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因为写《女工记》，我会经常去湖北、湖南、江西等地，跟随工友或者朋友一起去她们老家，杨红与周红是我去湖南碰到的两个女孩。我在《南方周末》看到有关于湖南乡村少女到城市从事色情行业的故事，名字是《被“鸡头”们改变的村庄》，时间2002年。而我的工友也是湖南的，她曾跟我说起她们村里的故事，如同南方周末中写的那样，她们的村庄也是一个被“鸡头”们改变的村庄。这两个女孩大约是1997年或者1998年到广东从事色情行业，杨红是被“鸡头”们拐去的，周红是主动跟同乡出去的。工友告诉我，在她村庄或者附近的村庄，有很多人在那几年去沿海一带从事这项古老的职业。
她们为什么失学而选择去沿海地区从事色情行业？朋友说起那两年他们村庄的故事，朋友的村庄在湖南北部，洞庭湖滨，一个水乡，平原地区，种植着棉花、稻谷，在那几年里，那里农村有着沉重负担，农业税收、各类摊派等合在一起，让农民种地越种越亏损。如果碰上收成不好，亏损得越多，而那些摊派与税收并不会减少。在朋友的记忆中，每年秋收后，乡村干部便会组织一队一队的人员下村来收税收摊派款，十几个人围着一户农家，有乡村抽调的干部，也有临时请来的党员之类的人，他们拿着农民所欠的帐目，打开农民谷仓将稻子装走，掀开猪圈，将农民家只有七八十斤重的还没有长大的猪牵走，有的年初刚结婚的夫妻结婚嫁妆，比如床、柜子、电视机等都被他们搬上拖拉机拖走了，去抵那些名目繁多的税收与摊派。如果偶然碰上一两个农妇有反抗，便让派出所的人带走农妇，偶尔会有老人站出来说要给人家留一点口粮，也会挨骂。在那些年，何止只是他们那里的农村，在我的故乡，四川乡下何尝不是一样，我生活的村庄，因为政府征收农业税与摊派款导致村里出了一桩杀人案，一个农民杀死了收税费的村干部，然后自杀了，这是我们村庄几十年来第一桩凶杀案。湖北的李昌平曾写过一封至今有影响的《致信给朱镕基总理》，发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感叹。那些年，比如学生上学，必须让学生多交一百或者两百块学费才能发课本，这其中一百块两百块钱可以抵父母种田所欠的摊派款，诸如等等荒谬而不可想象的事情在中国大地上演着。也是在那两年里，有无数个乡村的周红、杨红们走出村庄，她们沦落为色情业的工作者。现在，在那个村庄，有很多女性曾从事过这个行业，她们结婚了，有的离婚了。很多女性像周红一样，因为从事这个行业，身体受到损害，无法生育。在那个村庄，我遇到五六个这样的人，实际上，人数肯定会更多一些。
有时候，我想问，她们为什么要出去从事这个行业，我问过其中的人，她们没有说，如果说在村庄第一批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还有耻辱感，那么在这些被“鸡头”们改变的村庄，几年之后，人们对从事这个行业习以为常了。当我问一些十年前从事这个行业的女性她们从事这个行业的原因，我努力想从根源寻找价值观念改变的原因与过程，但我也不愿残忍地揭开她们内心的伤疤。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从乡村走出去的杨红、周红们，她们的生活如何？我想关注这些从事古老职业的女孩回到乡村后的生活。在这个小村庄，我遇到很多杨红们、周红们，数年后，她们从城市回到乡村。有一些类同周红一样的女孩，从事这个行业时很年轻，没读多少书，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她们没有了正常生育能力。我遇到从事这个行业的女性，她们似乎分成两个群体，一般来说，结婚后，如果生育了小孩，生活便走向正常轨道，返回到母亲、儿媳、妻子的正常角色，生活慢慢稳定下来。如果结婚没有生育，几年后，大部分人都离婚了。在乡村，生育后代依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小孩很多时候成为了维护家庭稳固的砝码。比如像周红这类女孩，我遇到过几个，她们结婚后，没有几年便离婚了，然后继续离开村庄从事这个行业，有些离婚再结婚，后来又离婚，我曾问过她们如何办，她们总是幽幽地说，过一天算一天吧。
今年过年，当我再次去这个村庄时，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有一个女孩在亲戚的介绍下，去长沙一所医院做了人工受孕，后来生育了一个小孩，后来有数个从事这个行业的女孩结婚后选择去医院人工受孕，这让很多人看到希望。唉！但愿她们能够成功。
杨红们则是另外一条道路，她中间选择了外嫁，未婚先育。从事这个行业的，还有一些在乡村看来是成功者，我没有遇到她们，也没有碰到她们，所以没有写，在这里，我依然想说说她们，其中一个好像嫁到广东一个富裕家庭里，生活不错，经常寄钱给家里。另外一个成为一个小官僚的二奶，为小官僚生育了一个儿子，那个小官僚帮这个女孩家里亲戚谋得工作，工资很高，成为乡间艳羡的对象。
在这之前，我无数次想用道德等来评价这一切，但是在真实面前，常常觉得无言以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