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淑女时光》的宴会桌上，整齐地排列着对半剖开、填满了蟹肉和蛋黄酱的黄绿色牛油果，一盘又一盘的半熟烤牛肉和冷切鸡肉，其间穿插着一只只雕花玻璃碗，碗中黑色的鱼子酱，高高堆起。那天早晨，我没来得及在酒店吃早餐，只喝了一杯煮过头了的黑咖啡，苦得我直耸鼻子。我饿坏了。
来纽约之前，我从没在正经的餐厅里用过餐。豪生连锁餐厅不算数，我只在那里吃过炸薯条、奶酪汉堡，喝过香草奶昔，还是和巴迪·威拉德那种人去的。不知为何，我对食物的热爱超乎一切。无论怎么吃，我也吃不胖。十年来我的体重从没变过，只有一次例外。
我尤其喜欢放大量黄油、奶酪和酸奶油的菜肴。在纽约的时候，我们常被邀去和杂志的编辑们还有来访的各路名人共进午餐，从不用自己掏钱。在那些高级餐厅里，一小份豌豆配菜都要五六十美分，而我那时养成了习惯，目光逐项扫过巨大的手写菜单，挑出其中滋味最醇厚、价格最昂贵的菜品，点上一大串。
外出就餐总是杂志社报销费用，所以我心安理得。我特意吃得飞快，不让别人等我。她们一般都想减肥，只点个主厨沙拉和一杯西柚果汁。我在纽约认识的几乎每个人都在努力减肥。
“本杂志团队结识你们这些最美丽，又最聪明的姑娘，真是三生有幸。请允许我欢迎各位。”圆滚滚的秃头主持人呼哧呼哧喘着气，朝衣领上的麦克风里说，“我们《淑女时光》食品检测部特意准备了这次宴会，对诸位的光临聊表谢意。”
席间响起零落的掌声，诸位轻拍双手，都十分淑女。我们端坐在铺着亚麻桌布的巨大桌子两旁。
我们杂志来了十一个姑娘，指导编辑也基本全在。《淑女时光》食品检测部的所有员工悉数到场，都穿着洁净的白色厨师服，头上规规矩矩地罩着发网，妆容一丝不苟，清一色的淡粉底妆。
多琳没来。他们不知出于什么道理，把她的位子安到我旁边。那把椅子空了下来。座位上的贵宾卡是一方小镜子，顶部用花体描出多琳的名字，四周绘着雏菊花，花环中央银色的镜面上本该衬出多琳的脸庞。我把这别致的贵宾卡收了起来，好带回去给她。
多琳那天去找莱尼·谢泼德了。如今，她大半闲暇都和莱尼·谢泼德厮混。
《淑女时光》是一份大型女性杂志，总用绚丽的双页大版面展示菜肴的彩图，每月都有不同的主题和地点。用餐前的一小时里，有人领着我们参观那一间间摩登闪亮的厨房，让我们看看，打着明亮的大灯，拍摄时下大热的苹果派有多么不容易——冰淇淋不断融化，非得从后头用牙签撑起，一旦软塌了，就得再换一次冰淇淋。
目睹厨房里堆积如山的食物，我头晕目眩。我在家并不是吃不饱，可外婆做饭，向来只用廉价排骨和廉价肉馅面包，每次刚叉了食物送向嘴边，她就会说：“但愿你吃得开心，这东西一磅要花四十一美分哪。”听了这话，我便觉得这哪是周日大餐，吃的分明都是钱。
我们站在各自的座位后头，听主持人致欢迎辞。趁这当口，我低下头，偷偷打量鱼子酱的位置——正好有一碗放在我和多琳的空位之间。
我悄悄盘算，杏仁蛋白糖做成的水果高高堆起，放在桌子中央做装饰，所以我对面的姑娘肯定够不着这鱼子酱。坐我右手的是贝特西，要是我用手肘挡住小碗，中间又隔了我的面包碟，贝特西肯定不好意思要求与我分享。
何况，贝特西右边的姑娘那儿还有一碗鱼子酱呢，她吃那个不就行了。
外公和我总开一个老玩笑。离我家乡小城不远的地方开着一家乡村俱乐部，外公是那里的餐厅领班。每逢星期天，外婆就开车接他回家，因为他周一休息。我弟弟和我轮流陪外婆去。周日晚餐时，外公总会一本正经，服侍外婆和我或者弟弟用餐，把我们当作球会的常客招待。他特别喜欢让我品尝各种美味的小食。九岁的我便已狂热地爱上了奶油土豆冷汤、鱼子酱和凤尾鱼酱。
