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定还记得，勇敢、大度、聪敏、强记是这种天赋必备的品质。……具有这种天赋的人会给群体或个人带来极大的损害，或者极大的益处……一个天赋贫弱的人永远不会做出任何大事。
——柏拉图
埃德蒙·威尔逊所著的《爱国者之血》是一部关于美国南北战争的文献，其中有这样一段，威尔逊将亚伯拉罕·林肯与奥托·冯·俾斯麦和弗拉基米尔·列宁相提并论。
19世纪，统一的动力格外强劲，并自此持续保持着强劲的势头；要理解南北战争对当今时代的意义，就该将亚伯拉罕·林肯跟其他献身类似事业的领袖联系起来……林肯、俾斯麦和列宁都是才智非凡、性格极其强韧的人物，他们既有历史的想象力，又有强大的意志力。他们都是不同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认为理想高于一切。三人都是孤家寡人，他们专注于自己的目标，一往无前。他们都不喜欢哗众取宠，无人在意声势排场：就连俾斯麦都曾经口出怨言，说自己做不了朝廷重臣，他令格兰特和其他人相信——他本人也一定真心实意地如此认为——他其实不是君主主义者，而是共和主义者。他们各自都统一了有如散沙一般的人民，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
我试图比较三位改革政治家，相比威尔逊，我的落脚点更偏重改革特征以及改革方法的区别。毫无疑问，林肯、俾斯麦和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所导致的（间接）个人经历，对我影响颇深。我的祖父卡尔·贝兰生于哈布斯堡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统治时期。他来自一个德国——捷克——克罗地亚复合家庭，上世纪初，一家人生活在奥匈帝国的克罗地亚。俾斯麦的普鲁士军队在萨多瓦击败了奥地利，为俾斯麦的改革铺平了道路。四十年后，卡尔·贝兰和家人移民到了美国。
我祖父的堂兄留在了欧洲，他亲身体验了这场改革带来的影响。约瑟夫·贝兰是一名罗马天主教神父，在萨多瓦以西七十英里的布拉格教授教牧神学。20世纪30年代，他被任命为学院的院长。贝兰的传记作者记述了1939年的一天，德国坦克的隆隆轰鸣和德国军靴的踏地声“透过沉闷的窗扇，传进了教会学校”。“这是反基督的象征。”贝兰神父平静地说，说完他继续讲课。1940年6月，他被盖世太保逮捕，1942年秋天，被送到了达豪，囚犯编号是35844。共产党领导者沃依特赫·卞凯克在他的《达豪回忆》一书中写道：“据我所知，贝兰神父是狱中最优秀、品格最高尚的人之一。”这位瘦骨嶙峋、衣衫褴褛的神父于1945年5月被释放，解救他的是美国军队——林肯改革创建的共和国所拯救的公民。感恩弥撒后，贝兰神父回到了布拉格，1946年12月，他被任命为布拉格大主教，圣维特大教堂的波西米亚都主教。后来，他遭到了俄国人的迫害——他们所服务的那个政权，倘若亚历山大二世当年改革成功的话，根本就不可能存在。1978年冬，我们全家赴苏联旅行，途中，我亲眼见证了贝兰主教晚年生活的这片土地是何等荒凉贫瘠。当时我家住在伦敦，刚读完罗伯特·马西的《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我觉得，父母是被我对俄国的好奇心打动，于是带我去亲眼看看这个国家的。
而我母亲的家庭经历却迥然不同。外祖母家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家住南七街413号——现在这所房子已经不再属于格雷厄姆家了。转过一个街角，就是南八街430号的林肯家。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伊利市，外祖母家的房子里塞满了关于林肯的纪念品，其中包括如今挂在我家客厅里的那幅总统画像。
从这个小小的方面，就能看出不同类型的政治家产生的不同影响。我父亲的亲人被迫逃离故土，我祖父的堂兄差点在集中营里丧命。我母亲的家庭在斯普林菲尔德与伊利市蓬勃兴旺，并未受到任何权力机构的侵扰。
分析现代自由政权起起落落的书成百上千，它们也描述了独裁政权的出现；但我认为，从来没有一本书特别重视1861年至1871年间的几场改革，这个十年构成了人类自由编年史上最引人瞩目的篇章，也见证了恐怖和高压统治的新哲学的出现。
