building），那时帝国大厦（Empire State Building）尚未建造，参观了格兰特（Grant）墓、水族馆及大都会博物馆，在布鲁克林（Brooklyn）桥上走了一段路，总而言之，像任何观光客一样，游历了纽约。我随后搭乘浮尔河轮船（Fall River Line）经由科德角运河（Cape Cod Canal）前往波士顿及剑桥。南京同学吴康来接，我和他已有四年未见。我晤见了数学教授韩廷顿（E.V.Huntington）和哲学教授伍德斯（J.H.Woods），这两人后来对我在哈佛学业助力颇大。这次我拜访的贝夫（Paeff）一家人，以后我常去走动，宋尼亚·贝夫（So-nia Paeff）在绮色佳曾教我弹钢琴（她丈夫是路易·席佛曼，我的数学教师），我多次看到她的姊妹，贝丝（Bessie）、安娜（Anna）和小“瑞娃”（拼为Reeva？），实际上是Reba，以后我称她为瑞葩。那一学年，除了正课之外，我读了许多罗素的著作。我写的一篇哲学论文，竟得了奖。中文《科学》月刊创刊号于二月出版后（上文谓于一月出版），我撰稿、编辑，颇为忙碌。四月，我从哈佛听到我获得了乔治与马莎·德贝哲学奖学金（George and Martha Derby Scholar）。6月1日，我在康奈尔上了最后一课——形而上学研讨。临行之前，我参加了1914年6月16日康奈尔第四十七届毕业典礼。在典礼中，还有在史密斯馆（Goldwin Smith Hall）前举行首任校长怀特（Andrew D.White）塑像揭幕式，怀特校长说，在自己塑像前讲演，颇觉尴尬。
在康奈尔大学待了四年没动以后，我才开始习惯到各地走动，在离开康奈尔去哈佛之后，我到各处旅行颇多。1915年夏，我和高班同学（康奈尔1912班）Robert W.King拜访葛兰（Watkins Glen），后来在1938年抗日战争期间，我曾将日记和我拍摄的四千五百张照片从中国寄与我这位金（King）同学托他保管。在纽约时，胡适与我们的共同朋友威廉丝（Clifford Williams）小姐请我晚餐，我第一次到哥伦比亚特区的华盛顿市，和清华学生监督黄佐庭以及后来在1920年代任清华大学秘书的李冈发生接触。那年暑期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前往巴尔的摩（Baltimore）拜访嘉化，他是1908年在南京时候我的第一位美国老师。这是我第二次拜访美国家庭，第一次是半年前访问达维家，上文我曾提到过。我对小玛格丽特·达维的幽默感留有深刻印象。我们大部分时间谈论在南京的往事。同年夏天，中国学生会议在康州中城（Middle-town）举行，我参加一英里竞走，成绩是九分五十一秒。其他我访问的城市有哈特福（Hartford）、春田（Springfield）和普洛维腾（Providence）等，在普洛维腾，我看到康奈尔同学郝斯（Raymond P.Hawes）。最后我到达麻州剑桥，暂时和胡刚复（我多年同住一室的胡明复之弟）住在一起，不久迁于哈佛广场附近的“学院寄宿舍”（College House），我住在把角的一间房，正对“一神教堂”（Unitarian Church）的钟楼。于是在1915年9月10日，便展开我在哈佛的三年生活。
（选自赵元任《留美十年》，《赵元任全集》第15卷，商务印书馆，2007年）
注释：
[1]本文原为英文写作，译者张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