那个玩笑是这样，到我的婚礼那天，外公保证让我吃鱼子酱吃到撑。这是个玩笑，因为我永远不打算结婚。就算哪天真的结婚，外公也买不起那么多鱼子酱，除非他把俱乐部的厨房洗劫一空，塞满一个行李箱带回家。
高脚玻璃水杯、银质餐具和精致骨瓷彼此碰撞，铿锵作响。在觥筹交错的掩护下，我先在盘子上铺了一层冷切鸡胸，又在鸡胸上厚厚地铺上一层鱼子酱，像在面包上涂花生酱一样。我卷起鸡胸，这样鱼子酱便不会滑落，用手指把它们一片片捻起来吃掉。
面对排列成行的餐具，我不知究竟该按什么次序取用，为此一度伤透了脑筋。后来才发觉，用餐时哪怕举止欠妥，只要摆出一副高傲派头，显出自己对礼仪其实一清二楚，就能混过场，没人会觉得你粗鲁少教养。反以为你独树一帜，幽默机智。
是在杰伊·茜带我和一位著名诗人共进午餐那天，我领悟的这个小窍门。我们去的餐厅奢华无比，四下里装饰着喷泉，头顶悬着巨大的水晶吊灯，男宾们一律身穿深色西装，配洁白无瑕的衬衣。但那位名诗人，却穿一件丑陋松垮的棕色呢外套，污渍斑斑，配一条灰色的便装裤、红蓝格子的开领棉衬衫。
诗人边用手吃沙拉，边与我讨论自然与艺术之间的对立。他苍白粗短的手指在沙拉碗和嘴巴之间来回移动，夹着一片又一片的菜叶，还滴滴答答，流淌着调味汁，我无法把目光从他的手上挪开。餐厅里没人暗笑，也没人窃窃私语，评头论足。那诗人的模样，仿佛这么吃沙拉原本天经地义。
我们杂志的编辑们和《淑女时光》的工作人员离我都远，贝特西又善解人意，似乎对鱼子酱压根儿不感兴趣，我越来越自信满满。吃完了第一盘鸡胸肉夹鱼子酱，我又给自己摆上第二盘。随后，便开始进攻牛油果蟹肉沙拉。
鳄梨是我的心头好。过去每到周日，外公会往手提箱底藏一个鳄梨带给我，上面塞上六件穿脏了的衬衫和周日漫画特刊。外公教我用平底锅把葡萄果酱和法式沙拉酱融在一起，往鳄梨中心的凹陷里填上那深红的啫喱。回忆起美味的酱汁，我突生思乡之情。相比之下，眼前的蟹肉多么寡淡无味。
“皮草秀好看吗？”我问贝特西。眼下我已不担心她会跟我争抢鱼子酱。手持汤勺，我从钵子里刮下最后几颗咸津津的黑色鱼卵，把勺子舔得干干净净。
“太好看了。”贝特西含笑说，“他们展示给我们看，如何把水貂尾巴和金链子搭在一起，做成各种场合都好戴的围脖。你在伍尔沃斯的店里，花一美元九十八美分就能买一条一模一样的金链子。希尔达立马跑去皮草批发仓库，拿到了大折扣，买了好几条水貂尾巴，顺路又去伍尔沃斯。上了大巴，就动手把貂尾和链子缝到一起。”
我偷看一眼希尔达，她坐在贝特西的另一侧。不消说，她脖子上围了一条用好几条貂尾结成的披肩，一侧用晃晃荡荡的镀金链子固定，看上去雍容华贵。
我一直看不透希尔达。她的个子足有1.8米，斜眼睛，绿眼珠，红彤彤的厚嘴唇，神情空茫，一张东欧人面孔。她可是做帽子的高手。杂志把她分到时尚编辑的手下，这一来，她和我们这些更文艺的姑娘之间便隔了一层。我呀，多琳呀，贝特西呀，都是写专栏的，虽说有些专栏仅以健康和美容为题。我不知希尔达到底识不识字，但她做的帽子真令人叫绝。她在纽约一家教授制帽工艺的学校上过学，每天上班戴的帽子从不重样，就用一点稻草啦，皮毛啦，缎带啦，颜色低调优雅的面纱啦，自己亲手制作。
“太棒了，”我说，“太棒了。”我想多琳了。她要在场，定会轻声尖刻却不失低俗，挖苦希尔达的神奇皮草，让我高兴起来。
我情绪低落。就在那天上午，我被杰伊·茜亲自揭开了面具。此刻，我感觉对自己的所有讨厌怀疑均已成真，我再也不能自欺欺人。在十九年的优秀成绩、各种获奖之后，我在松懈，在减速，行将彻底退出这场比赛。
“你怎么没跟我们一块儿去看皮草秀？”贝特西问。我模糊觉得她重复了一遍这个问题，似乎一分钟前刚刚问过，只是我肯定心不在焉。“你跟多琳出去了？”
