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军御史梅国祯疏：“以臣私计，求旧易于得人，使功不如使过。除各边见任及已经调遣不宜更议外，若退闲可任，则无如原任辽东总兵李成梁者，屡经战阵，纪律严明。李氏不当用之于辽东，若用之别镇，使捕反者，则先声足以慑人。其子李如松、李如柏、李如桢，皆负大将之才。”（《皇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五十二）
万历二十年，蒙古鞑靼部人，大明政府曾经的副总兵哱拜发动叛乱，发兵占据宁夏镇，进而连下中卫、广武、玉泉营、灵州（今宁夏灵武）等城，全陕震动。湖北麻城人梅国祯，时任监军御史，跟随兵部尚书魏学曾前往讨伐，在数战不利的背景下，独疏力保李成梁挂帅出征，在奏疏中盛称其能。该奏疏是对李成梁及其儿子能力、威望的简短评价。
李成梁，字汝契，号银城，有考证说其祖籍本为陇西，祖上于唐末为避战乱举族迁入朝鲜。爷爷李英于嘉靖年间归附明廷，任职铁岭卫指挥佥事。明朝武官实行世袭制，李成梁少年便“英毅骁健，有大将才”（《明史·李成梁传》），本应继承指挥佥事的职位，可是到他这一代，家境贫寒，竟然筹集不到去北京承袭官职的路费，以至到了四十岁，还只是一个普通的“诸生”。
我是不是就这样平凡到老？
我是不是就这样在默默无闻中度过一生？
就在李成梁几乎要对前途绝望的时候，他遇到了命中贵人。
辽东巡抚御史很赏识李成梁的才略，对他的处境非常同情，慷慨解囊，资助李成梁进京，这样，他获得了祖辈传下来的职位。
这一年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李成梁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
而在嘉靖中叶，成吉思汗第十五世孙，达延汗（又称大元可汗）巴图蒙克“贤智卓越”（《李朝实录》卷一七五），控弦达十万骑，建左右两翼六个万户，分别为察哈尔万户、兀良哈万户、喀尔喀万户、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和永谢布（哈喇慎、阿苏特）万户。
不久，察哈尔举部东迁，驻牧于蓟、辽地域（大体相当于现在的辽宁、内蒙古东部和河北北部地区），“时窥塞下”，从此与明廷开展了旷日持久的争战。
可以说，战患频起的北方给李成梁提供了展现雄才韬略的机会。
李成梁以一名低级军官的身份，提着脑袋“亲自搏战”，在刀剑拼杀里，在鲜血迸溅中，在无数死人堆里杀出一条条血路，赢得一次次战功，换来官职的不断升迁。很快，李成梁就升任为辽东险山参将。
隆庆元年（1567年），李成梁又升为副总兵，协守辽阳。隆庆四年（1570年），辽东（指辽河以东地区，今辽宁省的东部和南部）鞑靼辛爱部入侵，辽东总兵王治道战死，李成梁受任于危难之际，领总兵官，署理都督佥事。这个职位，李成梁自隆庆四年（1570年）至万历十九年（1591年）一共做了二十二年，后因御史弹劾而解任。
长长的二十二年里，李成梁几乎是无日不战，年年杀敌无数。在万历十六年（1588年）之前，李成梁“师出必捷，威振绝域”（《明史·李成梁传》），战功累累，令人眼花缭乱，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天启初年兵部职方员外郎、安徽桐城人方孔照所作的《全边略记》。
正是这数不胜数的战功使李成梁成了辽东的一根定域巨擘。
面对大大小小的游牧部落，无论是单独挑衅还是联合出兵，李成梁都一一将之战服，进而拓疆七百里，建宽甸六堡，并在开原、清河、抚顺等地开办贸易市场，与当地部落建立友好关系。在将吏贪懦，边备废弛的时代，李成梁纵横北方边塞，史称“边帅武功之盛，两百年来所未有”。
辽阳百姓称李成梁的中左所之战、盘山驿之战、卓山之战、平虏堡之战、红土城之战、养善木之战、鸭儿匮之战、雕背山之战、辽河之战、阿州之战、抚顺之战、沈阳之战、开原之战、袄郎兔之战、曹子谷之战、古勒寨之战，射王杲，诛速把亥，擒逞、仰二奴，斩阿大、阿海，“皆万世之功”（《明史·李成梁传》）。
凭借着这些赫赫战功，李成梁的官职不断升迁。特别是万历十年（1582年）斩杀泰宁部部长速把亥之役，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速把亥为辽左患二十年”，是大明帝国北方的心腹大患，此人死，兀良哈部元气大伤，另一强势部落海西叶赫部，经分化瓦解，则在万历十七年（1589年）被征服，首领那林孛罗请降。
因此可以说，斩杀泰宁部部长速把亥之事是影响明历史进程的大事，其影响之一：明帝国、蒙古、女真三方的力量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影响之二：帝国支柱张居正也因为在此期间对李成梁的鼎力支持而进位太师，从而成就了由张居正、李成梁和戚继光三人组成铁三角支撑帝国的繁盛局面。
然而好景不长，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一直力挺李成梁的张居正溘然病逝，李成梁作为边将，朝内没有保护伞，作战趋于保守，以至于在万历十七年、十八年、十九年连续损兵折将，战略上一退再退。
万历十九年（1591年）三月，李成梁发兵出镇夷堡潜袭板升，初战捷，回师途中遭伏击，大败，阵亡者达数千人。此战结束，李成梁不堪御史的弹劾，卸任辽东总兵，“以宁远伯回朝”。从每战必胜到连战连败，张居正的辞世只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则完全是李成梁的自身原因。
《明史·李成梁传》说其“始锐意封拜，师出必捷，威振绝域。已而位望益隆，子弟尽列崇阶，仆隶无不荣显。贵极而骄，奢侈无度”。
想当初，李成梁大才难展，白白憋了四十年，一登战场，自然“锐意封拜”，意气风发，舍生忘死，而在“位望益隆”后，就耽于享受，“贵极而骄”了。
当然，谁也不可能永远年轻，毕竟，到了万历十九年，李成梁也已经六七十岁了，还指望他每天满怀豪情地拎着刀去砍砍杀杀也不现实。
另外，“军赀、马价、盐课、市赏，岁干没不赀，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以是灌输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如果以万历十年（1582年）为分界线的话，可以说，万历十年以后的李成梁已经成为一名标准的地方军阀了。
对于明末军队的作战能力，吕思勉先生在《吕著中国通史》中说：“军事的败坏，其机实隐伏于成梁之时，这又是其一例。军队的腐败，其表现于外的，在精神方面，为士气的衰颓；在物质方面，则为积弊的深痼；虽有良将，亦无从整顿，非解散之而另造不可。”
在吕老先生看来，对于明末辽东边防的松弛，李成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然，仅仅因为这个就认定李成梁是“亡明”始作俑者，证据是不够充分的。事实上，在李成梁的身上，还发生了许多不为人知，或者说是罕为大多数人所知的事。其中之一，就是他和清太祖努尔哈赤之间那些说不清，道不明，却又千丝万缕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