“没有，”我说，“我本想去看皮草秀的，但杰伊·茜打电话要我去办公室。”我本并不大想看什么皮草秀，可现在却竭力哄自己说有过这打算。如此一来，想到杰伊·茜对我的那番数落，就更好自怨自艾。
我告诉贝特西，一早躺在床上就打算去看皮草秀的。但没告诉她，其实之前多琳来过我房间，对我说：“去那狗屁的秀干吗？莱尼和我要去科尼岛游乐场，你还不如一块儿去，莱尼可以帮你叫上个帅哥。今天又有午餐会，下午还有电影首映式，排得满满当当，没人会留意咱俩开溜了。”
我一时动心。皮草秀肯定蠢，我对那东西从没兴趣。但是，最后我却决定赖在床上，想赖多久就赖多久。然后，再去中央公园那片光秃秃、点缀着鸭子戏水池上的荒野之中，找一片最深的草地，躺上一整天。
我对多琳说，我不要看皮草秀，不去午餐会和电影首映式，对科尼岛也没兴致，只想待在床上。多琳走后，我就琢磨，为何自己不能按部就班，去做该做的事，打发一天呢？这念头令人难过又疲倦。后来，我又琢磨，为何自己不能像多琳那样混上一天，任性大胆，做些不该做的事呢？——可这念头令人更难过，更疲倦。
不知几点钟了，只听得走廊里姑娘们走来走去，大呼小叫，为看皮草秀穿衣打扮。走廊渐渐沉寂下来，而我仰面朝天，赖在床上，死盯一片毫无装饰的白色天花板。那沉寂似乎不断增长，越来越大，直到耳膜都要被它胀破。突然，电话响了。
我瞪着电话机足有一分钟。听筒在那个骨头般惨白的摇篮里微微晃动，我这才确信电话机真的在响。我想大概自己在某个舞会或聚会上把号码给过谁，然后又忘到脑后了。我拿起听筒，声音沙哑，然而充满期待。
“喂？”
“我是杰伊·茜。”杰伊·茜语速飞快，不由分说，“你今天有没计划要来办公室一趟？”我钻进被单。真不明白，为何杰伊·茜会以为我今天要去办公室。我们都有打印规整的日程卡，方便理清各种活动的头绪，很多上午、下午都得离开办公室，去参加城里的各种活动。当然咯，有些活动不是非去不可。
沉默好一刻，我才怯怯地说：“我本来计划要去看皮草秀的。”当然，我根本没这计划，可一时不知还能如何敷衍。
“我对杰伊·茜说，我计划要去看秀的。”我向贝特西描述当时的经过，“可她要我去办公室一趟，说要跟我谈谈，还说有些工作要做。”
“噢，噢！”贝特西同情地应道。她肯定发现我的眼泪正噼噼啪啪，落入那道蛋白酥配白兰地冰淇淋甜点，她没动自己那一份，推给了我。我心不在焉，吃完自己那一份，又开始吃她的。哭成这样，我有些难为情，可我真伤心啊！
杰伊·茜着实给我一顿好训。
十点左右，我蔫头耷脑走进了办公室。杰伊·茜站起来，绕过桌子，关上了门。我到自己搁着打字机的写字台前坐进转椅，面对着她。而她坐回她写字台旁的转椅，面对着我。她身后的窗台上摆满各式盆栽，错落有致好几层，热带花园一般，在她身后蓬勃茂盛。
“你对自己的工作不感兴趣吗，埃丝特？”
“噢，感兴趣，感兴趣。”我说，“这工作我很感兴趣。”我真想大声喊出这些话，仿佛这样就能更让人信服，但我抑制住了自己。
有生以来，我一遍遍告诫自己，学习、阅读、写作、拼命工作，正是我的心愿，表面似乎的确如此。每件事我都完成出色，拿到了全优，上大学之后更是锐不可当。
我为镇上的报纸担任大学通讯员，还是文学杂志的编辑，同时在荣誉委员会里做秘书。荣誉委员会管理学生们在学术上和生活里犯的过错，给予相应处罚；秘书一职甚是抢手。一位在我们系里当教授的知名女诗人，极力主张推荐我去东部的顶尖大学继续读研，还许诺一路给我全额奖学金。眼下，一家有内涵、有品位的时尚杂志把我分配到最高明的编辑那里学习。而我呢，只知退避推让，犹豫不前，就像一头蠢笨的拉车马。
“我对一切都很有兴趣。”这些字词平淡而空洞地落在杰伊·茜的写字台上，犹如一个又一个木头做的钱币。
“这样就好。”杰伊·茜几分愠怒，“你知道吗，只要你肯下功夫，这个月在杂志社里能学到很多东西。你之前来的那个女孩，才不理睬什么时装秀。人家在这间办公室结束实习后，就直接进了《时代周刊》。”
“天呀！”我依旧蔫头耷脑，“那可够快的！”
“当然，你还得在大学里再念一年书，”杰伊·茜的语气稍稍温和了些，“毕业之后，你有什么打算？”
我一直以为，自己打算去争取某个高额奖学金，好继续读研；或是申请资助，在欧洲各地游学。然后，我认为自己会当上教授，同时写出一册又一册诗集；或者写出一册又一册诗集后，成为编辑。通常，这些计划我张口就来。
“我真的不知道。”我听到自己这样说。听到自己这么说，我吓了一跳——因为话一出口，我便知道这是句真心话。
我觉察到这是自己的真心话。这么说吧，就好比你家门口这么些年来，一直有个面目模糊的男人在徘徊，他突然走到你面前，声称是你的亲生父亲；他长得和你一模一样，于是，你顿悟他真是你父亲，而一直以来你视为父亲的那人，竟是个冒牌货。
“我真的不知道。”
“你这样下去，会一辈子一事无成。”杰伊·茜停了一下，“你能说几种语言？”
“噢，法语能读一点，还一直想学德语。”
这五年来，我老是跟人说自己想学德语。
我母亲小时候，在美国也说德语。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学校里的孩子为此大肆欺负她。我父亲在我九岁时就去世了，他也说德语，他的故乡是普鲁士王国黑色核心区域里某个又癫狂又压抑的小村庄。
我最小的弟弟当时正在柏林，体验国际化生活。他说起德语来，跟母语一样晓畅流利。
我从不跟人说，每次拿起德语字典或德文书，看到上头那密集、黢黑、扭曲得如同绞丝网般的单词，心智便立刻像蚌壳一样死死扣紧。
“我一直想进出版这行。”我试图抓住些头绪，恢复以往的明快机敏，把自己推销出去，“我想，我会去哪家出版社找份工作。”
“你要学会阅读法文和德文。”杰伊·茜毫不留情，“多半还得再学几门语言，比如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俄文更好。每年六月份，成百上千的年轻姑娘蜂拥到纽约来，都以为自己能做编辑。你呢，非得超过平庸之辈才行。最好多掌握几门外语。”
我没胆告诉杰伊·茜，大四全年的时间已排得满满当当，根本没空学语言。我选了教人独立思考的课程，不计学分。还有一门讲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课、一门针对诗歌创作的高级讨论课。剩下的时间，我都要拿来写毕业论文，以詹姆斯·乔伊斯作品中某个不为人知的线索为题。因为还没来得及读《芬尼根守灵夜》，题目还没选定；不过我的教授导师对我的论文兴趣浓厚，还许诺要给我一些关于孪生子意象的启发。
“我看能不能想想办法。”我对杰伊·茜说，“大概能腾出些时间，加一门他们鼓捣出来的基础德语速成平行课。”当时我想真可以试一把，总有办法说服年级主管允许我偶尔不守常规，因为她把我的学业当作一项有趣的试验。
学校有门物理课和化学课是必修，不得不学。之前我修过植物学，成绩优异。整整一年里，考试没错过一道题。有那么一阵子，简直立志想做植物学家，一头扎进非洲的大草原或南美的雨林里冒险探索。相比申请去意大利攻读艺术或去英国攻读英语，跑到边远地区，钻研冷僻学科，更容易获得大笔资助，反正没谁和你争抢。
再说，植物学多好玩呀！切开叶片，把它们放到显微镜下，在纸上描绘出面包霉菌的形状，或是羊齿草生殖器官里头那长相奇特的心形叶片，这一切我都兴致盎然，因为实实在在。
然而，迈进物理课堂的那天，我死的心都有了。
曼茨先生——一位身材短小，深色皮肤的男人，穿一身紧绷绷的蓝色西装，站在教室前头。他调门很高，说话却咬字不清，手握一个小小的木球。他把木球放到斜面上的槽里，让球一滚到底。然后就开始说什么a是加速度，t是时间，一眨眼工夫，黑板上便写满各种字母、数字和等号，而我的脑海一片死寂。
我把物理课的教材搬回宿舍。老厚的一大本，足足四百页，砖红色硬书壳之间，透亮的油印纸上没有图画，没有照片，只有表格和方程式。教材是曼茨先生编的，专为大学女生讲解物理。要是我们都能学懂，他便打算把教材送去出版。
于是，我死命啃那些方程式，规规矩矩听课，目睹一个个小木球从斜面上往下翻跟斗，期待下课铃声响起。学期结束时，其他女同学大多没考及格，我却拿到了优等成绩。几个女孩向曼茨先生抱怨课程太难，我听到他回答：“怎么会太难呢？有个姑娘拿到了A哪。”“是谁？快告诉我们！”同学们打听。可曼茨先生摇摇头，避而不答，只抛给我一个会心微笑，仿佛与我共谋了一个秘密。
我忽然起意下学期该如何逃掉化学课。物理考试的确拿到了优，可我已陷入恐慌。这门学问让人难受不已，我受不了物理课把一切都压缩成字母和数字。看不到形状各异的树叶，看不到叶片上植物出气的气孔在显微镜下的排列，黑板上也不再是“胡萝卜素”“叶黄素”这些奇妙的字眼。物理课只有曼茨先生用专属红粉笔画出的一串串方程式，扭曲难看，字母就像蝎子一般蜇人。
我早就知道化学课会更难熬。在化学实验室看到过墙上挂着的那幅元素表，列出九十几种元素——“黄金”“白银”“深蓝钴”“铝”，这些美妙的词语都被缩略成难看的简写，后头跟着不同的数字。假若还得逼着大脑继续接受这些东西，我一定会疯掉，一定会挂科。咬紧牙关，我才硬挺过上半学年。
忽然，灵机一动，我去找年级主管。
我是这么解释的：我需要时间，修一门莎士比亚课。说到底，我本是英文专业的嘛。年级主管和我都很清楚，化学课我肯定又能拿优，那干吗还参加考试呢？还不如我照常上课，认真听讲、默记于心，把分数呀、学分呀之类，统统抛诸脑后？这是一项君子协定，内容本来就重于形式，既然我知道自己从来得优，那还盯着考试成绩之类岂不犯傻？恰逢学校不久前刚刚做出决定，大二学生从下一届开始便不再必修理科课程，这让我的计划更具有说服力。只可惜我们这届还得遭受老规定的折磨。
曼茨先生百分之百赞同我的计划。他大概美滋滋地以为，我真心喜欢上他的课，所以才毫不在乎学分、优等成绩，多俗气。我选这门课，纯粹因为热爱化学之美。而我呢，尽管已经换修莎士比亚了，可还主动提出继续听化学课，这一招甚为高明。这少见的高姿态，显得我无论如何都不愿放弃化学似的。
当然，要不是一开始在物理课上拿到了优等成绩，我这诡计肯定无法得逞。我其实既担心又消沉，认真考虑过要采取极端手段，比如找医生开个证明，说我精神状况不佳啦、无法学习化学啦、化学方程式可能导致眩晕啦——这心思若被年级主管知晓，她连一分钟都不会听我解释，只会直接逼我继续修化学课。
就这样，教授委员会通过了我的要求，年级主管后来告诉我，好几名教授还大为感动。他们认为，这是学生学术心智迈向成熟的重要一步。
想起那一年后来的事，我就忍不住笑。每周要听五次化学课，我一次不落。曼茨先生站在宽敞而破旧的环形阶梯教室的底部，把试管里的东西倒来倒去，蓝色的火焰、红色的闪光、黄色的烟雾，横空出世，而我对他的讲课充耳不闻，只当远处有只蚊子在哼哼。靠着椅背，观赏着明亮的闪光和斑斓的火焰，我写下一页又一页维拉内拉诗[6]和十四行诗。
曼茨先生不时瞅我两眼，看到我在奋笔疾书，总会报以赞许的微笑。他大概以为我正逐个记下化学方程式，并非跟其他女孩一样为应付考试，而是他的授课精彩绝伦，使得我忘情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